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原文注解与鉴赏

文心雕龙·体性 刘勰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复采曲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赞曰:才性异区,文体繁诡。辞为肌肤,志实骨髓。雅丽黼黻,淫巧朱紫。习亦凝真,功沿渐靡。

〔注释〕

符:表现。雅郑:此处指雅乐及淫靡之音。铄(shuò):熔铸。凝:感染。笔区:指文苑。谲:变化。诡:诡异。鲜:少。归涂:归途。熔式:效法;经诰:经典。熔式经诰:效法经典。方轨:并行。复:深隐不现。(nóng):浓厚,此处喻丰富。炜烨:光彩鲜艳。枝派:头绪绵密。摈:摒弃。摈古竞今:摒弃陈旧,追求新颖。舛:不合。乖:背离。苑囿:范围。肇:开始。贾生:贾谊。长卿:司马相如的字。诞:狂放。子政:刘向。昭:明白。孟坚:班固。懿:美好。平子:张衡。淹通:广博通达。仲宣:王粲。躁竞:急躁通锐。公幹:刘桢。气褊:性情偏激。情骇:情思惊人。嗣宗:阮籍。叔夜:嵇康。安仁:潘岳。士衡:陆机。恒资:恒久不变的气质。初化:初,开头;化,显现。翻移:改变。雕琢:指学习修辞。雅制:端正体裁。合数:符合原则。环中:轴心。凝真:正确的才气。靡:倒。指倒向正确的一面。

(夏广兴)

〔鉴赏〕

本篇中心是讲文学风格的形成和文学风格的基本类型,中心思想则是“因内符外”,意思是说,文学创作活动是人的“情性”外化为文的“体式”过程,即内在的隐秘的独特的思想感情外显为语言文字的风格,这内与外是相符的,个性与其风格是对应的,各人的文章的体式不同是其“本心”和“情性”不同。刘勰为了论证他的这一观点,对“体”与“性”都作了分析,特别是把“性”分为“才”、“气”、“学”、“习”四项,并着重说明这四项如何与“八体”相对应。为了阐释刘勰的“因内符外”说,我们先从他的“体”的概念谈起,次谈他的“性”的概念,最后谈“体”与“性”两者的关系。

(一) “体”的概念。《文心雕龙》一书中“体”字大概出现了80余次。在不同的语境中的意义是不同的。这里考察的是“体性”之“体”及其相关的意义。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中,一般把“体”理解为“体裁”和“风格”,这种理解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不是一种很完善的理解。《文心雕龙》中的“体”字,有的地方明确是指“体裁”,如:“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辩正然否”(《论说》),“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附会》)等。这些地方所说的“体”明显是指文章体裁。有的地方,明显是指风格而言的,如:“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体性》),“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体性》)等,这都是直接谈风格的。可见刘勰笔下的“体”确有体裁和风格这两种含义。但“体性”的“体”是什么概念,其范围是不是就囿于“体裁”和“风格”这两个意义上,就还需要讨论。如果把“体性”的“体”仅仅理解为体裁和风格,那么这种理解就存在一个困难,就是从体裁到风格之间跨度太大,似乎一下子就从体裁跳到风格,两者之间没有中介环节,而缺少中介环节二者就难以建立起联系。这一点在一些研究者那里也感觉到了,如王运熙教授等提出了一个“文体风格”的概念置于“体裁”与“风格”之间,这个思路无疑是好的,但“文体风格”的概念能不能成立,就可以质疑。他们所说的“文体风格”,是从曹丕、陆机、刘勰等人的相似的说法中引申出来的。如“夫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曹丕《典论·论文》)。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风格的客观因素,所以叫做“文体风格”。

(二) “性”的概念。刘勰在《体性》篇谈到风格形成的原因时指出:“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认为“性”或者说“情性”可以分为四项:才、气、学、习。才、气是先天的“情性”,学、习是后天的“陶染”。就风格的形成而言,先天的才、气是潜能,后天的学、习是释放潜能的条件。这比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以气为主”的著名的说法进了一大步。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认为,先天与后天的四个要素与后面所讲的“八体”有关。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版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刘氏所说的八体可以归纳为四类:雅与奇为一组,奥与显为一组,繁与约为一组,壮与轻为一组。这四组就是所由构成风格原因的四类。雅与奇只体式言,体式所以会形成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就视其所习,所以说‘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奥与显指事义言,事义所以会形成两种不同的风格,有待其学,所以说‘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繁与约指辞理言,形成之因视其才,所以说‘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壮与轻指风趣言,形成之因视其气,所以说‘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在这里,雅奇、奥显、繁约、壮轻是两种相等的不同的风格,雅郑、浅深、庸俊、刚柔又是两种相对的表示优劣的评语,两相配合,固然不能尽当,但是雅奇与习,奥显与学,繁约与才,壮轻和气,却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还可以这样比附。在此四类之中再可以综合为二纲,这即是他所说的‘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情性出于先天,所以才与气可以合为一组,所谓‘才由天资’。陶染出于后天,所以学与习又可合为一组,所谓‘学慎始习’。”这是把“因内符外”和“表里必符”的思想,作了细致的对应描述。当然这样机械的整齐对应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但其中似乎也有可以参考的地方。

(三) “体”与“性”对应关系及其二重性。在风格与人格的对应问题上,刘勰提出了“因内符外”、“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和“表里必符”的观点。这种思想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易》:“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守者其辞屈。”这是把人的行为与人的言语风格联系起来考察的意思。其后有扬雄的“心画心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也。”扬雄的“心画心声”说,可以说是最早把人的语言、书辞与其作者的人品联系对应起来,对后代影响很大。陆机《文赋》:“夸目者尚奢,惬意者富贵,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刘勰的“因内符外”说或“表里必符”说,是对上述观点的发挥与完善。应该说这种观点反映了一般情况,也是真正的作家力求达到的境界。但在实际中人格与风格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精神现象,人格与风格之间存在着千变万化的关系,难于一概而论。只看它们之间的一致性,简单地因人格而论作品,和简单地以风格推论人格,不考虑各种变动不居的情况,是知其然,不是其所以然。人格与风格不一致的情况是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黄侃的意见值得参考,他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因文见人,非必视其义理之当否,须综其意言气韵而察之也。”我的基本看法是,刘勰的“因内符外”说或“表里必符”说大体上是不错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人格总要这样或那样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人的语调和韵调,是在长期的生活和艺术实践中形成的,深入到人的无意识层面,成为人的不可改变和不可剥离的内心生活,往往在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来。那么为什么又说人格与文格有时不相类呢?主要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依存美”,不能不延伸到意识的层面,延伸到理性的层面,在意识和理性的层面,作者是完全可以进行自我调控的,这样作者就有故意夸张、作伪的可能。所谓“巨奸为忧国语,热衷人作冰雪文”(钱钟书语)的情况也就这样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