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尾声
22 尾声
在莱克沃斯字母街的房子上，能看见零星的黑色霉斑。有的屋顶变形，有的室内被大火焚毁，还有的被切断了供电。人走屋空，害虫和各种小动物随即入住。大约一半的房屋，窗户都被打碎了。到处都是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不得侵入／不得入内”的标志。导览员琳恩·兹奠尼艾克说：“是为了防止贩毒，之前我带人来过这里很多次了，警察让我赶紧离开。”
琳恩为记者、制片人或是任何对止赎危机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巡回导览服务；有时，她只是自己开车过来看看。她查看了原来作为抗议地点的德意志银行的那幢黄色房子，仍然被木板钉封着。在房地产泡沫顶峰时期附近的房子能卖到30万美元。现在的价格只是那时的三分之一，而且有些房子永远都没法再卖出去；莱克沃斯政府最近获得了一些资金，用来推倒那些最糟的房屋。“这儿的建筑整片都会消失不见，”琳恩告诉我，“就像是得了一种流感，所有人都得离开。”
我们回到近岸航道附近位于大厦十三层的琳恩的办公室，即住房公平基金会的办公室。这座大楼里还有太阳信托公司的当地总部，以及当地联邦调查局的办事处，前者曾因“机器签署人”行为和服务滥用等被处以罚款。琳恩认为联邦调查局的存在可以使他们免受盗抢。在办公室里她可以一览棕榈滩市中心的壮丽景色，面积仅有1200平方英尺，只容得下四名员工办公以及一些文件。
琳恩和她的两个儿子扎克和马克·埃利奥特，以及马克的妻子瑞秋一起打理基金会。他们称之为“研究和教育非营利组织”，该组织致力于止赎欺诈调查和认定。即使在达成和解方案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人们注意，因为在美国每天都有家庭被银行利用虚假文件赶出家门。没有任何监管机构、政治家、检察官或联邦法官会操心这些事。他们全都假装相信，存在了三百年的土地登记系统不会被毁灭。就像《难以置信的神秘主义者》里的魔幻大楼，大家又都开始相信巨型止赎机器了。
案件一：自2008年起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布兰特·本特利姆遭遇了多家服务商的止赎起诉，但他从未拖欠过贷款月供。美联银行和富国银行一再错误计算还款数额，非法收取罚息，强制投保并篡改贷款本金余额。富国银行提交了一份本票丢失证明书，之后又找到了原始本票，而原始本票显示贷款方是另一家银行，富国银行并不在产权链条之上。本特利姆案仍在法院审理当中；最近一次的开庭审理是2015年3月，从最初提起诉讼开始已经过去了七年。
案件二：在一份电子邮件往来中，无意提到了艾比·洛佩兹的案件，他是丽莎·爱泼斯坦原来在格塞塔路的邻居。在电子邮件中，贷款方程序服务公司的员工尼古拉斯·莱昂哈德告诉他的上司，原告汇丰银行贷款系统中的贷款方信息不一致，系统显示贷款方是美国银行。然而主管并没有停止止赎，反而告诉莱昂哈德只需要在汇丰银行收回房子后将其过户给美国银行即可。问题解决。汇丰银行的律师试图清除电子邮件记录，但没有成功。
案件三： 2013年菲尼克斯照明公司起诉摩根大通的案件中，投资者对JPMAC 2006-WMC4抵押贷款支持信托中的二百七十四笔贷款的转让历史进行了调查，发现所有贷款和本票都未能在信托截止日前转让，造成了信托产品未得到抵押贷款支持的情况（证券化失败），因而不符合REMJC的免税政策，应当承担一倍数额的罚金。2012年一起针对巴克莱银行提起诉讼的案件，仔细审查了另外三种证券化类型，同样发现99%的抵押贷款都未能或并未恰当地转让给信托。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实际上，菲尼克斯照明案引述了琳恩的论证。在住房公平基金会的办公室里，她向我展示了银行和信托公司交叉引用的成千上万份文件。倒闭的抵押贷款信托数量、废弃的房屋数量和虚假的本票背书数量每天都在增加。如果有人铁了心要计算出确切的罪行，那么工作量比起房间里堆积如山的文件来说，只多不少。
