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钱(老舍)

我告诉你,二哥,中国人是伟大的。就拿银行说吧,二哥,中国最小的银行也比外国的好,不冤你。你看,二哥,昨儿个我还在银行里睡了一大觉。这个我告诉你,二哥,在外国银行里就做不到。

那年我上外国,你不是说我随了洋鬼子吗?二哥,你真有先见之明。还是拿银行说吧,我亲眼得见,洋鬼子再学一百年也赶不上中国人。洋鬼子不够派儿。好比这么说吧,二哥,我在外国拿着张十镑钱的支票去兑现钱。一进银行的门,就是柜台,柜台上没有亮亮的黄铜栏杆,也没有大小的铜牌。二哥你看,这和油盐店有什么分别?不够派儿。再说人吧,柜台里站着好几个,都那么光梳头,净洗脸的,脸上还笑着;这多下贱!把支票交给他们谁也行,谁也是先问你早安或午安;太不够派儿了!拿过支票就那么看一眼,紧跟着就问:“怎么拿?先生!”还是笑着。哪道买卖人呢?!叫“先生”还不够,必得还笑,洋鬼子脾气!我就说了,二哥:“四个一镑的单张,五镑的一张,一镑零的;零的要票子和钱两样。”要按理说,二哥,十镑钱要这一套罗哩罗嗦,你讨厌不,假若二哥你是银行的伙计?你猜怎么样,二哥,洋鬼子笑得更下贱了,好象这样麻烦是应当应分。喝,登时从柜台下面抽出簿子来,刷刷的就写;写完,又一伸手,钱是钱,票子是票子,没有一眨眼的工夫,都给我数出来了;紧跟着便是:“请点一点,先生!”又是一个“先生”,下贱,不懂得买卖规矩!点完了钱,我反倒愣住了,好象忘了点什么。对了,我并没忘了什么,是奇怪洋鬼子干事——况且是堂堂的大银行——为什么这样快?赶丧哪?真他妈的!

二哥,还是中国的银行,多么有派儿!我不是说昨儿个去取钱吗?早八点就去了,因为现在天儿热,银行八点就开门;抓个早儿,省得大晌午的劳动人家;咱们事事都得留个心眼,人家有个伺候得着与伺候不着,不是吗?到了银行,人家真开了门,我就心里说,二哥:大热的天,说什么时候开门就什么时候开门,真叫不容易。其实人家要楞不开一天,不是谁也管不了吗?一边赞叹,我一边就往里走。喝,大电扇忽忽的吹着,人家已经都各按部位坐得稳稳当当,吸着烟卷,按着铃要茶水,太好了,活象一群皇上,太够派儿了。我一看,就不好意思过去,大热的天,不叫人家多歇会儿,未免有点不知好歹。可是我到底过去了,二哥,因为怕人家把我撵出去;人家看我象没事的,还不撵出来么?人家是银行,又不是茶馆,可以随便出入。我就过去了,极慢的把支票放在柜台上。没人搭理我,当然的。有一位看了我一眼,我很高兴;大热的天,看我一眼,不容易。二哥,我一过去就预备好了:先用左腿金鸡独立的站着,为是站乏了好换腿。左腿立了有十分钟,我很高兴我的腿确是有了劲。支持到十二分钟我不能不换腿了,于是就来个右金鸡独立。右腿也不弱,我更高兴了,嗨,爽性来个猴啃桃吧,我就头朝下,顺着柜台倒站了几分钟。翻过身来,大家还没动静,我又翻了十来个跟头,打了些旋风脚。刚站稳了,过来一位;心里说:我还没练两套拳呢;这么快?那位先生敢情是过来吐口痰,我补上了两套拳。拳练完了,我出了点汗,很痛快。又站了会儿,一边喘气,一边欣赏大家的派头——真稳!很想给他们喝个彩。八点四十分,过来一位,脸上要下雨,眉毛上满是黑云,看了我一眼。我很难过,大热的天,来给大家添麻烦。他看了支票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好象断定我和支票象亲哥儿俩不象。我很想把脑门子上签个字。他连大气没出把支票拿了走,扔给我一面小铜牌。我直说:“不忙,不忙!今天要不合适,我明天再来;明天立秋。”我是真怕把他气死,大热的天。他还是没理我,真够派儿,使我肃然起敬!

拿着铜牌,我坐在椅子上,往放钱的那边看了一下。放钱的先生——一位象屈原的中年人——刚按铃要鸡丝面。我一想:工友传达到厨房,厨子还得上街买鸡,凑巧了鸡也许还没长成个儿;即使顺当的买着鸡,面也许还没磨好。说不定,这碗鸡丝面得等三天三夜。放钱的先生当然在吃面之前决不会放钱;大热的天,腹里没食怎能办事。我觉得太对不起人了,二哥!心中一懊悔,我有点发困,靠着椅子就睡了。睡得挺好,没蚊子也没臭虫,到底是银行里!一闭眼就睡了五十多分钟;我的身体,二哥,是不错了!吃得饱,睡得着!偷偷的往放钱的先生那边一看,(不好意思正眼看,大热的天,赶劳人是不对的!)鸡丝面还没来呢。我很替他着急,肚子怪饿的,坐着多么难受。他可是真够派儿,肚子那么饿还不动声色,没法不佩服他了,二哥。

大概有十点左右吧,鸡丝面来了!“大概”,因为我不肯看壁上的钟——大热的天,表示出催促人家的意思简直不够朋友。况且我才等了两点钟,算得了什么。我偷偷的看人家吃面。他吃得可不慢。我觉得对不起人。为兑我这张支票再逼得人家噎死,不人道!二哥,咱们都是善心人哪。他吃完了面,按铃要手巾把,然后点上火纸,咕噜开小水烟袋。我这才放心,他不至于噎死了。他又吸了半点多钟水烟。这时候,二哥。等取钱的已有了六七位,我们彼此对看,眼中都带出对不起人的神气。我要是开银行,二哥,开市的那天就先枪毙俩取钱的,省得日后麻烦。大热的天,取哪门子钱?!不知好歹!

十点半,放钱的先生立起来伸了伸腰。然后捧着小水烟袋和同事的低声闲谈起来。我替他抱不平,二哥,大热的天,十时半还得在行里闲谈,多么不自由!凭他的派儿,至少该上青岛避两月暑去;还在行里,还得闲谈,哼!

十一点,他回来,放下水烟袋,出去了;大概是去出恭。十一点半才回来。大热的天,二哥,人家得出半点钟的恭,多不容易!再说,十一点半,他居然拿起笔来写账,看支票。我直要过去劝告他不必着急。大热的天,为几个取钱的得点病才合不着。到了十二点,我决定回家,明天再来。我刚要走,放钱的先生喊:“一号!”我真不愿过去,这个人使我失望!才等了四点钟就放钱,派儿不到家!可是,他到底没使我失望。我一过去,他没说什么,只指了指支票的背面。原来我忘了在背后签字,他没等我拔下自来水笔来,说了句:“明天再说吧。”这才是我所希望的!本来吗,人家是一点关门;我补签上字,再等四点钟,不就是下午四点了吗?大热的天,二哥,人家能到时候不关门?我收起支票来,想说几句极合适的客气话,可是他喊了“二号”;我不能再耽误人家的工夫,决定回家好好的写封道歉的信!二哥,你得开开眼去,太够派儿!

载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论语》第五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