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成《来去匆匆》全文

从我客居的海岛出发,是清晨5点30分。飞机从海岛上的凤凰机场起飞时间是6点50,从我的住处到机场需要30分钟的时间——这是我估计的。头一天晚上我便订好了出租车。就是说,我把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我还有早晨喝豆浆的习惯。尽管我有早晨喝豆浆的习惯,但女人并没有提前起来给我准备吃的。在黑暗中,躺在床上的女人总是说,“折腾啥呀?来得及,到时候我叫你。”

女人的话可信么?

因此,我早就醒了。其实,我也并不信任我自己,更不相信出租车司机的承诺。我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绝对不是什么黑色幽默——有人说我喜欢幽默,这才是冤我呢。其实,我心里的那张脸早已是泪流满面了。

还有,即便是早晨起飞的飞机,只要航程在一小时之内,肯定是不提供早餐的,特别是南航,通常是给你一袋青色的小豆豆和一杯甜叽叽的可乐,就完了,其他的什么也没有了。而我却是一个一天三顿饭一顿也不能少的人,这是我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民以食为天”嘛。

所以,我在离“家”之前,喝不上豆浆不要紧,但一定得吃点东西。

头一天晚上订的那辆出租车,讲好了是早晨五点半到,它就在我客居的那个小区的大门口等我0所以,我告诉女人早晨五点起来给我做一点儿面条,这事儿十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四点半之前我就醒了,中间不断地打开那个商场赠送的小手电筒看时间。到了五点钟,我终于挺不住,起来了,像入室行窃的盗贼一样,轻手轻脚地先去烧水。

简单的行李头一天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也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即,是我不相信自己而养成的一个习惯。过去的那些年,我经常丢三落四的,不坐上腾空而起的飞机,或者轰轰起动的火车,就想不起来忘记带了什么东西。有了这样令人羞愧的教训以后,凡事我都一定事先作好准备。

海岛的气温是零上30度——此地四季常夏嘛。而我要去的北京,温度却在零下十几度。一反一正,四十多度的温差,这样我才自嘲地将羽绒服也塞进了旅行袋里。

面条好了,面条就咸菜,我简单地吃了一点,这毕竟是一顿饭哪。这时候,女人起来了,我没有理她,拎起行李袋出门了。

出门的时候外面还黑着。对面的大院里有几个人正在打扫昨天那个露天酒席的残局,前两天这里死了人,丧户家大摆了三天酒席。这个地方的风习就是这样,热热闹闹,呜呼哀哉,大吃大喝,吊者大悦。多么迷人的民风啊。

我在与出租车司机约定好的地点等着,感觉像一个有内急的哨兵在等待换岗。

还差一分钟就到我们约定的时间了,但那辆出租车还没有来。于是,我当机立断,马上离开了这里向大门外走去。这时候,女人也跟着出来了,我仍然没有理她,我认为她没有履行一个妻子的职责。普天下的女人只希望丈夫履行丈夫的职责,而不是她们要履行对丈夫的什么职责。

她在后面喊着,别忘了买点副食回来……

她这一句把我都气笑了。

在空无一人的大马路上,我看到一辆出租车正停在交叉路口那儿。司机正在里面打瞌睡。

我走过去敲敲车窗玻璃问他,到凤凰机场多少钱?

他说:40元。

我戏剧般地尖叫起来,说,我昨天跟那个出租车定的是30元,我这是着急,不着急我就等那个车了,师傅。

其实,他就是说50元我也得走,不然就来不及了。

他说,30就30,上车吧。

在出租车上,他问我,你跟那个出租车司机定的是几点?

我说,我定的几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来。

他说,不能啊,一般说好了的事,都能来,如果不来也会事先给你打个电话的。

我说,那是雷锋、麦贤德、焦裕禄、孔繁森,还有您。

司机说,那倒不至于,至少应当讲信誉。

…………

到凤凰机场的时间并不早,办完手续,过了安检,就直接从登机口上飞机了。一环扣一环,没有丝毫的空余时间,我是不是忘了我是谁了。

飞机起飞不久,果然不出我所料,机上的空姐煞有介事地给每个旅客发了一袋青色的小豆豆,再就没有什么了。我撕开小塑料袋,嘎嘣嘎嘣,没几口就把它吃光了,剩一个挺漂亮的小空袋。

我买的机票是在广州白云机场转机,然后,再从那里飞往北京。这样,在广州白云机场就要逗留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由于事先吃过面条,所以,心里并不慌张。踏踏实实地坐在冰凉的塑料椅子上,冲着天花板翻白眼,心想,耐心地等着吧。人生不就是这种样子吗?

转机非常顺利。

从广州到北京,大约需要三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在这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什么事情也没有。不过,脑子里有一半的内容却是有关飞机可能失事的预想,飞机怎么栽下去,落到大海里,还是落到森林里,或者雪山上,但是,转念一想,一旦飞机失事,人啥也不知道了,无所谓,挺着吧,前途未卜,人生未卜嘛。

飞机终于降落在首都机场。刚一出机舱门,冷风立刻扑面而来,便迅速地掏出羽绒服穿上。北京和海岛没法比,温差虽然不巨大,但明显地感觉到北京还是挺冷的,像被人从热气腾腾桑拿室里推出来,光着身子站在飘雪的大街上一样,一下子就冷到五脏六腑里去了。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心里还叨咕,妈了个巴子的,这还叫抗冻的东北人么……

在海岛上,我已经事先通过电话和小高联系过了,他到机场来接我。记得,当时我让他接我的时候,感觉他似乎有一点儿吞吞吐吐的。我心想,我还能坐大巴到你那里去吗?是你请我,不是我不请自来。他立刻在电话那头痛快地说,没问题,我到机场去接你。

第一次和他通电话的时候,这个小高就说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并举了十几年前我们曾经在一起合作的一个小例子。可是,我搜肠刮肚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这回事。是啊,我这一生究竟跟多少人合作过?又有多少人跟我合作过呀?我这一生是怎样的一生呢?难道就是跟别人合作的一生吗?这太令人沮丧了,我自己还有独立的人格吗?