我看到了那块著名的海报板，还有两张琳恩的照片，一张是和奥巴马总统的，另一张是和拜登副总统的。2012年选举期间，多亏了她的律师、民主党核心人物迪克·哈珀提安的精心安排，她得以与两位总统会面。“这就是起诉银行的那位女士，”哈珀提安把琳恩介绍给拜登。琳恩提到了拜登的儿子、特拉华的总检察长博·拜登。副总统微笑着说：“如果子女能够青出于蓝，那么为人父母，就算成功了。”三年后，博·拜登死于脑癌。
琳恩参加了在亚特兰大举行的一场小型筹款午宴，即奥巴马见面会。在琳恩上镜《 60分钟》栏目八个月后，奥巴马总统在该栏目上表示，“华尔街的一些最不道德的行为并不违法”，他热情地接见了房间里的所有人。琳恩对未能起诉表示失望。奥巴马和所有优秀的政治家一样，顺着琳恩的心意说了一番场面话，并强调了减免更多抵押贷款本金和停止掠夺性放贷的必要性。饭后，亚特兰大市市长卡西姆·里德感谢琳恩的提问并告之发生在亚特兰大市的止赎问题。琳恩心想，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呢？
除了研究之外，住房公平基金会还向致力于止赎的组织发放补助，其中包括佛罗里达第一修正案基金会和“占领我们的住房”组织。2013年，在丽莎和迈克尔的帮助下，琳恩在基金会办公室召开了一次“占领我们的住房”组织的全国性会议，向他们提供了止赎欺诈的详细信息。通过直接行动，“占领我们的住房”组织拯救了数以百计的房屋所有人。他们并未达到真正给银行施压的规模，但他们并不示弱。
几乎每天，都有房屋所有人来恳求琳恩帮忙，他们赞美她，好像她是特蕾莎修女。当她告诉他们自己无能为力时，他们又觉得她和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一样坏。琳恩每天都要承受人们的愤怒，她能看到那些深不见底的绝望，她开始责备自己扼杀了人们的希望，关闭了他们的通路。如果不是因为那些人身处低谷，他们刻薄的话语准能让她转变对人性的看法。
基金会最大的项目就是那起公私共分罚款诉讼案，该案件并没有在9500万美元的联邦和解方案中终结。该案涉及五家抵押贷款服务商；琳恩起诉了包括服务商诸如贷款方程序服务公司的受托人等在内的十三家公司。2013年8月，案件开始审理，证据中有一份不同寻常的文件：一份签署日期为2009年2月9日的抵押贷款转让协议，该日期是在抵押贷款止赎之后。转让协议的右方空白处有一行字： “并非有意疏忽，本抵押贷款转让协议未能在止赎案件最终判决前登记，目前正在登记以明确产权。”要证明大规模制作文件伪造所有权的骗局，再没有比这更强有力的证据了。
尽管和解方案中的五家服务商和其余被告的行为相同，但司法部拒绝介入该案的下半场审理，琳恩和她的律师们只好承担了相关费用。结果公布后，琳恩发现她花了几百个小时为司法部起草的机密信息披露标准，并未用于迫使银行披露文件。这一切，只是华盛顿特区的官僚们放出的一个烟幕弹。
琳恩经常回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的联邦法院去参加公私共分罚款诉讼的听证会。她会听到检察官的低语：“她为什么不拿着钱回家？”银行不断拖延案件的审理进程，拒绝所有的举证申请，进行没有意义的辨论。然后又会突然放弃原来的论点。一共有几十位律师出席，每家银行至少派出了三位律师，他们分别对每一点进行辩论。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服务公司的一位律师试图解释说：“法官，您应该知道，有时候已婚人士会不自觉地在支票上签上妻子的名字。有时她知道……”他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然后总结说，“有时她不知道！”他坐下来咧着嘴笑了起来。
