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友人的一次谈话(老舍)

老舍:北京解放后最大的变化,是由一个消费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生产的城市。因为这样子,家庭生活随着都变了。以前,在这里住的,是做生意的、做官的。他们往往是一个人挣钱一家子花。今天,大家都有工作了,那么家庭生活,就不能是一个老的、封建的、家长制的家庭。大家都出去工作,大家都独立了。特别是妇女,在那个老的、封建家庭里,男女的婚姻是要父母来决定的。现在,妇女们经济独立了,她就是有了婚姻的自由。拿我自己的家庭来说,我们的人不多,我自己有工作,我的太太也有工作,我的儿子、儿媳妇都有工作。我有三个女儿,现在只有一个小的在念书,那两个也都做事,都有工作。大家都有工作,生活上富裕了,家庭也就更和睦了,不会因为一个钱的关系而吵起来。以前我写的小说里,为了一点小事情,家庭不和了,打架了,拌嘴了。现在哪,个人有个人的工作,都有工作,小的纠纷就很少了。在今天,北京市民的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第一愿意劳动了。以前这里封建的势力很大,总以为自己去劳动是不光荣的。现在,改过来,劳动是光荣的,每个人都愿意参加工作。因为这样子,我们现在的北京就有很多的人,他们的儿女变成了工人阶级了。还有,像我们的北京市的人民代表,然后由北京市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他们包括了北京的工人、农民。学校里也是这样,以前都是全国的有钱的儿女,来北京上学,所要的学费很大。现在我们哪一个大学里都有不少的工农子弟,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最下层的,贫苦的劳动人民,他们现在都起来了,都翻了身。拿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来说,比如我写的《骆驼祥子》这样的拉车的,他是没有希望的,他终身被剥削,一辈子做人们看不起的马、牛。现在哪,一位老的三轮工人对我讲,他,很早就拉车,是拉两轮的,后来他就蹬三轮的,到他现在儿子这一代,就开四个轮的,开汽车了,成为真正的运输工人。再拿天桥艺人、老艺人来说,他们要受种种的剥削、种种的压迫,因为那里是流氓恶霸的天下。现在许多老艺人呢,噢,他能够出国表演去,他感到非常的光荣。现在即使他还在天桥那儿,没有人剥削他,没有人敢压迫他,他是一个跟别人一样的尊严的人。日记者:刚才老舍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北京市民生活变化情况,想问一个问题:现在已经有了这些变化,老舍先生有没有打算把现在北京市民的生活写成一个新的小说?要有这么个打算,它的题目、主题是什么?另外,老舍先生的过去小说在日本介绍时说是富于幽默。那么,在那种受压迫的情况下,一般劳动人民对待生活的态度、对自己的未来还是抱着希望的,幽默是不是从这方面来的?老舍先生要是写新的小说,它的主题、重点是什么地方?包括幽默这方面吗?

老舍:我很想来写新北京的人民的生活,但是,自己的生活不是那样子的丰富了。因为,像刚才我们说的,它现在是新起来的一班人了,这种生活,我了解得不够全面。加上自己的身体不太好,就没有法子,特别是跟青年能够多接近,比如到工厂去长期地住下来。所以我只希望今后身体能够好一些,真正到农民、工人那里,一块住一个时期,一个长时期,能够写出一点新的东西来。因为自己对新的北京认识得不够了,毕竟得多方面吸收新的人物、新的事物才能有法子创作。因为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不是稍微变了一点;稍微变了一点,我们很容易写。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变了,所以没有很长时期的了解,那是写不好的。

关于风格上,以前写的东西有一些幽默的地方,这个嘛,像刚才说的,人民虽然很苦,但还是有对将来抱有希望的一种幽默,在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啼笑皆非的幽默,一种苦笑,不知是哭好哇,还是笑好。假如以后可能写小说的话,我那种幽默就是要从心里发出来的笑声了,而不是啼笑皆非的笑声。

解放以来,我写的话剧较比多,并不是说写话剧不要深入生活,而是话剧就是抱着一件事情,因为它只演两个多钟头嘛,抱着一件事情说,就够了!一个问题一件事。写小说就要更全面了,包括的东西更多了,所以我总觉得自己认识不够,也就不敢动笔来写长篇小说。话剧范围窄一些,小一些,较比的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去搜集材料。另一方面,以前我熟悉的那个生活,有不少人嘛,是天天起来坐在茶馆里喝茶、玩鸟,那种游手好闲的生活现在差不多是没有了。小的事情呢,就经常写一点散文,比如介绍北京,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街道上,干净多了,这只能写一点散文介绍介绍,不够写一部小说的。再一方面,自己在文艺界的机构里,像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市文联,还有不少事情,我也都得去参加。时间也不像原先那样充裕。培养下一代的作家,各种协会行政方面的事情,也要参加一些。

日记者:前几天我们到一般的北京市民家庭去采访。刚才老舍先生说要写一部新的小说,包括解放前后风俗习惯的变化问题,请您谈一下,在风俗习惯上解放前后的变化,还有那些没有变化的,请举一两个例子。

老舍:风俗习惯上有很大变化,以前嘛,很迷信。特别是过年、过节,都要烧香啊,求神啊,拜神啊,这个风俗变了。另一方面,关于一般的科学的常识增多了,因为这是必然的,没有这个就不能打倒迷信。比如医院,以前只有有钱的人可以上医院,现在我们有公费医疗,上一次医院无形中接受了很多的卫生知识。所以这一方面是提高得多了。第二是铺张浪费的东西,比如过年了,过节了,要买香啊,蜡明,买纸来烧啊,这种东西差不多很少了。以前结婚喽,做生日喽,添孩子喽,都要大吃大喝一顿,现在这也减少了。现在大家生活是非常的朴素。要提倡节约,就是那块地方我也还写着“勤俭持家”,告诉我的孩子们,都要节约。因为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我们要知道节约,勤俭持家,节约办事。这是一个普遍的新的风气。好多的老风俗还保存下来,比如像前几天,就是腊八,家里也熬粥,工厂里也熬粥,但是以前哪,那个是含着迷信的内容,而且要把那个粥抹在树上,这棵树到明年结果子就多了,现在呢,腊八就是腊八,大家喝喝粥嘛,这个时候庄稼都收了嘛,各种豆子、枣子、栗子都有,大家喝一喝,没有迷信的意义,没有人再把它抹在树上,希望树明年多结果子;想结果子你得要想科学的办法。春节了,我们还是照常的庆祝,还是贴贴对子,挂挂画,但是那种迷信的东西少了,不接财神爷了,恐怕财神爷就是我们自己,自己创造出财富那才是光荣的,给财神爷磕头磕不出什么道理来,……老的风俗还继续下来,但是改变了它的内容了。

去年春天到日本,各处受到日本朋友的照顾、招待,心里非常感激,我可以说,我们那五个星期,是我们感到最愉快的一段时间。我们体验到中日人民的友好,中国人民、日本人民是一致的,是无可遏制的一个大的浪潮。这对我们两国有利,也是对于世界和平的一件大事情。我要是不到日本去,我还感觉不到这么深,到了日本,感到日本人民这种对于中日友好的热忱,非常感动。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一切见过面的、招待过、照顾过我们的朋友们致谢!致敬!

载一九八○年一月《文艺报》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