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语言的革新(老舍)

昔日的相声演员有一种本领:对什么观众,说什么话。他们到天桥或别处去“撂地”,地方既欠“文明”,听众里又没有妇女,他们的嘴里就野一些;及至走堂会的时候,嘴里就很干净,不带脏字儿。

现在,这种本领用不着了。演员们到哪里都堂堂正正地说那一套词儿,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

这是个很大的变化。

从语言上看,有的老相声段子相当文雅,特别是某些单口的。可是大多数的老段子,与别的曲艺形式中的语言相较,的确显着粗糙。这并不足为怪。在老年间,相声本是街面上的玩艺儿,难登大雅之堂。文人墨客既没有编写相声的本领,也不屑于去学习。所以,大多数的段子是由当时的艺人自己编的。他们都有些才华,要不然就编不出相声来。可是,在那个年月,艺人不能不顾及生活,所以就不得不迎合低级趣味,以期增多收入。因此,有的老段子通体都以凑趣逗哏为主,并没有什么更高的意义。这不能怪艺人,而应怪当时的任凭相声自生自灭,没人关心。

党关切一切艺人,相声演员也身受其惠。从前被称为“说相声的”,解放后变成相声演员和语言艺术家了。这种鼓励使艺人非力争上游不可。于是,他们开始接近作家,整理老段子,创作新段子。这么一来,首先是老段子中的粗俗语言必须去掉。若只去掉陈腐的,而不补充上新鲜的,好处就不大。相声演员更进一步,不只在空洞的语言上绕圈圈,而开始去从生活中寻找语言。他们下厂下乡,慰问部队,宣传清洁卫生,参加社会活动……。新的生活供给了新的语言。

新语言的运用,使演员们看清楚:语言本身的确有招笑的能力。但是,专凭语言的能力,而没有思想内容,便会落个空耍贫嘴,风格不高。这就是新段子里只抱住一句笑话死不放手,翻来覆去地重复的原因。比如说:老段子或垫话里若是抓住武大郎,便把所有的有关武大郎的俏皮话、歇后语全都搬来,反复应用,力求逗笑,既乏含蓄,又没有什么意义。新段子就很少利用这个庸俗的手法。新段子里多少有了思想内容,不专靠语言支持局面了。

我不轻视相声中的语言能力。但是,专重语言而忽略了思想内容,便只能招笑,而不能作有力的讽刺。相声应当招笑,而讽刺必由较比高深的思想得来。成功的新段子都是既有讽刺,又配以适当的足以招笑的语言。这类的新段子树立了相声的新风格,雅俗共赏,且有教育意义。这类的段子的创作方法若能继续提高,我们的相声便能够担起更重大的责任,成为打击敌人与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新段子里,也有些不甚成功的。这些段子的缺点大概是颇愿提高相声的思想性,可是在语言上却摹仿老段子的老包袱。这就是说,在思想上求新,而在言语上不敢放胆创造。结果呢,内容与形式不能统一,包袱勉强,失去相声应有的效果。相声的效果是随时使人发笑,笑完了去作深思,有所醒悟。某些老段子只顾招笑,不及其他,当然不大好;某些新段子又只顾宣传,而忘了招笑,也不大好。当然,既能非常招笑,又有深刻的政治性,是极不易为的事,这就有待于我们的努力,再努力。在那些较好的新段子的基础上,我们一定能够层楼更上的。

相声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这就难怪在老段子里有许多许多北京的土语方言。可是,现在这也有了变化。相声的足迹现在已遍全国,广播电台时常播送相声节目,工厂、部队、学校和机关里,只要举行游艺会,差不多总要表演相声。这样,相声里的土语方言也就逐渐减少,而代以普通话,且成为推广普通话的配合力量。这是个可喜的变化。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土语方言确是有极为俏皮的,会在相声里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假若相声的情节安排得好,普通话也能同样地获得预期的效果,不必非用土语方言不可。近几年来的成功的新段子,差不多在语言上已看不出多少地方色彩,可以拿到任何地方去说,都同样受到欢迎。这就扩大了相声阵地。

假若文艺作品而需要土语方言,相声就应居首位,因为它必须引人发笑,而土语方言往往具此本领。那么,依据过去几年的经验,相声既可以用普通话去写去说,别的文艺形式就更可以这么作而无损于表现力了。这个鲜明的具体事实,可供喜用土语方言的作家参考。

假若一位只听过老相声,而没有听过新相声的人,忽然听到新段子,他该怎样地惊异啦!新段子的语言既干净,又是普通话,而且内容密切结合社会现实,他怎能不惊异呢?是呀,这不但使他惊异,而且也使他高兴啊。想想看,当年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玩艺儿,今天却变为到处受欢迎的文艺尖兵,这是多么大的变化与进步!

可是,若是没有党的领导与关切,相声与相声演员怎能取得今日的地位呢!让我们都感激党,并要求自己以更好的作品及表演技术为人民服务,答报党的恩惠吧!

载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曲艺》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