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1〕

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

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

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纪念的意义。

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2〕。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3〕呢,是卖弄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4〕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为什么呢?托洛斯基〔5〕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

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中山先生逝世已经一年了,“革命尚未成功”〔6〕,仅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一个纪念。然而这纪念所显示,也还是他终于永远带领着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于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

三月十日晨。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北京《国民新报》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

中山先生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病逝。

〔2〕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中山……》一文中说:“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晨报》所载梁启超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中,也诬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3〕“责备贤者”语出《新唐书·太宗本纪》:“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

〔4〕关于孙中山不服中药的新闻琐载,见一九二五年二月五日《京报》刊登的《孙中山先生昨日病况》。

〔5〕托洛斯基通译托洛茨基。参看本卷第195页注〔24〕。鲁迅所说的这段话,见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

〔6〕“革命尚未成功”见孙中山《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