在这件即将联手合作的事情中间,事先还插进一个叫肖鹏的人,他是作为这件事的牵线人,中间人及双方的朋友,已经早我两天到北京了。

肖鹏和小高是多年的好朋友,他们在一起跌、打、滚、爬,打拼过,喝醉过,联手奋斗过,相互策应过,一块儿失败过、成功过,幸福地分过钱,并将这种同志加兄弟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这一晃,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了。

这个肖鹏,没事的时候常给我甩一个电话过来,闲聊几句,向我索要新出的书什么的,是挺讲情义的一个人,而且对脆弱的文人有一种很到位的理解。他也爱好文学,心血来潮的时候也写点儿什么,杂文、诗,或批判,或抒情,完了就完了,也不苛求发表。我认为,他是一个比较讲究实际的人。这些年来,他成熟了。当然,一个人的成熟也是一件可悲的事。可这就是人生啊,有什么办法呢?一句话,肖鹏始终同我保持着联系,这件即将合作的事就是他给我打的电话,说,小高让他推荐一个人,他就推荐了我。这次,他和小高约好一块儿到首都机场来接我。

我这次到北京的任务,是着手策划一部100集的电视剧,分三部走,每一部30集,是军事题材的,具体是什么内容我还不知道,感觉对方没有同我正式合作并签订合同之前,也不想让我知道。这我理解,就是保密呗。小高说,由我来接任这部电视剧的总策划,并组织几个编剧来编这个剧。我首先推荐了黄葵。小高听了之后,似乎还有点不大认可的意思,他说他没听说过这个人,能行吗?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推荐。我想我也应当有点个性,我什么都不坚持叫什么总策划。小高面对我斩钉截铁的态度,也只好表示先同意。不过,内在的潜台词是,到时候看看再说吧。

黄葵是我多年的好朋友,而且是知心朋友,打小就在一起混,说深了、浅了都没问题,打过了,过一会儿就好了,而且他干事十分认真。合作就得找这样的人,不然就硌生。

黄葵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业编剧,就是那种所谓的“国家一级编剧”,仅仅是不大出名就是了。所以,找他入伙也不完全是私情式的突发臆想。另外,多年来,黄葵一直盼望着能有个挣钱的机会。从他当前的精神状态上观察,他太需要钱了。其实,严格地说,黄葵并不穷,一个月的工资三千多块,而且还不算他女人挣的工资,很可以了。但是,从他的眼神里你能感到他想改变的东西太多了,一辆豪华的‘奔驰’轿车从他面前驶过,他的眼神里立刻闪烁着贪婪与渴望的光芒。而且这种“改变的欲望”在他是非常地急迫,人似乎始终在痛苦的煎熬之中,在不被人知的催人泪下的祈祷之中。

黄葵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改变的”目的,已经妈了个巴子的失败了多次了,这还不算他们夫妇买各种彩票失败的那几千次。但他始终是,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像倔强的不倒翁一样,站稳之后,继续奋斗,继续买彩票,继续不遗余力地寻找挣钱的机会。后来再见到他,他给我的感觉倒是有了一点变化,似乎他已经筋疲力尽,心力交瘁了。我想,这或许是经历了太多失败的缘故吧。不过,从表面上看,他还是挺轻松的样子。我知道他是在隐藏自己的欲望,隐藏一次又一次欲望破灭的痛苦。

他跟我说,老阿,有挣钱的事千万叫着我。

他所谓挣钱的事就是编电视剧、电影。话剧他早就不编了,用他的话说,钱太少,不解决问题,没意思。

黄葵不愿意坐飞机,他已经事先坐火车到北京了。

我来之前与他通过电话,让他先到北京看一看情况,这事到底有没有谱,让他长点脑子,别什么事都不上心。到时候别弄得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啄石填海往返徒劳,变成一个寓言故事。

其实,这件所谓百集电视剧的事,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对我本人来说都不要紧,我已经有一定的境界了。其实,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人生就是真真假假,人生就是来去匆匆,人生就是假作真来真亦假,真作假来假亦真。但是,一定要事先搞清楚,心里得有谱哇,这样,思想与行动才会有一个走向,脸上有一个态度,决定认真还是不认真。

黄葵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明白,我啥不明白?我啥都明白。你就放心吧。

他的态度很好,也很端庄。这都是钱支的哟。

接着,我又嘱咐他,无论此事真假,你一定到机场来接我。这样,我可以在途中事先了解一些情况,以确定自己的态度。

但是,黄葵并没有来,只有小高和肖鹏来了。

所谓小高,其实也不算是“小”高了,四十多岁了。但是,现在社会上的,研讨会和酒局上的四十多岁都是打过七折的,无论是反应状态,还是精神面貌,都是三十岁左右的样子。不过,小高这小子看上去却像一个东北旧农村的财主,中等个儿,剃了个特别抢眼的肉肉乎乎的光头,留着黑炭儿似的八字胡;身着一件中式的、系着布纽扣的民族服装,左右下摆各贴着一个简单的明兜,料子不错,有暗花,闪动着诡异的光泽;脚上是冲呢面儿的千层底儿的圆口布鞋、白线袜子;大大咧咧的,自来熟,不拘小节,但贼聪明,眼睛里全是鬼儿。横看竖看,像一个土匪头子,两条腿那样蹭着走路,一路走来,身上、脸上有不少多余的动作和表情,精力非常充沛,体现着别一种牛皮和满不在乎。总而言之,这个人无论是远看还是近看,都非常有特点,也招人喜欢。一句话,尽管他绝对不像一个文化人,但肯定是文化人的朋友。同时,还可以猜测他肯定有一个贼漂亮的媳妇。