无论有多少银行律师在法庭上丢人现眼，他们都把法院系统搞得近乎瘫痪。2014年春天，法官约瑟夫·安德逊驳回了大部分案件。琳恩又艰难地坚持了一年，出于揭发被扭曲真相的一种责任感，她提起各类上诉和动议申请。2015年4月1日，她达成了一项非公开的和解方案。6月26日，琳恩又将该案件中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三家受托人、两家抵押贷款公司和贷款方程序服务公司的索赔上诉到第四巡回法庭。如果败诉，就只剩最高法院了。但即便胜诉，琳恩也无法打倒华尔街。她甚至没法让他们退还所有的非法所得利润。
另外，还有一些案件仍在法院审理当中。琳恩的原客户《抵制止赎欺诈》博客的博主戴米安·菲格罗阿，于2013年3月4日起诉琳恩违更受托人责任并不当得利。戴米安说琳恩窃取了他打算用在一项共同提起的公私共分罚款诉讼中的研究，之后又以单独名义起诉。他提交了他们之间的数百封电子邮件往来为证。
我向琳恩询问这件事时，她认为他在说谎。她确实在对戴维·斯坦恩律所和抵押贷款电子注册系统的诉讼中代理过戴米安，律师聘用定金中已经列明。事实上，她向戴米安透露她有一件正在审理中的《虚假陈述法》案件，她是利益相关人，戴米安的电子邮件也证实了这一点。琳恩的许多描述止赎欺诈的文章和给监管机构写的信在遇见戴米安之前就已存在。后来他们两人合作，互相帮助研究公共文件。琳恩补充说，戴米安听说了她的和解方案后，对她表示了祝贺，他们甚至共进了午餐。他从未说过他是“真正的原告”。
戴米安针对银行提起的集体诉讼都被驳回，他的律师建议他不要和我说话。但在起诉状中，他说2010年2月9日，他在欢乐时光聚会活动上发起了关于公私共分罚款诉讼的演说，他和琳恩就是在那场聚会上相识的。一个星期后，琳恩确实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他，自己有一起正在进行当中的公私共分罚款诉讼，但对于结果，并没有太多指望。“如果你也想尝试一下，告诉我，我们可以共同起诉，我们都知道这真的没什么胜算，”琳恩在电子邮件中补充说。这条线索是戴米安观点的核心。
他们保持了好几个月的邮件往来，但没有再就公私共分罚款诉讼进行明确商议。琳恩请戴米安提供一些研究资料，戴米安总是有求必应。戴米安曾发现一份贷款方程序服务公司的签署人名单，就发给了琳恩。这一名单最终出现在起诉状中，但也有其他的“机器签署人”名单。提起公私共分罚款诉讼之后，琳恩为了遵守保密令，向戴米安否认了手上有正在进行中的案件。琳恩指明，戴米安应该考虑对斯坦恩律所和印地迈提起公私共分罚款诉讼，因为这两家公司并不是她案件中的被告。
戴米安并不是唯一声称琳恩窃取了他劳动成果的人；人们习惯性地用这种方式指责基金会办公室。但其他人没有冲动行事。案件仍在法庭审理中，琳恩认为这个案件将永远持续下去。你可以分析任何一方的证据。但它确实是一个运动停滞时教科书式的范本。不久，大家开始互相攻击，起因变得并不重要，真正的罪犯由此更加容易逃之夭夭。
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肖恩·多诺万坚持说，全国性抵押贷款和解方案，将为一百万陷入困境的房屋所有人减免贷款本金。最后，和解方案的监督委员会报告显示，只有8300名房屋所有人获得了第一留置权本金减免，比官方承诺的减少了90%。和解方案要求银行最少提供100亿美元的本金减免，银行就将将拿出了100亿美元。多诺万吹嘘其所谓的500亿美元的有形收益，但其中大部分来自房屋“短售”——即房屋所有人将房屋以低于抵押贷款余额的方式出售，因而不必再补足欠银行贷款本金的差额。对这些家庭来说，也许“短售”能解燃眉之急，但这和“让人们住在自己家中”的预期目标，却恰恰相反。更多的美国人因为全国性抵押贷款和解方案而失去了住房，没能享受到贷款本金减免。
