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言·《商君书》原文翻译注释与鉴赏

壹言 《商君书》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不可不知也。夫民之从事死制也,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不用辩说、私门而功立矣,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故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若此而功臣劝,则上令行而荒草辟,淫民止而奸无萌。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抟,抟而不化则不行,行而无富则生乱。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敌劝民也。夫开而不塞则知长,长而不攻则有奸;塞而不开则民浑,浑而不用则力多,力多而不攻则有奸、虱。故抟力以壹务也,杀力以攻敌也。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故明君知齐二者,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

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长乱也。秉权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奸于上而官,无不赏罚断而器用有度。若此,则国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伦徒举。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乱,非乐以为乱也,安其故而不窥于时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今而不时移,而不明世俗之变,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赏以致刑,轻刑以去赏。夫上设刑而民不服,赏匮而奸益多。故上之于民也,先刑而后赏。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故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

〔注释〕

将:欲,打算。事本:指从事农战。抟:通“专”,专一。时:适时,及时,适合当时的情况。化:变化。应用:听从使用。圣人:作者心目中能适应社会发展而进行革新的统治者。朝夕:从早到晚。死制:愿为国家法令效死。下:贬低,轻视。技艺之民:手工业者。游学之人:到处讲学游说的人。开:开辟。公利:指以国君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国家的利益。塞:杜绝。致:招致。私劳:为私门效劳。劝:勉励、鼓励。淫民:技艺、游学之人。萌:萌生。末:商业和手工业。杀(shài):减少,消耗。这里指使用。化:用掉。富:疑是“当”字。事敌:对敌作战。知长:原作“短长”。长,增长。攻:治理。虱:有害于国家的行为和现象。《去强》中有“六虱”,指岁、时、美、好、志、行。浑:浑沌,愚昧,不明白。贵民壹:重视民众任务的统一。朴:朴实、淳朴。废:止。齐:调和。削:削弱。道:通“导”,引导。卑:低下。长乱:助长混乱。秉:持,执。垂法:颁布法令。器用:器物。伦徒:各种人物。举:行动。故:旧,指旧制度。窥(kuì):缺乏。多赏:滥赏。上之于民:原作“民之于上”,根据文义改。度(duó):衡量,考虑。干:抵触。

(毛慧君)

〔鉴赏〕

《壹言》并非专论统一言论,而是讲“壹”即专一的重要性、如何做到“壹”,等等。

以《商君书》而论,“壹”出现的频率相当频繁,而且地位也甚为重要。此篇竟然作出了对“壹”的专篇大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作者对此发生了如此的兴趣,有如此的偏爱呢?

作者对秦国民风中的不足十分不满,那就是“民贵学问,又贱农”;“辟、淫、游、惰之民有所食”(《商君书·垦令》),也就是说,秦国之民表现得较为懒散、浮躁、事业心较差。这其中当然有自然条件相对其他国家较为不利等客观原因,但从管理者的角度而言,亦与在上者没有带好头、法律制度较为陈旧、束缚了人们积极性密切相关。针对此情,作者提出“凡将立国……事本不可不抟”的主张。意思是说,虽然看上去问题在百姓身上,其实根子却在统治者那里。要治理好这个国家,必须从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使人心得到重新的凝聚、制定切实可行的施政纲领并持之以恒等方面做起。

那么,在百废待举的局面中,究竟以什么为可“壹”之事呢?《壹言》篇中提出了两条:一为农耕,他又称之为“抟力”;二为战事,他又称之为“杀力”。应当说这种选择是十分明智的。这是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由于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商业尚处于初始阶段,抓农业即是指要以国家经济的发展为首攻方向。另外,由于其时正值诸侯纷争、战火不断时期,国家的军事实力亦是直接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大事。这两件事对于正处弱国地位的秦国来说,确实较之其他国家管理中应涉及的思想、文化、教育、外交、卫生等事宜,来得更为重要一些。因为对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来说,只有振兴国力才能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

作者由此提出了一系列鼓励人民专心务农、勇于作战的办法。关于前者,通过户籍造册定编、对游惰之民课以重税重赋、农耕有功者可获官爵等方式,使人民安心于农事。至于后者,他亦沿循突破既定等级制度的思路,使有军功者得到重赏,甚至可改变过去低贱的身份地位。这样的做法当然可以极大地调动了百姓参战的积极性。

作者认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做到从实际出发,“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又持之以恒,坚持一抓到底,便能取得预期的成功。

战国时期,各种学派风起云涌,各家无不以改造天下为己任。如孟轲发出过“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感叹。但是他们的宏词高论往往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有的甚至还因此而误人国事(如宋襄公即因死守“仁义”之道而将江山拱手相让),能像《壹言》作者那样拿出切中时弊的有效办法,并执著其间、一抓到底者,则属凤毛麟角。从这一点上看,“壹”的思想确实具有时代的先进性。

作者讲“壹”,也强烈地透露出其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他在整篇中所提倡都是一种据实情、办实事、求实效的精神。务实、专一,是受到中国古代有识之士普遍重视和提倡的一种美德。《壹言》作者以务实风格为秦国戒除虚浮、骄躁风气作出贡献,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治理国家只须务实、不必务虚(即注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引导、教育);也不意味着任何决策都可“壹”以贯之,不知变通。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提出不同的有针对性的管理方式方法,这同样也是《壹言》篇所提示于我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