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有佛缘的皇帝

佛,讲究一个“缘”字。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不少人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

最早引入佛教的皇帝

从中国历史上看,有记载的最早的信佛帝王是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刘庄。刘庄的佛缘源于一梦。据说在派员去印度取经的前一年,即公元64年,刘庄夜寝南宫,梦金神头放白光,飞绕殿庭。次日得知梦中神为“佛”时,遂有《资治通鉴》上所记载的派遣使臣去天竺求佛的事情。当时派去的使臣一个叫蔡音,另一个叫秦景。蔡、秦二人到西域大月氏国(今阿富汗)时,正好遇到了在大月氏国传教的天竺高僧迦什摩腾、竺法兰。蔡、秦邀二僧到汉讲佛,还用白马驮载来一批佛经、佛像。永平十年(公元67年)一行四人抵都城洛阳。刘庄为此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遂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刘庄这段求佛故事,史称“永平求法”。

四度出家为僧,开创汉地素食先河
七十二、中国历史上最有佛缘的皇帝

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以佛法治国、整理内政、文教,是南朝政治、文化及佛教最兴盛的时期。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出家,大臣将他赎回。梁武帝撰述的《断酒肉文》中坚誓素食,并下诏宗庙不得用荤食祭祀。中国僧众素食之风从此建立。梁武帝受菩萨戒,有“皇帝菩萨”之称。梁武帝常行普同供养,曾多次开设大规模的斋会,如无遮大会、平等大会、盂兰盆会等。梁武帝也热心于佛教教理的研究,著作有《涅槃经》、《大品经》、《净名经》、《三慧经》等义疏百卷,其佛学造诣深厚,有以见之。

直透三观的大禅师,编制禅宗语录集

雍正自幼喜读佛典,广交僧衲,深通佛理,于康熙五十年(1711)在章嘉国师指导下连续禅坐,最后大彻大悟。雍正历来被公认为中国帝王之中唯一真正亲参实悟、直透三关的大禅师。雍正继位登基以后,于政务之暇,不惜以九五之尊,躬自升堂讲经传法,自号圆明居士,刊行了最权威的禅宗语录集——《雍正御选语录》。

迎请高僧,出版藏经重振佛教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将隐于山林的高僧一一延请至京师,使明末以来衰微的佛教,重现生机。他振兴佛教,出版藏经(于康熙五年,即西元一六六六年,开版《续藏》237部、《又续藏》189部,至康熙十五年,全藏始完成),并拨款重修普陀山普济寺、金山寺、天竺碑文等。他曾说:“能仁之量,等于好生;佛道之成,关乎民隐。将使般若之门,随方而启;仁寿之域,举世咸登。”自谦弱冠之时,研诵经史,未暇读览金经贝叶,尊崇佛教之风,油然可见。

刻印我国部帙最大的钦定的大藏经《龙藏》

乾隆皇帝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刻经及翻译事业的发展。乾隆三年(西元1738年)完成了我国历代各版钦定大藏经中部帙最大的《龙藏》,共1600余部7千余卷,工程的浩瀚,古今少见。乾隆二十二年(西元1757年)作《如来大藏经总目录》;二十四年,编纂汉、满、蒙、藏四译对照的大藏全咒;其后,又以十八年的时间,即自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将汉文大藏经译成满州语,对于藏经的刻印有卓著的贡献,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与帝王护持佛教,以佛法治国有关,而中国佛教也在帝王的鼎力护持下,遍撒菩提种子,开出灿烂的花朵,不仅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文学、艺术、文化、社会等,更影响了现在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地佛教,形成北传大乘佛教系统。

个人精进参禅,数度想出家未成

顺治皇帝坚信自己前世是僧,是金轮王转世,号痴和尚。顺治亲政后,对佛学十分感兴趣,先后邀请一些著名僧人到皇宫讲经,与玉琳国师的往来,在历史上传为美谈。他曾说自己的前身一定是僧人,因此“每次来到寺中,徘徊久久不愿离去”。顺治一生笃信佛法,死后也依据佛家仪式火化。个人精进参禅,数度想出家未成,著名的《赞僧诗》,表达了他对出世修道的欣羡。

把佛教定为国教,大力兴建寺庙

忽必烈汗执政时期,极力扶持佛教,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是忽必烈汗抛弃了成吉思汗关于“对各类宗教不得偏向”的遗嘱。二是信仰上接受佛教。三是政治上给佛教各种荣誉、地位和特权, 使 佛 教成为一个享有很高地位、很大权力的特权阶层。四是经济上对佛教实行特殊优待,支付大量资金兴建寺庙,进行佛事,大力扶持发 展 佛教。五是制定各种法律,保护佛教的特权地位、特殊地位和利益。六是把西藏地区的政教两权,交给佛教萨迦法王管理,使这一地区的佛教成为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

利用最新印刷术雕刻中国第一部佛教总集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不久,便下诏诸路保护寺院;敕令用金字、银字书写佛教经文。在宋太祖保护佛教的政策下,建隆元年这一年便剃度僧尼8000人。接着,宋太祖又派行勒等157人前往印度,求取佛法,大力弘扬佛教。宋太祖利用最新技术,派内官张从信在益州主持雕刻大藏经,这次刻经,前后费时12年。最初刻制佛经5000多卷,后来又增刻1000多卷,共达13万块雕板。这部佛经因刻于宋开宝年间,所以被称为“开宝藏”。又因刻于四川,故又称“蜀版大藏”。这是我国第一部佛教总集,也是当时最全的一部佛教丛书。