如果服务商能够“免除”个人破产时已经执行过的债务，他们就可以用该债务数额冲抵和解方案中的赔偿金额，取消已被计入不可收回的第二留置权贷款，修改投资者拥有的贷款合同的还款条款（用别人的钱来支付和解赔偿金）。他们通过向慈善机构捐赠房屋和推倒重建一些房屋来冲抵罚金，通过这些日常活动来建立社区口碑。在诸如加利福尼亚这样“无追索权”的州内，法律规定如果房屋出售价格低于贷款本金余额，贷款方禁止向借款人追债。而最为迂回的伎俩大概就是消费者救济总额中的四分之一，也就是110亿美元，来自“无追索权”州内的房屋“短售”冲抵。换句话说，这种对房屋所有人的“馈赠”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被非法逐出家门的每个家庭，最终得到了“侮辱性”的1480美元的现金赔偿，还不够两个月的房屋租金。没加入和解方案的俄克拉何马州为止赎受害者设立了一项抵押贷款基金，每位房屋所有人能得到的赔偿，是这一数额的七倍。
另一项重大和解方案，美联储和货币监理局的独立止赎审查既不独立（银行指派自己的审查人员），也没有进行足够的审查（举报人称，审查人员故意将对借款人造成伤害的证据减少到最低限度）。最终，监管机构中止了这项调查，银行则向2009年和2010年陷入止赎的全部420万家庭支付了36亿美元的现金，银行将这些家庭分为广义止赎类型和随机止赎类型。获准修改贷款合同条款的人士，如果又被非法夺走了住房，只能得到300美元的赔偿。大多数房屋所有人得到的赔偿不到1000美元；有些人觉得这太过屈辱就把支票寄了回去。丽莎·爱泼斯坦收到了一张600美元的支票。
除了对消费者造成的不良后果之外，和解方案的大框架，建立在正在商讨和解的那些活动现已停止的基础之上。但是“机器签署人”和文件欺诈以及掠夺性服务的泛滥有增无减。止赎斗士们数年来曝光欺诈的努力，只换来了另一项微小的调查结果。
因1980年代后期发生的储贷行业丑闻，联邦调查局的一千多名检察官和调查员尽心调查，将银行高管绳之以法。相比之下，《纽约时报》注意到，在埃里克·施耐德曼的证券化特别调查小组启动后的几个月内，该调查小组没有公布任何高管、办公室、电话或工作人员的相关调查信息。在国会作证会议中，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主任罗伯特·库扎米表示：“大部分调查工作……并不是真的由调查小组的工作人员完成的，而是由组成这个调查小组的个别调查团体完成的。”换句话说，工作组并不存在；它只是现有案件的新闻发布人。
2013年和2014年，特别调查小组与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等大型银行，达成了几项抢占各大新闻媒体头条的和解方案——这些银行故意向投资者出售不符合既定承销准则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证券欺诈的实际受害人也就是投资者没有得到任何赔偿；最大的受益人是司法部。和解方案的净额近370亿美元，但作家伊夫·史密斯说这里面夸大的成分太高。一方面，它们是免税的，这意味着普通纳税人支付了部分罚款。和解方案中的“消费者救济”部分允许银行利用正在进行的贷教条款修改的减免金额，来冲抵和解方案的罚金，甚至向低收入居民区发放贷款这种能够产生利润的活动，竟然也能用来冲抵罚金。这有点类似于有人因窃取柠檬水而被判刑。剔除吹牛皮的成分之后，370亿美元的罚款其实相当于只有110亿美元。
施耐德曼的助理们信誓旦旦地说，特别调查小组的调查将导致比全国性抵押贷款和解方案级别更大的问题，但是没有。产权链条问题、REMIc的偷税问题——这两个是证券化过程中暴露出的最大问题，施耐德曼在组建特别调查小组之前就一直在谈论——从未提上议程。尽管特别调查小组宣称将保留所有权利，但他们从未发出过任何刑事传唤。银行用很少的钱便摆平了问题，支付罚金的并不是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蒸发事件的高管们，而是股东。
奥巴马政府无视欺骗人民的银行，却起诉欺骗银行的人民。《新泽西贵妇的真实生活》的电视明星特蕾莎和乔·朱迪斯申请住房抵押贷款时作假，她们因此进了监狱。四个联邦机构联合办理了此案。同时，负责处理此案的司法部领导兰尼·布鲁尔和埃里克·霍尔德立刻又回到前东家科文顿&伯灵律所工作。霍尔德任总检察长时，该公司甚至为其准备了一间专用办公室，他当时正在与多家银行协商和解方案，其中很多暴科文顿&伯灵律所的客户。