看到他这副如此有趣,如此陌生,如此东北的形象,我真是记不起来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见过他了。我是和这种形象合作的人么?我们能合作下去么?我的心理承受力,我的矜持底线,在充满变数,充满个性的合作道路上,能承受多久呢?彼此的合作之路能走多远呢?

据肖鹏事先介绍,小高曾经在一家地方电视台当导演,后来,由于组织一个什么全国性的会议,被北京这个我现在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影视公司看中了,估计是觉得他能张罗,能干,精力充沛,又是粗犷豪放的东北人,而影视公司太需要这样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人了,于是便把他拉了进来,“策反”到北京。东北那边的工作就不要了。肖鹏在电话里并没有跟我介绍清楚小高在这家公司是什么角色,导演?帮办?剧务?副总?好像不是,又好像是。但我个人认为,他有可能想当这个一百集电视剧的总导演。因为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就觉得这家伙是一个有远大理想,有抱负的人,绝对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如果是一个大型的军事题材的电视剧,由这个像土匪似的家伙来干,应当没有问题。再加上东北人天生有一股虎劲儿,冲劲儿,肯于吃苦,肯于身先士卒,而且审时度势,能屈能伸,那就更没有问题了。

可是,在老手如云、枪手如鸦的编剧大市场,我们的合作又是从哪里被掐出来的呢?娘西皮,这事有点匪夷所思呀。

我们三个人兴致勃勃地走出首都机场,像交通警察那样手势生动地过了车来车往的马路,然后,径直去了停车的地方。

这一瞬间,我感到很舒服,一下飞机就有车接的感觉真不错。

小高说,阿成老师,咱们的车在前面,开车的是咱们一个哥们儿,朋友,也是东北人,姓赵,赵总。

我说,赵总?那一定是一个总经理了?

他说,肯定,肯定,赵总在北京干了十几年了,自己开了个公司,干得不错。

我说,家属是不是都来了?

他说,还没全过来。

我心想,看来还是在创业当中啊。的确,北京的饭不那么容易吃,银子不那么容易赚呀。

我们来到车前一看,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竟是一辆又脏又破的面包车。心想,东北人到北京打天下就是不容易,赵总好叫,公司难开哟。这辆破面包车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嘛。

这个赵总一看就是个东北汉子,而且是一个挺厚道的、抗折腾的人。

我们像两国的外交部长似的,彼此客气地握了握手。

赵总礼貌地请我坐在前面副驾驶的座位上。

其实,我并不愿意坐在副驾驶那个位置上,但恭敬不如从命,还是面带微笑当好座位坐了上去。

车厢里面也比较乱,看来这辆车使用得挺狠啊,简直是赵总在京城风雨历程的一个缩影。

小高说,咱们先去吃饭。

其实,从广州到北京,飞机上已经给经济舱里的那些伪贵族似的旅客提供了一顿“便当”式的正餐了,就是说,我在一万米高空上已经吃过了。但是,他们坚持再吃,而且一定得吃。

小高说,阿成老师,飞机上的饭能叫饭么?我知道,就整那么一小盒。咱们还得吃,亏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亏肚子。东北人的图腾就是肚子。

我明白了,看来他们三个还没吃饭呢。

我说,那好吧。

进了市区以后,开着车,一路上找了好几个中档饭店都没进去。我都有点糊涂了,不知道他们要找什么样的饭店。后来才明白,开车的赵总是个回民。最后,终于找了一家清真馆,但明显感觉到这个饭店档次比较低一点点。但东北人天生就线条粗,不在乎这一点。

下了车,我环顾了一下还是那样的北京,便随着他们鱼贯似的进了这家馆子,进去找一空桌,胡乱地点几个菜,要了两瓶啤酒,酒菜一齐,几个人便吃了起来。

在饭桌上,我问,黄葵怎么没来?

小高说,他在宾馆等着你。

接着,我又半认真半不认真地问了一下这个剧的情况。

原来,这个剧真正的总策划是一位军人的后代,他年纪也不小了。一句话,他想通过他父亲的形象来展示一段军事历史。

小高说,阿成老师,我的意思是这样,这个剧由您来承包,就是整个打一个包,一共多儿钱,全部给您。然后,您再往下雇人,就完了,干净利落。中不?

