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有感二首·九服归元化》原文、赏析

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

如何本初辈,自取屈氂诛。

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

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

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

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

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

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

丹陛犹敷奏,彤庭歘战争。

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

御仗收前殿,凶徒剧背城。

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

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

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

谁瞑銜冤目,宁吞欲绝声?

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大和九年 (835) 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御紫宸殿,百官班定。李训等诈言大明宫左金吾院石榴树夜降甘露,诱使中尉仇士良等大宦官前往观看,同时布置兵力,企图一举消灭他们。不料事被发觉,宦官带禁兵五百人在皇城和外郭城大事搜捕杀掠,李训和宰相王涯、舒元舆等人被杀害,亲属株连。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甘露之变”。从此后七十年间,宦官一直掌握军政大权,直到唐末。

对于这样一次官僚士大夫对宦官的斗争,二十四岁的李商隐表明了鲜明的政治态度。他写下了 《有感二首》、《重有感》、《故番禺侯以赃罪致不辜事觉母者他日过其门》等一组政治诗,对李训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讽刺感慨,对宦官专权妄为极表愤慨,对文宗昏愚软弱既愤又怜,对无辜遇难的朝臣吏卒、小贩平民深表痛惜。甘露之变已成了历史,但在李商隐的心中,诸多感触使他久久不能平静。《有感二首》自注云:“乙卯年 (835) 有感,丙辰年(836)诗成。”可见,二诗酝酿成诗,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把这样一件大事隐曲地概括在诗中,在当时朝野一片恐怖、道路以目的情况下,也是极为难得的。诗人按纳不住内心的激动,经过了反复的推敲,终于用五言排律这种宜于表现庄重、典雅内容的诗体,表现了“甘露之变”这一重大题材。

“九服”二句说,中国四境的藩属都归附于朝廷的德化,日月星三灵也附合皇帝的英明大略,人事、天象,帖然安顺。言外之意是说国家并无危亡之祸。“如何”二句一气贯注下来,说怎么袁绍之流,竟然象刘屈氂那样自取灭族呢?本初是袁绍的字。《后汉书·袁绍传》 载: 汉少帝刘辩光熹元年(189) ,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事泄,何进反而被宦官所杀。袁绍勒兵入宫,捕捉宦官,无少长皆杀之。又《汉书》载: 汉武帝庶兄中山靖王之子刘屈氂,任左丞相,宦官郭穰告发他指使巫师诅咒武帝,勾结贰师将军李广利,欲立昌邑王为帝,被腰斩,妻、子枭首。诗中以“本初辈”比李训、郑注,言“屈氂诛”,指被宦官以谋反之罪而灭族,是说李训、郑注缺乏机谋,冒然行事,结果自取灭亡。“有甚” 二句是说,此举虽有过于爰盎当车,以使赵谈下车而泣之事,但结果却是使皇帝下殿趋避。《汉书·爰盎传》载: 汉文帝曾与宦者赵谈同乘一车,爰盎伏车前谏阻道:“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文帝令赵谈下,谈泣而下车。又《南史·梁武帝本纪》 记载: 大通年间,有童谣说:“荧惑(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此指唐文宗被宦官挟持事。“何成”二句说,这哪是什么奏报夜降之瑞物甘露,简直是在宫中捕杀盗贼了。“萑苻(huan fu环扶)”:泽名。《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后世常谓盗贼为萑苻。“证逮” 二句转到事败以后,说宦官频频下令逮捕有同谋之嫌的朝官,只要词状稍有牵连,就一起赔上性命。“竟缘”二句说,李训虚有其表,不能及早察识象石勒那样奸邪的郑注。《汉书·王商传》载: 汉成帝时丞相王商身材高大,容貌过人。匈奴单于来朝,见商颇畏惧。成帝称叹说:“此真汉相矣。”李训也是“形貌魁梧,神情洒落…… (文宗) 以其言论纵横,谓其必能成事”(见《旧唐书·李训传》),此以王商比李训。据《晋书·石勒载记》,石勒十四岁时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异志,恐将为天下之患。”派人前去收捕,石勒已离去。后来石勒成为“五胡乱华”时期前赵的君主。《旧唐书》称郑注“诡辨阴狡”、“挟邪市权”,此以石勒比郑注,指斥他怀有异志,险恶兆乱。“鬼箓” 二句说,这次事变使得朝臣半遭杀害,名列鬼箓,京师长安变成了战场。结二句说,我怎敢说这次事变可堪痛哭,但也未免不归怨于洪炉般的天地了。第一首诗斥责了李训的志大谋浅,狂燥误国;对“迫胁天子,下视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 《通鉴·文宗大和九年》)的宦官,表现了强烈的义愤,直斥他们滥杀无辜的罪行,极具胆略。