美国的法律相当严苛，它是全球监禁最多的国家。如果普通人被抓到偷苏打水或抽大麻，那么大概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回归正常生活。但是，如果是系统性犯罪——把几百万份欺诈性抵押贷款打包成证券、未能实现证券化过程、从事欺诈性服务、用伪造止赎文书来驱赶房屋所有人等行为，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许多人都想弄明白，为什么为了多赚点钱，银行就可以如此放肆地破坏房地产市场？结果表明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他们知道不需要承担严重的后果。我们缺乏不论贫富贵贱一概公平定罪的公平制度。这确保了富人和有权有势者可以持续犯罪。
克逊维尔的调查人员决心抵制来自华盛顿的联合高压，这促成了唯一一起针对止赎欺诈的重大起诉。2012年12月DocX的创始人兼首洛琳·欧莱礼·布朗因电信欺诈罪被起诉，该公司为抵押贷款公司提供了100万份以上的欺诈性转让协议和证明书。显然这是一个阴谋，因为指控说布朗在“客户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导了伪造文件和捏造证据的骗局”。换句话说，抵押贷款服务商雇用布朗伪造证据以证明他们的止赎起诉资格，但是布朗居然真的伪造了证据，他们对此十分震惊。服务商也许不了解DocX精湛的伪造技巧，但那只是因为他们害怕承担责任。
贷款方程序服务公司签署了一项不起诉协议，约定支付3500万美元的罚金，并在布朗定罪的过程中，积极配合了检方工作。因此，该公司得以摆脱了刑事控诉。起诉状中写明，贷款方程序服务公司对Dccx的所作所为并不知情，他们发现DocX公司的行为后，便解雇了布朗。但其实贷款方程序服务公司的另外几个子公司也有着同样的欺诈行为。发明“机器签署人”的人，看来不像是布朗。实际上，该控诉证实授权临时工在止赎文件上签署上司名字的“代理签名”是非法的，尽管贷款方程序服务公司数年来极力辩称它是合法的。
布朗最大的罪行就是向杰克逊维尔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说谎，而且在贷款方程序服务公司不再庇护DocX之后，成了可牺牲的替罪羔羊。她认罪了，被密苏里州和密歇根州同时定罪。马萨诸塞州埃塞克斯县的契约登记员约翰·奥布莱恩接到了联邦助理检察官马克·德弗罗的电话，让他在宣判听证会上作证。奥布莱恩想让布朗补缴128万美元费用，以清理他办公室中10567份被DocX搞混的土地登记记录。德弗罗回电说，法官不同意这项索赔，因为登记员不是受害人。奥布莱恩大叫起来：“说我们不是受害人，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才是收到所有虚假文件的人！”
“不，银行才是受害人，”德弗罗说。
琳恩参加了布朗的宣判听证会。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吉尔福德县的契约登记员杰夫·西格彭出庭作证。亨利·李·亚当斯法官问杰夫是否要索赔，他回答说：“我希望可以，但我知道不会得到赔偿。”法官问德弗罗，谁来把登记处的那些伪造文件清理掉。“嗯……我们在这方面的确遇到了很多困难。”德弗罗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你能怎么解决。”
公诉人表示，联邦调查局调查了涉案的七十五名DocX员工，四十五位特工对因DocX公司的转让文件而失去住房的房屋所有人进行了取证。杰夫感到沮丧，所有的调查只是集中于要让洛琳·布朗坐牢。其他犯罪者都得到了保护。她在法庭上哭了，连连道歉。她的律师认为政府控诉布朗的这些罪行，银行都有。但法官没有宽大处理。布朗获刑五年，这是最高刑期。