我没吱声。

他接着说,阿成老师,咱们在一起成立一个东北影视班,您来挑头儿。现在,东北的影视资源还没得到充分利用呢,上来的都是些边边角角的货,整的都是一些外在的花活儿。真的,时代在呼唤着我们。

我听了以后,尽管表面上不断地点头,但坚持一言不发,坚持未置可否。因为在我见到黄葵之前,我是不能表态的,只能用“肢体语言”作一下场面上的应付。要知道,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疯狂的世界,疯狂的世界里到处都是疯狂的表演。一定要冷静啊。阿成老师既为老师,就别像傻柱子似的陶醉得过早,当今社会谁教谁,谁是老师还不一定呢,别把自己的形象整滑稽了。

吃过饭,赵总把我们送到地方,立刻就开车走了,离开时的车速非常快。感觉他很忙,还有急事在身。是啊,干事毕竟艰难,我可爱的东北人哪。

我们下榻的宾馆就在北京西客站的边上。

客房不错,但是,宾馆外边却乱得一团糟,到处都是上下车的旅客,到处都是到北京来的扎钱者、漂客,那情景俨然淘金者的大迁徙。我出远门还是第一次住在火车站附近。大凡有经验的人,经常出差的人,都不会把自己下榻之地安排在火车站附近,除非是今天到,明天走。

但谁又能说我们就不是今天到,明天走呢?

在宾馆里我见到了穿着宾馆简易拖鞋的黄葵。

我悄悄问他,兔崽子,你怎么没来接我?

黄葵急赤白脸地说,小高不让!我也不能硬去呀。估计是怕我跟你说什么。

我问他,你觉得这个剧怎么样?靠谱吗?

他说,我看还行,可以干,关键看给多少钱呗。

我连连点头称是,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在老百姓当中有句大实话,叫做“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干这种事,没钱,或者钱太少,那就不值得浪费时间了。当然,人这一生要想做到不浪费时间也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件事是浪费时间的,哪件事是不浪费时间的。

在客房里稍事休息了一下,喝了一杯温茶后,便随着小高,肖鹏去了他们的那个公司。

其实,这个公司的“办公室”就在这家宾馆的另一侧,而另一侧的那些房间主要是租给那些办公司的人,不接待普通旅客。

小高的公司或者那个军人后代的公司,在8楼的一个客房里,房间很小,也很挤,里面所有的家具、电脑、办公桌、窗台、茶几,均落上了一层极厚的灰尘。隐隐约约感觉像一个草台班子,抑或是该“公司”正处在草创时代。其实,任何一个个人、团体、同志式的组合,其草创时代都是这种状态,都是落满了灰尘。因为房间里的人们全都撒了下去,粗鲁地挤公共汽车,在人行道上大步流星地走着,诚恳地同对方交谈,陈述,在社会上的各个角落里寻找合适的“接头”,企望点亮一盏又一盏希望之灯,照亮他们梦想中的“锦绣前程”。这相当亢奋,相当闹心,也相当严肃。这种事我是大致了解的,所以,过去我每走出一家草台班子都会不由自主地,充满同情地长叹一声。我觉得那不仅是有意义的人生,也是有趣儿的、永远值得怀念的珍贵时光。哪怕是最后一事无成。

当然,我不希望是前者,不希望这次又是在和草台班子打交道。然而,也无所谓,只要给钱,那就是人间正道。现在,在“钱”面前,很多人的操守与个性都相当值得推敲。

在办公室里,小高说,阿成老师,本来以为你是今天早晨到,这样A总就可以早晨请一天假专门接待你,和你谈谈这个剧。但是,您是下午到的,那就只能谈一下午了。

我说,行。

小高说,他一会儿就到,咱们稍等一下。

然后,他给我们泡那种宾馆提供的小袋儿茶。我们几个边喝茶,边添水,边等。一路上的疲惫还厚厚地裹在身上呢,第一个反应就是口渴呀。

过了一小会儿,A总果然到了。

这个A总气宇轩昂,居高临下,派头不小,是个大首长的样子。感觉他也很忙,也有一大堆事等着他决策。另外,虽然这个公司、这个“剧”是他主抓的,但感觉他似乎不在这里“工作”,或者还没有过来主事。总之,此“身份”与彼“身份”之间还隔着一层雾,猜不出这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怎样一个构成。

也可能是我的错觉,A总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好合作,也难以合作。他对待我们完全是首长接见的姿态。我冥冥之中感到前途有点渺茫,此事有点悬了。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他人即坟墓。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别再因为他走进黑暗的坟墓里去。

这个A总倒也痛快,连一句寒暄也没有,一句问候没有,坐下来就开始讲,从他父亲从老家出来当兵开始讲,而且是事无巨细,左右勾连。讲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讲到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滔滔不绝。而且,他的记忆力惊人地好,无论是讲两万五千里长征,还是讲打游击战,中间一律穿插着许多部队的番号、首长的名字、地点、时间、年代、敌军的情况,当时国际的情况和那些老将军、老战友现在的情况,包括他个人的感受、判断、资料来源,纵横交错,错综复杂,相互穿插。听得我们一头雾水,肉体完全蒸发掉了,各个器官像一个个气球似的飘散在空中,在这个落满灰尘的房间上空无助地飘浮着,痛苦地对接着,组合着。如果想得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概念,理出一条相对清晰的线索,相当相当困难。他再这么哇哇哇地讲下去,我就会疯掉了。

原以为,他先简单地同我们谈谈一般的情况,剧的概况,谈谈彼此的合作方式,互相商量个价钱,设计个合作的方法,大致排个日程、进度。按照惯例,甲乙双方见面应当谈这些。没想到,他一见面就是铺天盖地的一套准军史。我们丝毫感觉不到“乙方”的身份,就是几个下级军官在听首长冗长的报告。

由于屁股底下的椅子是木条椅子,兼坐了一天的飞机,真是疲惫不堪,神情恍惚。A总一直讲到晚上八点,整整讲了六个小时。听得我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看状态,让A总再讲六个小时也毫无问题。

