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德随感录》原文及鉴赏

人是不应该总囿于一地的,有机会有可能到外地、外国去转一转,哪怕是走马观花,也会大开眼界,大通思路的。这是我最近去联邦德国访问三周后的感受。

三周,仅仅是人一生中的一瞬,但对我思想的触动却不是一瞬。

“我是给自己穿的”

初次出国的人,格外注意自己的服装、仪表,拿了公家发的几百元制装费,到最高级的服装店去量体裁衣,一套不够,至少两套,有的还要做大衣;衬衣至少也要买上三五件,原来穿过的绝不带出去。这一切为什么?为了显得穷国不穷,有体面。

本人初次出国,属于“出国盲”,自然遵循“出国通”的教导,照此办理,以免损了“人格”,丢了“国格”。

到了西德,我才发现我们中国人太注意仪表了。“太”者,过份、过头也。

首先,德国人的衣着就十分随便。西装,乃西方人的服装,但是我在马路上有意观察,穿非西装的人比穿西装、打领带的人多得多,有穿夹克的,有着针织衫的,有穿背心、裤衩的,也有穿件衬衫的(以上皆男性),女性的服装更是五花八门,穿西装的更少。有一天,《法兰克福汇报》负责人请我们到本地老城的老德国餐馆吃晚饭,我们中国客人都衣冠楚楚,领结唯恐打歪,皮鞋唯恐不亮。可是他却着一件半旧的夹克,自然花格衬衫上没系领带;他的法国籍夫人穿得讲究些,一件款式新颖的黑绸衬衫;陪客有该报的女记者柯小姐,着一件大红棉针织衫,外披一件旧得白不白、灰不灰的风衣;另一个陪客是女医生,穿一件棉毛衫,也披风衣;我们的女翻译是德国大学生,上衣是宽松得近乎邋遢的粗呢外套,下着白色长裤,还卷了裤腿。在衣着随便的主人面前,我们穿得规规矩矩,反而觉得不自在了。

在以后的采访活动中,接待我们的官员中,每每有衣冠不整的表现。法兰克福市的文化部长的领带一长一短叉开着,成八字形;陪我们去西柏林的报社女秘书,白绸衬衫的上两个扣子一下午都没有扣上;西门子公司新闻处的一个科长,下午见面时,衬衣的第一个纽扣和领结松开了,直到吃晚饭还是老样子。我不禁产生疑问:他们的同事怎么会视而不见、不提醒他们呢?

看来,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准则是“随便”,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怎么方便就怎么穿,压根儿就没想到别人会怎样看法,当然也不会去注意别人的衣着,更无心去评头论足,说长论短。“我是给自己穿的”与“我是穿给别人看的”,这就是他们和我们生活观念上的重要区别。

我们太看重吃相了

我们来自“礼仪之邦”的人,在德国格外注意礼仪、面子,尤其在吃相上。据说,吃相不好,方式不对,会被对方瞧不起的。据说吃西餐规矩很多,刀叉不能拿错,喝汤不能出声,中国人惯用的缩汤法绝对不行,自己盘中的菜要吃净,吃葡萄连皮带核一起吞,等等。

真到了西德,才晓得人家吃饭和穿衣戴帽一样,也是随便的、自由的,没有墨守那么多老框框;我们做客人赴宴,大可不必把神经绷得像上战场一样紧张。

10月4日中午,农林部国务秘书、国会议员正式宴请我们,虽然饭菜很一般,但形式是隆重的,餐桌上摆着中德两国国旗和绿叶衬着的红黄色鲜花,每人面前放着一份系着黑红黄(国旗的颜色)三色细带的宴会菜单。大约近十三点,这位官员到了,一入座,还没等服务员给大家端来开胃酒,他就抓起眼前的面包,用手掰下,一小块、一小块地吃起来。用中国人的眼光看来,这种“饿极相”是不雅的、失礼的,但他吃得很自然,并不考虑是否造成“不良影响”。席间,他掏出白手帕,脸对着大家,连擤了几下鼻涕,声音格外地响,而且头也不背过去。在我们看来,又是不雅之举。

和德国朋友一起吃饭,随随便便、不拘小节的事例俯拾即是。用黄油抹面包,黄油沾在手指上,用舌头舔净;菜盘边缘有几点菜汁,用手指一抹放进嘴里;至于用面包或菜叶把盘底擦干净,更是餐餐可见。不用左手而用右手拿叉,吃中餐用西餐具,或刀叉和筷子并用,也不少见。钝刀切牛排时,发出与瓷盘磨擦的声音并不比中国人缩汤的声音好听。陪我们吃饭的女士,盘中常常有吃不了的土豆、米饭或鸡块。饭桌上偶尔飞来个把苍蝇,随手挥去即是,并不大惊小怪,觉得丢了“国格”。

既然德国人(从官员到一般职员)吃饭这样无拘无束,作为客人的中国人何必恪守人家的老规矩?吃饭吃得紧张谨慎,小心翼翼,喝汤如同吞汤,吃肉不敢张口咀嚼,美味佳肴送给嘴里味同嚼蜡,有什么味道?有什么乐趣?吃饭岂不等于受罪!

