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奇想的一年(8)

第9节:充满奇想的一年(8) 

我开始了。我清理了一个架子。约翰用它来存放针织衫、恤衫和我们清早在中央公园散步时他所穿的衣服。我们每天早上散步。因为喜欢走不同的路线,我们并不总是一起走,但我们知道对方走的路线,会在离开公园之前会合。架子上的衣服就像是我自己的,我很熟悉。我不再想着这个。我放起了一些衣服(一件他穿的时候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针织衫,一件金塔娜从亚利桑纳州带给他的峡谷农庄度假村恤衫),但我把架子上多数衣服装进袋子,将那些袋子送到马路对面的圣詹姆士长老会教堂。我壮了胆子,打开一个橱柜,塞满了更多的袋子:新百伦牌运动鞋,户外运动鞋,布鲁克斯兄弟牌短裤,一袋又一袋的袜子。我将这些袋子送到圣詹姆斯教堂。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带上了更多的袋子,来到约翰的工作室。他的衣服放在工作室。我还没准备好处理掉他的西装、衬衣和外套,但我想我能处理剩下的鞋子,当作一个开始。 

我在那个房间的门口站住了。 

我不能把他剩下的鞋子处理掉。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明白为什么了:他如果回来,将会需要穿鞋子。 

意识到这个念头,决不意味着能消除这个念头。 

我至今仍没有去试探(比如说通过把鞋子处理掉)这个念头是否已经消失。 

回头看来,我把尸体解剖本身看做是此类思维的第一个例证。当我那么毅然地同意进行尸体解剖时,无论我头脑里还有什么别的想法,终究是有点精神错乱,才会认为尸体解剖将会证明出了问题的是一些简单的事情。那可能只是暂时的心肌梗塞或者心率失常。只需要一点点调整--比如说换一种药物,或者重新设置一下起搏器。如果这样,我继续推断,他们或许能够把问题解决掉。 

我记得2004年的总统大选期间,有个访谈节目震动了我。节目中,特雷莎·亨氏·凯利说起她第一个丈夫的暴毙。她在访谈中说,约翰·亨氏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她非常强烈地觉得她"需要"离开华盛顿,回到匹兹堡。 

她当然"需要"回到匹兹堡。 

他可能回来的地方不是华盛顿,而是匹兹堡。 

实际上,约翰被宣布死亡当天晚上,他的尸体没有被解剖。 

尸体解剖直到第二天上午11点才进行。现在我明白了,12月31日早晨纽约医院有个我不认识的人打电话来,尸体解剖肯定是在那之后才进行的。打电话来那人不是"我的社工",也不是"我丈夫的医生",也不是,就像我和约翰可能会说的那样,我们桥上的朋友。"我们那个桥上的朋友"是个跟他姨妈有关的家庭暗语。他的姨妈哈丽耶特·彭斯用它来指最近连续遇到的陌生人。有一次在西哈特福德,她见到友谊餐厅外面有一辆凯迪拉克的赛威轿车,那辆车刚刚在巴尔克利桥上超她的车,她就说车主是"我们桥上的朋友"。我听着那人的电话,脑中听到约翰在说"不是我们桥上的朋友"。我记得他表达了同情。我记得他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似乎有些话想说,却躲躲闪闪。 

当时他说,他打电话来,是想问我会不会捐赠我丈夫的器官。 

刹那间,我脑海里涌现了很多事情。我想到的第一个词是"不"。我同时还想起了金塔娜。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她说她去换驾照的时候,自己选择了器官捐献者的身份。他问约翰是不是也一样。他说不是。他们就这个问题聊了一会儿。 

我把话题岔开了。 

我不能想象他们中任何一人的死亡。 

那人仍在电话中说个不停。我在想:如果她今天将会死在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会有这样的电话打过来吗?我将会怎么做?我现在该怎么做? 

我听见自己在电话中对那人说起我丈夫的情况,还说我的女儿昏迷不醒。我听见自己说,在我们的女儿甚至还不知道她父亲已经去世之前,我无法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当时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回答。 

挂了电话之后,我才发觉它一点都不合理。这个想法立即被别的念头取代了:他在电话里说的有些话是无稽之谈。他说的话自相矛盾。这个人谈到器官捐献,但当时已经没有办法得到有用的器官了:约翰没有用上生命补给仪器。我在急诊室那间放下帘幕的病房中见到他的时候,他没有用上生命补给仪器。牧师来的时候,他没有用上生命补给仪器。所有的器官都会坏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