据A总讲,这些材料都是他多年搜集来的,在与我们合作之前,也和几个编剧谈过,但都没弄成。我估计,所以没弄成,很可能是被他这种气势与讲势给吓回去了。

最后,到了不得不吃饭的时候,A总这才不情愿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他最后表示,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当然不能随便讲,只是说,除了资金之外,第一,这种重大军事题材,据我所知,必须经过中央重大题材办公室批准才行。第二,恐怕要开几个座谈会,找几个相关的老将军采访采访。第三,得到先父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实地看一下。第四,还要查阅一下有关资料。另外,我们还得知道您在这个剧里想要讲些什么,突出什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反正,这个“剧”瞪着眼珠子在屋里编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室内情景喜剧,或者城市生活肥皂剧,男男女女的,几个人扎堆儿编就行了。您讲的这些,给我的感觉正经挺严肃呢,内容也相当丰富,而您要表现的东西像大海一样的广阔……

A总非常专注地,一脸狐疑地听着。

我补充说,最好是您有一本书,我们可以根据这本书改编,这是最好不过的了。

A总说他有一部书,但被出版社删来删去,没剩多少了。

我问,那跟您下午讲的这些差多少呢?

他说,五分之三吧。

这时,黄葵才说话,A总,你刚才讲的并不是剧,而是……

我立刻瞪了他一眼,他马上闭上了嘴。

A总看在眼里,脸子很不好看。

此刻,我已经预感到这次合作的前途渺茫了,只是表面上不动声色罢了。

小高一直紧张地观察着我们。肖鹏也一直在紧皱着眉头。我想,他们应当能感到点什么。

吃饭的时候,A总声色俱厉地让服务员把已经摆到餐桌上的四瓶啤酒马上撤下去,继续讲着他下午的话题。的确,如果几个人一喝酒,一干杯,那还怎么说,怎么听呀?

开始,我们还放下筷子礼貌地听着,后来就边吃边听,或者干脆不听了,饿了,肚子咕咕叫,真的听不下去了。可惜了他那么珍贵的军史资料了。

这伙计的确是一个活的、了不起的军史专家。看来,我们伟大的祖国什么人才都有哇,有些领域还真的要靠这些专门人才来支撑。只是,他离开了“剧”的特质讲给我们听,就有点白瞎了。他应当清楚地明白,我们大老远地,急匆匆地过来,关注的并不是这个,这个不归我们关注,那是军队的事情,我们关注的是剧,说白了,我们关注的是编剧和挣钱。

吃过饭,回到宾馆的客房,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问黄葵,怎么样?

黄葵是非常沮丧,一副闹心的样子,只说了一个字:悬。

我叹了一口气说,那就顺其自然吧,反正我们的返程票已经事先买好了,两天后我们就离开这里了。明天,我还要去见我一个老朋友,他也要策划一个电视剧。咱哥儿俩的生活,就是把死马当作活马医,所以,要学会善待自己,把自己当成小朋友一样照顾自己。

黄葵翻了翻白眼,说,我可告诉你,你朋友的那个剧如果有谱,我来当编剧。

我说,行。

肯定?

肯定。

我又接着说,不过,我得先过去看看,探探风。鲁迅先生不是说嘛,希望本无所有,也无所谓无。既然“无所谓无”,那就过去看看,来回也就三十块钱的出租车钱,小投入,大回报,谁知道哪条马路上有黄金哪。

黄葵咧了咧嘴,丑陋地笑了。

在海岛小住的时候,另一个在北京的东北朋友老郝,听说我在海岛写东西,便也想带他的家属一块儿过来玩玩,让我帮他找一个旅馆。尽管我知道他的话没准儿,但我还是到附近的一家旅馆帮他打听一下。这家旅馆是一个私人的家庭旅馆,条件还行,挺干净的。有一个老先生在那看着,也是一个东北人。他乡遇故知,像亲人见面,两个人特别地坦率,特别地知心,特别地放松。

老先生一脸无奈地说,这家旅馆真正的老板是他的儿子,我是给我儿子打工,没办法。

很显然,这个老先生已经对海岛厌烦透了,似乎在这个四季长夏、炎热全年的地方待得快发疯了。

他说,这个熊地方太热了,热得我浑身直起热痱子,不知咋办好。你说,咱们东北多好啊,四季分明,该冷冷,该热热,是个人待的地方呀。这儿可好,白天黑天,就这么一个劲儿地热,人像上了蒸锅似的。

反正也没事,反正人已经在蒸锅里了,我们就站着聊了起来。

他告诉我说,他那个当老板的儿子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没结婚。

我问,那是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手里有二百多万哪,就是钱烧的,要是没钱,随便找一个丫头早就结婚了,现在我连孙子都抱上了。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他说,我让我儿子赶快找对象结婚,我儿子说,一个人清静。我说,出家当和尚更清静,你咋不去呢?

老先生说,我当初在东北,我儿子说,海岛这地方空气好,爸你就来吧,人能够长寿。我说,我也没看哪个东北老头、老太太短寿了。

我问,那你儿子在干什么?

老先生说,到处扎钱呗,东一趟西一趟的,脚不沾地。

我没说什么,心想,看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人都在忙着扎钱哪。

老先生说,反正待到年底,说什么我也得回东北老家了,我咋也得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哪,我跟着他瞎忙活啥,有我什么事呀?我都多大岁数啦……

聊到最后,我问了问他房钱的事。

他说,春节期间每天400元,平时每天60。短时间过来玩玩还行,十天八天的,长了谁也受不了。

…………

我将这个消息打电话告诉了老郝。

老郝说,春节期间400,不便宜啊。

我说,这是便宜的了,还有每天两千的,在吴支洲岛。

老郝立马就急了,干啥那么贵?