琳恩告诉德弗罗，在布朗获罪之后，她仍然看到人们因DocX的文件而失去住房，因为没人得到法院通知。德弗罗回答说，他希望银行律师能披露这个信息。“我想你是在开玩笑吧，”琳恩说。在听证会上，德弗罗不肯与她对视。但琳恩决定放手，不能继续消沉。至少，有人因为伪造抵押贷款文件坐了牢，这证明这些罪行应当被判处相应的刑期，而非“草率的文件工作”。但布朗只是一个替罪羊。没有其他人入狱，因为这种罪行太过普遍，若要深究，整个行业都会为此付出代价，华盛顿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结束后，琳恩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的一位朋友，感谢他给洛琳·布朗定了罪。通话中，他们停顿了很长时间。那位探员终于打破了沉默，他说，“我认为纳税人还没有得到应得的对待。”
在南佛罗里达湖的怀抱中央，有一座郁郁葱葱的庭院，貌似史前进化而来的一些鸟类，时不时地俯冲入水寻找食物。每隔几分钟，飞机就会从附近的西棕榈滩机场起飞。
迈克尔·雷德曼翻了翻烤架上的虾并点燃香茅蜡烛驱蚊。好几年前，迈克尔在这片地段租了翻修过的房子。房子只有一个房间，里面放了一张床，一张沙发，另外还有一间厨房。但这对他和女儿尼可来说，足够了。轮到照顾女儿的时候，他就把她接过来。他很喜欢后院的绿树和阴翳。他不再背负抵押贷款，也不希望再背。
几个月前，主宅新搬入一户人家。迈克尔向那家的女主人问好，询问她的工作。她说她是止赎案件的银行代理律师。“有些事情，我解决不了，”迈克尔告诉我，“她做的事和我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方向相反。”
迈克尔每天驱车一个小时到劳德尔堡的伊万·罗森律师事务所工作。伊万是唯一参加了丽莎和迈克尔的“节日中的无家可归者”游行的律师，那次游行因为下雨取消了，迈克尔对此铭记于心。丽莎刚开始与伊万一起做研究和案卷调查。后来伊万找到迈克尔，并在午餐时达成了合作意向。迈克尔负责介绍客户，并准备举证请求书及质证。当然，迈克尔还要负责运营伊万的网站，有时他会在《止赎欺诈》上交叉刊登一些报道，尽管网站的活跃度早已不像原来那么高了。
西棕榈滩位于他去往劳德尔堡的半路上，前妻詹妮弗就住在那里。2014年，她“短售”了圣露西港的那套房产，就是那座梦想之屋，让迈克尔走上了这条路。詹妮弗留在圣露西港附近，迈克尔不打算搬到离工作更近的地方，因为那样就离女儿太远了。所以他每天在95号公路上花很长时间通勤。他开玩笑说要去应聘奥克文金融公司，那家公司的总部就在那条路上。他说：“我想当卧底好久了。”
迈克尔希望与琳恩和丽莎共同主导住房公平基金会。三名止赎斗士就非营利组织讨论了很多；琳恩甚至提供了建筑位置和保险状况等细节。后来马克·埃利奥特和瑞秋搬到琳恩的公寓里，迈克尔不得不搬出去，在办公室附近另觅住处。但是合伙人关系并未实现。我问迈克尔，是不是觉得很沮丧。他只回答：“这大概是最好的结果吧。”
迈克尔将《止赎欺诈》博客活跃度的下降，归因于谷歌阅读器的停运。所有的关键字搜索和新闻订阅都被清空，他不知道该如何通过别的渠道获得。另外，包括所有与止赎相关的细节信息也已经不再那么迫切，过一段时间，一些新闻就显得毫无意义。网站其实毫无变化，卡罗尔·阿斯伯里律所的广告已被伊万·罗森律所的广告所取代。但是，他可以好几个星期都不发一篇文章，与维权时的那些激情日夜全然不同。迈克尔不再试图拯救这个国家，他已经退让，打算一次只救一位佛罗里达的房屋所有人。
这真的很难。佛罗里达乃至全国的很多法官，都不愿意严格执行国家财产法。一位证券律师向我解释说，法官总是尽量避免重大的法律问题。如果能够找到出路的话，为什么要让止赎停滞呢？另外，和法官处于同一阶层的是原告律师，而不是房屋所有人。即便那些律师在法庭上公然撒谎亵渎法律，比起让老赖们白得一套住房，法官也不会去处罚那些律师。