曾请自跪迎高僧义净大师,建造龙门石窟

武则天信仰佛教,精通义理,承继太宗、高宗时的护佛事业,使得唐朝尊崇佛教的热潮如日中天,功德难量。她自己也曾被安排到感业寺出家。武则天是个虔诚的佛弟子,武则天即位后,即下令奉佛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她以五戒教育世人,并以佛法治国。义净从天竺返国时,带回近四百部的梵本经、律、论及佛舍利三百粒。武后亲自到东门外跪迎。武后深具才华,文笔流畅,尤其她所写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千百年来,为佛子所赞颂不绝。武后曾“助脂粉钱二万贯”,开凿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佛,并主持开光仪式。

由僧师抚养长大,喜欢寺院里的钟声

隋文帝在冯翊(陕西大荔县)出生,由般若寺智仙尼师抚养长大。七岁时,尼师告诉他:“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十三岁时,才回到父母家。隋文帝性喜简朴,喜欢寺院里的钟声,偏好豆类制品,曾自言:“可能前世为一修道人。”文帝登位后,尼师已圆寂,不仅在群臣前屡次提及尼师的德行,并且亲自作传纪念,对尼师孺慕之情油然可见。文帝在位期间建造寺院共三千七百九十二所,抄经46藏132086卷,整理经典3853部,造石像大小106580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对佛教事业的护持不遗余力。

智勩亲授菩萨戒,广建佛教道场

隋炀帝是文帝的次子,笃信佛教,为扬州晋王时,曾延请天台智顗大师到扬州,智顗大师为他授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他也敬赠“智者大师”名号,相惜之情,传为历史上一段佳话。隋炀帝即位前,对佛教护持已相当热心。他曾创建二所道观及慧日、法云二佛寺。其中,慧日道场会集了当时江南佛教界高僧,并且迎请三论宗嘉祥寺的吉藏大师入寺住持,是为江南一大盛事。另外,他也在长安建日严寺,高僧彦琮、智脱、法澄、法论、智炬等,皆曾住此大振法雷,讲学之盛,冠于当世。大业三年(西元607年),以佛法治国的日本圣德太子派遣学者、僧侣来华留学,隋炀帝特别启用洛阳鸿胪寺四方馆,聘请高僧负责留学僧的教育工作,举办讲座、法会,从事经典的校勘等。

深入藏经,与玄奘大师相见恨晚

唐太宗护持佛教,崇敬三宝,历代罕见。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回国后,太宗对他的精神敬佩不已,几次劝请大师还俗辅政,但都为其所婉拒。后来,太宗为玄奘大师建弘法寺,寺内设置翻经院,一切的经费由国家供给,成就玄奘大师的译经事业。唐太宗本身也深入经藏,曾研读《菩萨藏经》,致力于菩萨道的实践;并亲赐《瑜伽师地论》序,刻于石碑,即闻名至今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文”。太宗于驾崩前,专注于佛法研讨,不仅感动于佛法的妙理,甚至表示与玄奘大师相见恨晚,未能好好弘传佛法。

一度出家为僧,曾与黄檗禅师机锋

在位虽仅十三年,但他精勤治道,惠民爱物的精神,堪称明君,尤其从谏如流的精神,足以媲美唐太宗,所以赢得“小太宗”的美名。为了逃避唐武宗的杀害,曾经一度出家多年,他与禅门高僧黄檗希运禅师有过一段论道广为流传。当他还是沙弥时,有一回,见到黄檗希运禅师在拜佛,于是对禅师说:“禅师!你常开示大众说:‘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请问禅师,你现在拜佛,到底在求什么?”黄檗禅师听了,赏他一个耳光,说:“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当作如是求”。“你直接说当如何求,又何必动手打人?太粗气了!”李忱申辩说。“这是什么地方,容你在此说粗说细!”李忱言下大悟。这一则宣宗与黄檗禅师之间的论道,流传很广,成为禅宗著名的公案。

当和尚最无奈的皇帝

在中国帝王中,唯一的,也是最正宗的和尚出身的皇帝,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像刘庄、萧衍、杨坚他们实际上都不曾出过家。朱元璋能从当年的一个小和尚,成长为大明王朝的开国之君,这实是一个奇迹。朱元璋与佛结缘,是因为穷,是最无奈的选择。出家时朱元璋只有17岁,当和尚不多久,因为灾荒没吃的,寺内也呆不下去了,只好出去化缘。在化缘的路上,朱元璋得了一场大病,险些死了,幸好得到仙人的指点帮助,才免去灾难。从《明史》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对自己出家当和尚的历史,朱元璋并不觉得丢人,但他神化了这段历史,虚构出“二紫衣人”出来。

遁入空门时最尴尬的皇帝

因为有了朱元璋出家的一段经历,大明王朝的帝王多与佛有缘。如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位十分相信佛法的皇帝,其死后尸体侧卧状葬式,有学者分析就是缘于佛祖释迦牟尼涅槃时所取姿势。

在明帝中,最后以僧人身份了结一生的,应该是第二任皇帝、恭闵帝朱允炆,这事也是中国盛世帝王中的惟一。其出家当和尚,迷信的说法是因朱元璋的佛缘未尽,注定要由后代遁入空门续结,是朱家前世因缘使然。

对于朱允炆出家一说,《明史》中并未下定论,民间传说,当朱棣的大军攻入内城时,朱允炆派人取出藏在奉先殿的铁匣子,这是朱元璋生前给他准备的,让孙子在危急时刻打开。朱允炆打开一看,里边有三张度牒,三件僧衣、一把剃头刀、金十锭、遗书一封。书中嘱让他从位于太平门的鬼门出城,其他人则从水关御沟走。朱允炆出了鬼门后,见早有一和尚在等他。朱允炆出逃时是公元1402年,他只有26岁,是明帝中惟一没有陵寑的皇帝,其出家迫不得已,最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