我说,你问谁呢?又不是我要你两千。

放下电话,心想,也难怪黄葵把钱看得那么重,人哪,要想过那种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得有钱!就得有好多好多钱哪。但是,我现在已经跟黄葵不一样了,我清楚地知道我不可能有好多好多钱,所以,我必须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学会理解它,谅解它,亲近它,充分地跟它沟通,从它身上挖掘有温度的、惬意的、让人迷醉的东西。我告诉我的生活,我认了,我喜欢你,那样深情地爱着你……

那么,我与黄葵连一丁点共同点也没有吗?这可信吗?不可信。我不过是把心中的魔鬼装在瓶子里。现在的我,正在过着一种童话般的生活,现在的我很儿童。

第二天一早,我就扔下黄葵一个人到老郝那儿去。我知道黄葵其实是想跟我一起去。但是,生活就是残忍的,需要我们去面对它,认可它。

我跟黄葵说,你守在这里,万一有什么好消息。比如说,他们来跟咱们谈定金的事,你立刻打电话告诉我,我马上就赶回来。

黄葵说,能谈定金的事吗?

我说,现在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黄葵说,真的?

我没吱声,一脸凝重地开门走了。临出门前还补了一句,有事立刻给我打电话。

黄葵说,知道。你也快点回来,我一个人应付不了,我不行。

…………

老郝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北京“漂”的那一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就不甜蜜地描绘与述说了,总之,他成功了,拥有了眼前的这幢大楼的整整一层楼,干得挺气派。

老郝是个古董迷,过去喜欢文学,曾经读过北大作家班,是我非常铁的一个东北哥们儿。眼下,他正和香港方面联合办一本杂志,综合性的,印刷精美,办得挺火。最近,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搞点电视剧,想涉足影视圈儿,并且打电话让我来当策划。

我一进门,他就把一本书摔到桌子上,愤怒地说,这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太庸俗了,像通俗小说。

我故作紧张地问,不是我送给你的那本书吧?

他说,不是。妈了个巴子的,就这种书也好意思送人。

我说,别这么说,人家出一本书不容易,这也是一种成绩,一种个人价值的体现嘛,别那么不厚道。

他一听,咧嘴乐了。

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跟我讲,他要搞一个“牛布衣”的电视连续剧,戏说的那种,二十集,或者三十集都行。

看他这种牛皮的神态,好像他已经拍完了似的,并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和巨大的经济效益。

我用脸皮淡淡地笑了笑说,兄弟,现在像可地扔的矿泉水瓶子似的,到处都是戏说的电视剧,你还弄戏说?有点落伍了。另外,你不是反对庸俗吗?兄弟,戏说就是庸俗!

他笑嘻嘻地说,现在我变了,我开始喜欢庸俗了,他们戏说咱们也戏说,他们搞笑咱们也搞笑。识时务者为俊杰嘛。这种事全世界都一样。

我说,是啊,现在的人变的速度可真快,闪电一样,一秒钟之前是一个立场,一秒钟之后,刷!变了,变成了完全相反的立场了。正像“领袖语录”263页最后一段说的那样:要使我们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要不跟不上啊。

他说,你只要记住“挣钱”二字,一切就跟得上了。

我说,看来,钱是方向盘哪。

他说,行了行了,不说那个。还说这个电视剧。咱们要弄的戏说和他们的戏说不一样,咱们戏说的对象是古代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是“牛布衣”那一类的角色。

我说,意思都差不多。

他说,这个剧你一定好好给我编着,编完了之后,我送你一个宋代的瓷瓶,价值一百万,有鉴定证书的。怎么样?

我说,哥哥,我一分钱不要,你就把你屋里的这个办公桌给我就行了,我看这个办公桌挺好的。

他听了非常震惊,说,这个你也搬不走啊。搬哪去?搬东北去呀?

我说,你还以为我真要啊,咱们是哥们儿,我能要你的钱吗?再说,你要弄的这玩意儿也是即兴的,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咱们是多少年的朋友了,我还不知道你呀?一拍脑门儿一个主意。

他一听立刻就火了,抓起电话,马上给香港打了电话,询问有关电视剧的制作问题。最后,对方说,晚上给他发一份传真过来。

撂下电话,他说,这你都听见了吧?真的假的?

我说,真的真的。

然后,他说了一下对这部所谓的电视连续剧的要求,约定了一下日期,让我拿出一个三千到五千字的策划文案来。

他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行不行?

我说,行。

他问,多少钱?

我说,不要钱。

他说,真不要钱?

我说,真不要钱。

他说,玩圣徒?

我说,不是。咱们是朋友嘛。

他说,好好好,这事先不说,你先弄着,弄完了再说。

每次我只要到了老郝这里,一次不落的,我总会跟他要一些小玩意儿,像翡翠、玛瑙、玉,都是三头五百,一千元以内的勾当,说白了,一个字就是“贪”,另一个字就是“玩”,两个字加起来就是“贪玩”。仅此而已。这次跟老郝要了两个小玩意儿,他说每个都值十来万。姑妄说之,姑且听之吧,权当是台词了。

老郝笑眯眯地看着我把那两个小玩意儿仔细地揣好之后说,走,我请你吃饭去,对面开了一个上海菜馆,不错,今天我请你吃金钩鱼翅,吃完了之后咱们去洗澡。这么安排行不行?