第二首上承前诗,所以一起就说殿前丹阶上群臣还在向皇帝陈奏,一下子宫廷却成了战场。“临危”二句说,文宗当晚召对了象卢植那样忠贞的令狐楚,才后悔错用了李、郑这种不可信任之臣。卢植,东汉末年人。《后汉书·卢植传》载: 何进谋诛宦官失败后,宦官劫持少帝逃往北宫,卢植手持兵器于半道中面斥宦官,宦官大为恐惧。后宦官又挟持少帝外逃,卢植连夜追杀宦官,夺回少帝。诗人以卢植比令狐楚。原注云:“是晚独召故相彭阳公入。”令孤楚曾为同平章事,封彭阳郡开国公,故称。《旧唐书》载: 训乱之夜,文宗召右仆射郑覃与令狐楚宿禁中,商量制敕。“庞萌,” 东汉初人,《后汉书·刘永传》载其为人逊顺,光武帝信爱之,后反叛,刘秀深悔错以他为社稷臣。诗人以庞萌比李、郑。“御仗”二句说,皇帝的仪仗刚从前殿进入内宫,凶恶的太监便在殿上滥杀起来。《通鉴》载,仇士良逃回殿上后,宦官用软舆载文宗北出。李训攀舆呼叫:“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宫!”被宦官拳击中胸仆地,与入宣政门,门随即关闭。“御仗收前殿” 即指此事。“背城”,《左传·成公二年》:“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诗意指宦官在殿上与李训等部下作殊死之搏斗。“苍黄”二句说,李训仓卒间想要象曹操那样以五色棒抑制宦官,反遭失败,把冬至时初生的阳气 (暗指唐王朝复兴的生机)也遏止住了。《三国志·魏志》载: 曹操任洛阳尉,造五色棒各十余枚,悬门左右,用以惩罚违禁者,曾杀掉了犯禁的宦官蹇硕的叔父。到此,对以上作一收束。“古有”二句说,古有所谓“清君侧”的事,今天也并不缺乏老成持重的人。《公羊传·定公十三年》: “此逐君侧之恶人。”“素心” 二句说,李训的本心忠于朝廷,没有异图,但此举太仓卒莽撞,不象样子。“谁瞑”二句说,衔冤含恨而死的人怎能瞑目,悲愤的未死者又怎甘心忍气吞声?以上四句,是诗人对甘露之变所作的一个总结。末二句说,近日听说皇帝又开宴庆寿,席间仍然演奏了王涯生前定的 《云韶乐》。这首诗除了直斥宦官为“凶徒”和责怪李训的鲁莽无谋外,主要讽刺了文宗的闇弱,叹其知悔已晚,悲其受制于人。

《有感二首》以甘露之变为题材,庄重、典雅,以议论出之,而字里行间每每透露出诗人忠愤激越之情,具有浓烈的抒情味,表现出李商隐诗歌的风格。“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诗人对宦官大事残杀,把大臣当作强盗一样消灭表现出强烈的激愤之情。同时深责李训谋事之浅薄:“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感叹文宗闇于知人和李训虚有其表,以至于发生了甘露之变这样的惨案;特别是“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青年诗人隐以贾谊自况,谓天下事有可堪痛哭者,而在当时一片恐怖的气氛下,连贾生之恸哭都不能,只好怨恨天地不公,好恶一起销熔。诗人愤懑抑郁之情在忍悲吞声中更显得强烈起来。这就是李商隐诗沉郁顿挫的风格。《蔡宽夫诗话》云:“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 《何义门读书记》 称义山学杜而“顿挫曲折,有声有色,有情有味”,《有感二首》 充分体现出李诗沉郁顿挫这一风格。

另外,此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讽刺。诗人讽刺李训的志大谋浅,讽刺文宗的昏愚软弱,在亦讽亦慨中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如最后二句 “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在叙述了甘露之变之后,忽然一笔宕开,讲起日前皇帝寿宴的事来。文宗的寿宴中演奏的仍有王涯生前所定 《云韶乐》,而此时文宗受制于宦官,岂能开心作乐,而宦官还给他安排了自己无法挽救而无辜被杀的王涯所定的音乐,这不是大悲剧中的带滑稽性的插曲吗?这怎么能不引起人们诸多的感触呢?

对于甘露之变这一重大题材的描述,何焯说:“唐人论甘露事当以此为最,笔力亦全。”而盘注于诗中的激愤之情,张采田说:“二诗悲愤交集,直以议论出之,笔笔沉郁顿挫,波澜倍极深厚,属对又复精整,虽少陵无以远过,岂晚唐纤琐一派所能望其项背哉。”此论颇中肯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