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野有饿殍”》原文

“野有饿殍”

乞丐到处都是,而上海尤多。职业的乞丐是有组织的,收入相当可观,绝不会饿死。非职业的乞丐,像黄包车夫的家属,女人孩子们,偶然做着这一行“生意”,找些意外的收入,那也是绝不会挨饿的。但从“八一三”抗战以后,乞丐的数量一天天地增多,许多非职业的乞丐也都成了职业的。尽有向来饱食暖衣的人也沦入了乞丐群中。他们竞争得异常激烈,而肯“布施”的人却是那样地少——一天天地少下去。原因是“施舍者”群自己也多半陷在“朝不保夕”的情形之下,如何能够再施舍别人呢。

日本人向世界夸口说,北平的乞丐已经肃清了,市容很整洁。但从北平来的人告诉我们:乞丐在那城市里根本不能生存;有乞的,没有舍的。沦入乞丐群的人,不到几天,或十几天便都饿死了。

上海的情形也是如此。“饿殍”在一天天地增加。

中产阶级在战前吃惯杜米饭的,渐渐地改吃洋籼米,改吃面粉制品,改吃杂粮。本来是两餐吃饭,一餐吃粥的,渐渐地改作两餐粥一餐饭了。改作两餐小米粥或绿豆粥、红豆粥之类,一餐面“疙瘩”,或是面条,或南瓜饼之类了。敌人“以战养战”,把江南产米区种的米、香糯雪白的米,全都囊括而去。剩下的,小部分喂养着汉奸,极小部分才轮到百姓头上。老百姓吃的是他们所不屑吃的碎米,发了臭的腐米,一半杂了糠粉的极坏的籼米,后来,爽爽快快地便连米粒儿也不见,除非用大价钱在黑市上搜求。

农人们自己吃不到自己的米,应该吃米的老百姓们吃不到向来吃惯了的米,这米,一粒粒,一颗颗,雪白肥大的,全都经由汉奸们的手,推到敌人的仓库里去。

有一天,我在霞飞路的一家商店,见到一大批宣传画片,有几幅题着“满洲——东亚的谷仓”的,表现着满车满地的一袋袋的粮食。愤怒使我的脸涨红,我的双眼圆睁着,我想大声疾呼道:不错,“满洲”是谷仓,可惜在那里的人,种稻的人却全都吃不到米粮,只有那批侵略者才有份大量地恣意地享用着。

听说,在那边,中国人是不许吃米的;即做着汉奸也不成。家有藏米的人都偷偷地吃着。儿童们上学,日本教师们突然地问道:你们昨天吃的什么东西?有的说杂粮,也有的说白米饭。第二天,说吃白米饭的儿童的家里却被抄家了,把藏的白米全都车了去,还把主人带了去治罪。从此以后,某家的人如果要吃大米饭,——这当然是万分之一中的“幸运者”——便遣开了或摒除了儿童们才吃。

还有一个故事:一个汉奸到一个日本人家里吃饭;喝醉了酒,在火车上呕吐了。被发现在呕吐物里有白米饭粒,立即把他逮捕了,追问下去,连那请客的日本人也受了处分。白米饭在东北三省是不许中国人吃的,虽然种稻的是中国人!

在北平、南京的伪组织里,也规定着哪一等官吏吃哪一种米。例如特任官可吃特号杜米,二三等的职员只好吃二等米之类。老百姓们呢,根本不配有米吃!说是实行配给制度,其实配给米的影子是难得见到的。

上海人的生活也不得好。所以,向来乞丐们在家家后门口可以拿得到的残羹剩饭,渐渐地肯施舍的人少了,渐渐地成为绝无仅有的了。一家人家难得吃一顿饭,哪里还有东西会剩下,就是剩下一碗半碗饭的,也都要留着自己吃,如何舍得布施呢。

上海的乞丐一天天地多,失业的人川流不息地加入这一群里,但也随“生”随灭。他们活不了多久。在最近的几个月里,他们突然地减少,多半是很快地被饿死。

饿肚子的人有多少痛苦,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所不会了解的。但每天听着街头“饿杀哉”那惨绝人寰的声音,谁的心都不荡着一股怨气,一腔悲愤,一缕沉重的郁恨!这是我们的敌人驱赶他们到这条“饿杀”的路上去的。

“战前”的乞丐呼喊求乞的声音是洪亮实大的,有种种的诉说,种种的哀怨之词,种种的特别的专门的求乞的“术语”。但在这些时候,他们,饿了几天肚子的人,实在喊叫不出什么乞怜求悯的话了,只有声短而促,仿佛气息仅存的“饿杀哉”一句话了。

我看见一个青年人,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和皮,脸上剩下一对骨碌碌的无神的大眼睛,脸色是青白的,双腿抖着,挣扎地在扶墙摸壁地走着,口里低低地喊道“饿杀哉!饿杀哉!”。我不忍闻地疾走过去,我没有力量帮助他。就在那一天,或第二三天,那战抖者的双腿一定会支持不住而倒了下去的,成为一个无名的“饿殍”,战争所产生的“饿殍”。

这样的“饿殍”天天在街头看见,天天在不断地倒毙下去。

我硬了心肠走过去,转避了眼睛不敢去看他们,但我咬紧了牙关:这笔账是要算在我们的敌人,我们的侵略者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