我说,行。

这家上海菜馆的菜的确不错,特别是金钩鱼翅,做得相当精致,装在一个白瓷的小盅里,还有几款小配菜。但这一小盅金钩鱼翅,我不到十秒钟就吃光了。看来,想伪装自己不是东北人都不行啊,一吃就露馅了。

老郝瞪大了眼睛说,这一盅88块呀,一眨眼就不见了?

我说,要不,再来一个?

他说,拉倒吧。

我跟他语重心长地,当然带点表演性质地说,你这是跟我说这种小家子气的话,要是换了别的“策划”,还能真心跟你合作下去呀?

他说,跟外人当然不能这么说了,掏光了他肚子里的“货”,就让他走人了。

我说,你还挺在行啊。

他诡诈地笑了笑,没吱声。

看来,这种事他已经跟有关“内行”讨教过了。

他领我去洗澡的地方挺高档。大楼的外观有点像大英博物馆。只是中午时间没什么人,里面非常空旷。洗完之后,照例是按摩。现在,洗澡按摩已经成了男人们的“必修课”了。只是,这种事有些场合可以公开讲,有些场合还不能公开讲。其实,这样的事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就喜欢搞一些离谱的事,但有些人或是心里的“辩论”还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或是胆子小,或是根本不热衷此道,很鄙夷,很愤怒,“不喜欢”这种事。那么,我算是哪一种呢?我只能说,我的腰不好,风湿,而且颈椎也有问题,发硬,有人给捏一捏就好多了。不过,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别人“埋单”。

给我们按摩的是福建的两个姑娘,非常专业,按得也很好,肯于用力。男人们在按摩的时候什么话都能说,什么玩笑都能开。但是,按摩完,穿上衣服,走在街上,又跟正经人似的,该工作工作,该学习学习,该讲话讲话,该机敏机敏,就是一个良民的形象。——是的,按摩也不能说不正经,但总觉得什么地方有点儿不大对劲儿。

在按摩的过程当中,老郝接了个电话。让我吃惊不小的是,老郝接电话的语调竟然情意绵绵的,活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我瞪着眼睛问他,怎么回事?不对劲儿呀,有小蜜了是不是?

老郝立刻捂住了电话,小声地说,等会儿我再告诉你。

最后,他也没告诉我。我也装作忘了,没再提起。我始终不认为他是养小蜜的那类人,但是,我估计他是养了,而且还哄着人家。我真的很迷惘,有一点失落了,我的朋友变了,今后,我还能有肆无忌惮地说心里话的朋友了吗?我们中间隔着这么一个小蜜,以后我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交流与合作呢?

坦白地说,我每次到北京来,十次有九次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但是,你又不能不来,因为“对方”给了你一个诱人的题目,当然跟钱有关,你就得过来。这样的事反反复复多少次以后,你就像一只训练有素的狗一样,有经验了,知道是十次九不成,心里反而坦然了。但是,又有了新的题目之后,你来不来?你毕竟还没有到“哀莫大于心死”的地步,即便是到了可疑的“哀莫大于心死”的地步,也还会死灰复燃,又燃烧起来,还会再来,然后再心死,再复燃,再“哀莫大于心死”。

我再次燃烧,再次来这里,并不是对北京有什么感情上的依赖。其实,我对北京的印象不太好,不像小年轻的时代,那时候对北京很向往,四合院啊,小胡同啊,北京风味小吃啊,酸奶呀,现在这些东西差不多都光了,就剩下酸奶了。而且,一出北京站,一坐上北京的出租车,立马就有一种挨宰遭骗的不良感觉。要知道,经过一二十年的大扒大建,就是老北京人也不认得北京的街道了,北京的变化太大了,出租车司机怎么绕你,你也不知道,一句话,你就得挺着了,谁让你在燃烧呢?

晚上,我请黄葵吃顿便饭。吃饭之前,我顺便在西客站那个小商亭装作聪明人的样子,与那个河北口音的老板讨价还价买了一个背兜,最后,以15块钱成交。

黄葵鄙夷地,十分不耐烦地站在一边说,这种破烂货买它做什么?要买就买名牌,又好看又结实,背在身上像个有钱人的样子,这破玩意儿用两天就完了,白花钱!还“策划”呢,啧啧。

我嘴硬地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这样一个行为,就是这么一个价值观,谁也改变不了我,只要便宜我就高兴。我策划咋的?策划咋也比编剧强。

那个河北口音的老板赞同地说,那是。

黄葵笑了。当然,那笑的样子比哭还难看,让人一看到这种样子就想马上离开。是啊,我们想要的生活不是这种表情,这种表情太令人沮丧,太容易激发人找碴儿发火了。

此刻的黄葵已经心灰意冷了,他一心一意想找个编剧的活儿,但就是找不到!他的编剧水平不错的,很可以,而且是一个剧坛尚未发现的快手。的确是他不走运哪。你想,不走运的人心情能好吗?情绪能不反常吗?能不见什么挖苦什么吗?

