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卯字号的名人(一)》原文

卯字号的名人(一)

为了记录林蔡二人的笔墨官司,把两方面的文件抄写了一遍,不意有六七千字之多,做了一回十足的“文抄公”,给“谈往”增加了不少的材料,但是这实在乃是欲了解“五四”以前的北大情形的资料,不过现在已经很是难得,我恰有一册《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里边收有此文,所以拿来利用了。我本来还有《公言报》上的原本,却已经散失,这回转录难免有些错字,只是随了文气加以订正,恐怕是不很靠得住的。现在这重公案既然交代清楚,我们还是回过头去,再讲北京大学的事情。那时是民国六年(一九一七)的秋天,距我初到北京才五六个月,所以北大的情形还是像当初一个样子,所谓北大就是在马神庙的这一处,第一院的红楼正在建筑中,第三院的译学馆则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完全在景山东街,即是马神庙的“四公主府”;而且其时那正门也还未落成,平常进出总是走西头的便门,即后来叫作西斋的寄宿舍的门的。进门以后,往北一带靠西边的围墙有若干间独立的房子,当时便是讲堂,进去往东是教员的休息室,也是一带平房。靠近南墙,外边便是马路,不知什么缘故,普通叫作“卯字号”,随后改作校医室,一时又当作女生寄宿舍。但在最初却是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个人一间,许多名人每日都在这里聚集,如钱玄同、朱希祖、刘文典以及胡适博士,还有谈红楼故事的人所常谈起的,沈二马诸公——但其时实在只有沈尹默与马裕藻而已;沈兼士在香山养病,沈士远与马衡都还未进北大;刘半农虽然与胡适之是同在这一年里进北大来,但是他担任的是预科功课,所以住在译学馆里。卯字号的最有名的逸事,便是这里所谓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事,这件事说明了极是平常,却很有考据的价值;因为文科有陈独秀与朱希祖是己卯年生的,又有三人则是辛卯年生,那时胡适之刘半农和刘文典,在民六才只二十七岁,过了四十多年之后再提起来说,陈朱二刘已早归了道山,就是当时翩翩年少的胡君,也已成了十足古希的老博士了(胡氏亦已逝世)。

这五位卯年生的名人之中,在北大资格最老的要算朱希祖,他还是民国初年进校的吧,别人都在蔡孑民长校之后,陈独秀还在民五冬天,其他则在第二年里了,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苏浙江的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还是不明白。有一个同学说,他听讲文学史到了周朝,教师反复的说孔子是“厌世思想”的,心里很是奇怪,又看黑板上所写引用孔子的话,都是积极的,一点看不出厌世的痕迹,尤其觉得纳闷;如是过了好久,后来不知因了什么机会,忽然省悟教师所说的“厌世”思想,实在乃是说“现世”思想,因为朱先生读“现”字不照国语发音如“线”,仍用方音读若“艳”,与厌字音便很相近似了。但是北方学生很是老实,虽然听不懂他的说话,却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对,那些出来和他为难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学生,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姓范的,他捣乱得顶厉害,可是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大家还觉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学生。在他毕业了过了几时,才自己告诉我们说,凡遇见讲义上有什么漏洞可指的时候,他自己并不出头开口,只写一小纸条搓团,丢给别的学生,让他起来说话,于是每星期几乎总有人对先生质问指摘。这已经闹得教员很窘了,末了不知怎么又有什么匿名信出现,作恶毒的人身攻击,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人的主动。学校方面终于弄得不能付之不问了,于是把一位向来出头反对他们的学生,在将要毕业的直前除了名,而那位姓范的仁兄安然毕业,成了文学士。这位姓范的是区区的同乡,而那顶了缸的姓孙的则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乡,都是浙江人,可以说是颇有意思的一段因缘。

后来还有一回类似的事,在五四的前后,文学革命运动兴起,校内外都发生了反应,校外的反对派代表是林琴南。他在《新申报》《公言报》上发表文章,肆行攻击,顶有名的是《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本是假聊斋之流,没有什么价值,其中有一篇名叫《荆生》和《妖梦》的小说,是专门攻击北大,想假借武力来加以摧毁的。北大法科有一个学生叫作张豂子,是徐树铮所办的立达中学出身,林琴南在那里教书时的学生,平常替他做些情报,报告北大的事情,又给林琴南寄稿至《新申报》。这些事上文都曾经说及,当时蔡孑民的回信虽严厉而仍温和的加以警告,但是事情演变下去,似乎也不能那么默尔而歇;所以随后北大评议会终于议决开除他的学籍,虽然北大是向来不主张开除学生,特别是在毕业的直前,但这两件事似乎都是例外。从来学校里开除的,都是有本领好闹事的好学生,北大也是如此。张豂子是个剧评专家,在北大法科的时候便为了辩护京戏,关于脸谱和所谓摔壳子的问题,在《新青年》上发生过好几次笔战。范君是历史大家,又关于《文心雕龙》得到黄季刚的传授,有特别的造诣。孙世旸是章太炎先生家的家庭教师还是秘书,也是黄季刚的高足弟子,大概是由他的关系而进去的。这样看来,事情虽是在林琴南的信发表以前,这正是所谓新旧文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黄季刚与朱希祖虽然同是章门,可是他排除异己,却是毫不留情的。我为黄季刚同在北大多年,但是不曾见过面,和刘申叔也是这样,虽然他在办《天义报》《河南》的时候,我都寄过稿,随后又同在北大,却只有在教授会议的会场上远远的望见过一次颜色;若黄季刚连这也没有,也不曾见过照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