我参加了一场模拟法庭会议，伊万·罗森在劳德尔堡培训十六名辩护律师。罗森扮演银行律师，他的同事扮演法官。银行在司法止赎州里的最大创新就是将欺诈带进了法庭。模拟法庭中，由一名专业的“机器证人”证明了记录的准确性，而不是“机器签署人”制作证明书以证明止赎的有效性。在这个模拟法庭上，丽莎和迈克尔扮演了“机器证人”。
和“机器签署人”一样，这位“机器证人”几乎不了解整个案件，只是在作证前阅读了文件。他们只是被雇来从事低技术含量工作的临时工。对于借款人的还款历史记录证明书是如何制作的、本票是否已被恰当背书、原告是否具有完整的产权链条等，他们全都不了解。他们和“机器签署人”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看到了那部分信息。“证人都是演员，”迈克尔告诉我，“他们雇用某人在法庭上背诵一段台词。如果你想让他们了解什么，就得多付钱。”
罗森所传授的策略，并不着眼于欺诈性证据或止赎起诉资格。近来，佛罗里达法院已经不再接收对这些罪行的起诉。利用一封丢失的违约信，也许能够打赢一场官司——埃普丽尔·查尼之前的辩护，聚焦于服务商未能通知借款人如何改正违约行为这一点上。你也可以指责原告未在审判前提交证据文件，不遵守法庭程序。你也可以辩护说，账户信息证明表只提供了摘要，没提供完整的贷款历史记录。必须打各种擦边球，找到一种法官能够接受的说法，让他们相信如果支持被告的话，会显得自己英明无比。
模拟法官一直在驳回辩方的反对。 “无论如何，这次审理都得继续。”她把辩方的一次质疑驳了回去。这个描述很准确。大多佛罗里达州的法官，就像管道工一样，只管清理案件，保持法院审理渠道畅通就行了。银行说服了法官，让他们相信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把人们从房屋里驱逐出去。他们说服立法机构，使之成为现实。经历过几次搁置和重启，以及房屋所有人的塔拉集会抗议之后，州政府的确通过了一项加快止赎进程的法案。但这部法案实在太糟，起初甚至还减缓了止赎的进行。讽刺的是，佛罗里达州从全国性抵押贷款和解方案旨在救助房屋所有人的赔偿金中划拨了3600万美元，作为快速止赎法院三年内的资金。银行所交的罚款为驱逐房屋所有人提供了资金。新版的火箭速度办案，规定每年处理256000起止赎案件。布劳沃德县的一位法官一天内审理了786起案件，大多数都是对房屋所有人的即决判决。佛罗里达止赎案中的房屋所有人，要面对两位敌手：贷款人和政府。
佛罗里达州的执法系统，完全无视了这种对既定程序的公然侵害。一位法官允许正在接受总检察长帕姆·邦迪调查的夏皮罗·菲什曼律所撤销要求提供记录的传票，理由是只有佛罗里达律师协会可以规范律所的行为。迈克尔旁听了那次审判，他说，论据很不充分。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邦迪彻底放弃了。他说，无法再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止赎机构的不正当行为。律师汤姆·艾斯称，该判决让邦迪有权利用其他法规来制止房屋止赎厂。但是，邦迪没有理会，匆匆结束了琼·克拉克森和特蕾莎·爱德华兹几年前开启的调查。
佛罗里达律师协会终于在2014年，取消了戴维·斯坦恩的律师资格。2013年马歇尔·C·沃森接受认罪协议，被迫关闭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但他又以“优选法律集团”的名义重新开业，并继续为银行代理业务。房屋止赎厂的律师们大部分都没变，丽莎·爱泼斯坦告诉我，她亲眼看见一位律师在最终判决书上，盖上了法官的签名章。
汤姆·艾斯和同事们已经撤回了上诉案件，他们认为撤回总比交由火箭速度办案的法官们审理要好。他们之前的上诉，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上诉法院案例法，在审判适用时，将大大不利于使用对文件真实性缺乏了解的“机器签署人”的行为。伊万·罗森开始追踪“机器核查人”，即那些在证明公司已竭尽全力验证一起止赎案件中所有事实的核查书上签名的人。他们对房利美的诸多贷款的服务商斯特尔斯公司的员工洛娜·亨特进行了质证。在质证中，亨特两次承认，她在签署核查书之前从未阅读过起诉状。质证后，罗森打赢了这场官司。