我缓和了口气说,家里的兜子太多了,泛滥了,买这个就是带点副食回去,海岛的东西咱东北人吃不惯。

…………

本来,我想请黄葵去一个好地方吃一顿,但最后,我还是就近选择了西客站对面商场的那个地下快餐厅。

快餐厅里,无论是地面,还是餐桌,都是脏兮兮的、黏糊糊的。在地下快餐厅吃饭的都是一些平头百姓,或者刚下火车的外地人。我们选择了一张比较干净的桌子。

他皱着眉头说,你怎么选这种地方吃饭?多埋汰。

我自我解嘲地说,我时常怀念这样的地方,过去,我们就是这里的一员哪。只是现在我们变了,不是这里的一员了。什么干净埋汰的?咱们早埋汰过了,现在想干净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在这种地方吃饭相当于忆苦思甜了,能激发我们的斗志,发奋改变我们的现状。我领你到这个地方来,用心良苦哇,兄弟。

黄葵说,狗屁。

我说,你知不知道,哈尔滨道外区有一个北三酒馆,那里是平头酒鬼经常光顾的地方,一点档次也没有。但是,经常有大款开着奔驰到那里喝酒,把车停到另外一条街上……

黄葵说,狗屁,狗屁,狗屁。

黄葵一看我要的是饺子,马上说,行了行了,不用你请了,我自己吃份儿饭。说完径直去了卖份儿饭的窗口。

我知道,黄葵因这个剧没谱才充满了失落感。是啊,他还没有修炼到家呀,还嫩哪。人活着干什么?人活着就得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失落,各种各样的挫折。

第二天,我们在小高古怪且固执的要求下,与老A签订了一个所谓的合同,其实就是一个保证书,意思是,我们不将他讲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上网,传播,或者擅自改编利用。因为头几个与他们没合作成的人,把他讲的那些东西都弄到网上去了。

我说,非叫“合同”吗?叫“保证书”不是更准确吗?

他说,不行,必须叫合同。

我问,既然叫“合同”,这份合同对你们有什么约束力呢?

小高说,肯定有约束力。

我说,那好吧。对了,你们那个老A都跟我们讲啥了?

小高一听,笑了。

翌日一早,我们便分头离开了北京。黄葵坐火车走了,怀着对我的憎恨,但又找不到恨我的理由那样一种情绪,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离我远去了,样子相当沮丧。我站在那里等着他回一下头,彼此挥一下手再离开,毕竟我们都是东北老乡,但他就是没回头。我只好怀揣着那份匪夷所思的“保证书”的副本乘大巴去了机场。

这次就没人送了,自己走吧。

再见吧,北京。

一到首都机场,神奇的大雾立刻涌了上来,把整个机场一下子笼罩起来,飞机不可能正点起飞了。我是一个一天三顿不能少的人,可今天早晨又没吃饭。于是,便在机场吃了一碗价格昂贵的面条。吃了饭就不怕等了,飞机爱啥时候起飞啥时候起飞,反正回海岛也没什么事。

机场已经人满为患了,连坐的地方也没有了。作为“策划”的我,坐在候机厅的窗台上,倚着那个装着各种副食的背包,百无聊赖地“欣赏”着眼前来来往往的旅客。这些旅客什么样的都有,牛皮的,装阔佬的,戴着大宽边眼镜装有文化的,懊恼不已的,摆官架子的,麻木的,东张西望的,他们难道不是像黄葵一样,正为自己想要的生活,上天入地,南北奔波吗?

的确,我不认识眼前的这些来去匆匆的人,这些来去匆匆的人也不认识我,因此,我们彼此都是渺小的。有人说,尘世,尘世,过去不理解,为什么叫尘世呢?其实,尘世就是把我们比喻成灰尘,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由我们这些灰尘组成的。或者说,是由这些漂泊不定的,喜欢钱的“灰尘”组成的。

飞机终于在下午起飞了。我要的是边座,靠前的。我诚恳地跟机场工作人员说,我的心脏不好,照顾一下。

上了飞机,我是C座,靠过道,这样进出方便,非常好。A座和B座是两个俄罗斯女人,一看就是国际倒爷,个个肥硕无比,像两部重型坦克车,小小的座位,她们竟然也坐下去了,真是奇迹。看到她们笨拙的样子,我便主动帮助她们把行李放到行李架里,她们用中文说,谢谢。我对俄罗斯人是颇有好感的,因为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城市到处是俄国人。

在飞行的三个小时里,这两个俄罗斯女人一直在睡觉,像两只肥胖的大象一样。很显然,她们太累了。我看着她们,心里想,她们的男人对她们怎么办呢?从哪儿下手呢?愁死人了。

到了广州白云机场,我又帮这两个胖女人取下行李。她们客气地让我先走。走在前边的我却非常狼狈,因为,我在西客站买的那个廉价的兜子开始断带、掉扣。看到这种情景,那两个俄罗斯女人始终非常礼貌地走在我的后边,分明是给我一个面子。我在她们眼里肯定是一个非常邋遢的中国人。

回到海岛后不久,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这次是飞广西,也是商量策划一个电视剧的事。看来,我挺忙啊。那么,这一次要不要给黄葵打一个电话,请他做编剧呢?可是,从哈尔滨坐火车到广西,咣当、咣当、咣当,那要走很远的路呢,万一这次任务再失败了呢?他那颗脆弱的心能承受得了么?

作者简介

阿成,原名王阿成,男,山东博平人,曾当过司机、工厂干部、编辑。著有长篇小说《咀嚼罪恶》、《扭捏》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年关六赋》、《胡天胡的胡骚》等五部,随笔集《哈尔滨人》、《春风自在扬花》《胡地风流》等四部,英文版小说集《良娼》,法文版小说集《空坟》等。其短篇小说《年关六赋》获198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良娼》获1991年东北三省优秀作品奖,《东北人,东北人》获1992年黑龙江政府文艺大奖,《秀女》获本刊第十一届百花奖。现在《小说林》编辑部任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