况且,德国人和我们一起吃饭,他们只专心致志地品味自己盘中的菜肴,很少说话,更不东张西望,“侦察”我们中国人吃西餐的“缺点”。我们自己又何必用洋框框自我束缚得紧紧的,做那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

千百年的“礼教”传统真是害人啊!害得中国人连一顿饭都吃不好,更不必说更重要的事了。

陪客何其少

我们三人采访团接受过西德朋友多次正式和非正式的宴请,他们陪客很少,有时少到令人想象不到的地步。

《法兰克福汇报》为我们接风是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主人方面除了该报负责人之外,还有陪我们到处采访的女记者小柯、电视部主任和一老编辑,主与客之比为4:3。农林部的午宴是主3客5(我们包括一翻译一驻德记者)。西门子公司的宴请是主5客4。这都属于陪客多的情况。陪客最少的一次是在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市,当地一家葡萄酒厂的经理请我们吃午饭。当我们踏进一家豪华的宫殿式的餐厅时,彬彬有礼的中年服务员把我们引到一张五人坐的餐桌前,并且告诉我们有人已为我们订好了菜。餐桌布置得很讲究,一束绿枝拥簇的粉红色鲜花摆在中央,与花相对是插着四支红蜡烛的银色烛台,两物之间是两笸箩烤黄的面包,红绿粉黄相映成趣。这一桌正好我们五个被请的客人坐,我不觉想:主人来了坐在哪里?直到我们喝完最后一道咖啡,准备起身时,一位西服挺括、个子高大的中年人出现在我们面前,自我介绍他是经理,问我们吃得好吗,然后带我们去参观古老的葡萄酒窖。

这真是一次奇特的午宴,一次没有一个主人陪伴的宴会。在中国,主客一比一的宴会都很少见,你听说过陪客是零的宴会吗?

多一点个性吧

在中国生活的人,事无巨细,习惯于划一。

我也是带着这种观念去西德的。一开始总摆脱不了划一的思维轨道。主人带我们进各种风味的餐馆,都要每个人点自己爱吃的菜。我们都是“外文盲”,看不懂菜单,主人介绍此馆的特色菜是烤猪肘,团长说就要它,我和老肖也跟着要它。主人说彼馆的鹿肉稀罕,我们就跟着团长吃鹿肉。但是,当服务员把菜端到每个人跟前时,我每每发现主人点的菜与我们不同,我们吃猪肘,他们有的点鱼块,有的点牛排,有的……按照中国人求同的想路,这实在欠妥:你介绍人家吃猪肘,你自己却不吃,什么意思?你另外点菜,让客人什么想法?但是他们好像从不会有这类顾虑。最后一道“菜”喝咖啡时也这样,先问你要不要,即使我们三人都不喝,他或她总是要的。而如果我是主人,肯定会跟着客人一样不喝的,即使我十分想喝的话。如果大家都喝咖啡,德国朋友也要问我们喝什么样的,往往我们要一般的,他或她都要不一般的,意大利式的或浓缩型的。

此外,点菜虽同时,上菜总有先有后。开始时,遇到我们点的菜先来,我们按传统习惯要等他们的菜也到时才吃,他们一再劝我们先吃,我们却迟迟不好意思拿刀叉。后来碰到他们点的菜先上时,他们毫不客气先吃,并不等齐了一起吃。

从这些吃喝小事,可以窥见东西方观念的差异:人家多强调个性,不强调划一;而我们太强调划一,少尊重个性。

“里子”更重要

西德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宴会上早已不摆烟了,烟民想抽烟得自备。《法兰克福汇报》请我们吃饭时,我的同伴老肖抽的是“红塔山”,而汇报负责人拿出的烟是无过滤嘴的,包装很平常,未免相形见绌;但他并不因拿不出“万宝路”之类的好烟而感到难为情,反而有说有笑地告诉我们,这种烟不足一马克一包,是本国产的,而“万宝路”等外国烟要三点五六马克一包。当时,如果我处于他的地位,宁可不抽也不好意思拿出这种次烟,更不会说出次烟的价格来,否则太“坍台”了。——我们比起西方人来,实在太看重面子了。人家似乎更注重实际,更注重“里子”。

德国人这种注重“里子”的事,远不止这一桩。10月2日早晨,我们在西柏林一高级饭店楼下吃完早餐,陪同的女秘书告诉我们,把行李搬下来存在饭店贮藏室内。因为今天上午游览东柏林市容,下午就要飞往波恩,所以,饭店的房间今天退了。她说明时自自然然,没有半点不好意思。这一退,五个人就省了近千马克。

遇到类似情形,我们中国人好意思让外国客人这样退房吗?我们是面子第一,面子比里子重要千万倍!

1988年11月于北京

(1989年《散文世界》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