但是，即使银行输了，原告也可以随时要求法官驳回案件，修改文书并再次上诉。这就是2013年皮诺决定的开端。艾斯法律公司曾试图迫使法院重启对一项原告自愿撤回案件的审理。一项有利判决可能会让佛罗里达州所有被虚假文件损害的抵押贷款变得无法强制执行。但州最高法院裁定，自愿撤诉没有问题。汤姆·艾斯告诉我：“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根本没人在乎。”
服务商可以承受二十分之一的败诉率，因为房屋所有人缺乏资源来反抗驱逐。止赎辩护律师只能带来一些“干扰”，却没法真正对这种商业模式造成损害。但是现在，迈克尔可以实现这一点。他能够取得成功，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喝酒的时候他告诉我：“口碑就是这样口口相传起来的，我们能帮助人们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在美国银行作为花旗抵押贷款信托的受托人起诉玛拉帕帕索夫一案中，辩护律师说：“尊敬的法官，原告不具备止赎起诉资格。”他拿着一份背书给主教之门抵押贷款信托的本票，该本票并没有背书给美国银行。主教之门在证券化链条中担任了某种中间人的角色，但以其名义背书使得案件出现了问题。
辩护律师继续说道：“如果背书明确指明了某家公司，那就只能支付给该公司。只有主教之门公司可以就本票提起诉讼。本案应当被驳回。”这和六年前丽莎·爱泼斯坦案中出现的问题完全一样：本票被背书给原告之外的另一方，原告因此无法强制执行。甚至两起案件中的受托人都是美国银行。丽莎·爱泼斯坦坐在我身旁，目睹了棕榈滩县法院4A法庭里所发生这一切。
原告律师则坚持说，美国银行之所以有起诉资格，是因为该项转让协议表明它获得了抵押贷款。因此在本案中，银行主张本票紧随抵押贷款。而非业内长期主张的抵押贷款紧随本票。丽莎说：“这就是所谓的徒有其表。”
依靠火箭速度办案基金领取薪水的退休法官罗杰·科尔顿看起来非常焦虑，他必须要做出一项实际裁决。他告诉当事人他将慎重考虑该案。尽管证据存在问题，一个星期后，他在最终判决上批准了止赎，并设定了房屋的出售日期。但随后双方提出联合动议申请撤销判决，科尔顿法官宣布暂停出售，并等候下一次听证会。此案仍悬而未决。
丽莎和我走到法院的杂货店处聊天。竞选法庭书记官失败后，丽莎休整了一年。她把《止赎村落》移交给缅因州的止赎斗士金·索普。她说她每天上线十六个小时，为前来寻求帮助的房屋所有人排忧解难。不幸的是，金·索普于2015年6月因乳腺癌复发去世，所以未来《止赎村落》该何去何从仍不得而知。金·索普和丽莎从未有机会见面。
丽莎也在伊万·罗森律所工作，但她不用每天都去劳德尔堡上班，她在皇家撒克逊的小公寓里登录内网远程办公。丽莎白天工作时，詹娜就去上学，下午丽莎会去接她。她们一起聊天，一起阅读，关系特别亲密。由于被止赎欺诈分心，丽莎错过了孩子成长的关键三年。如果能成为法院书记官，她愿意全力以赴，但竞选失败后，丽莎重新回到了正常生活的轨道上。
到了周末，丽莎和迈克尔有时会带着孩子一起聚一聚。詹娜和尼可一起玩耍，大人们坐在后院聊天。他们原是陌生人，后来成了合作伙伴，现在则是最好的朋友。我和他们一起在后院度过了一晚，他们兴奋地重复对方的话，谈起过去时会大笑。他们更愿意记住那些美好的部分。
丽莎仍然会收到房屋所有人和媒体的来信。有些不认识的人会对她说：“我一直念着你。”丽莎通常不会回复电子邮件；她觉得告诉人们考虑去过一种全新生活的做法，是在苛求他们。所有人都认为，抗争止赎欺诈的运动先驱们一定有如何挽救房屋的答案。但丽莎没有这种答案。
丽莎没想过要回格塞塔路的房子，她一念之下错失的那套房子，现在仍然处于止赎状态。曾有一段时间新债务人要求法院进行最终判决，但在最后一刻又取消了听证会。现在艾伦的一个表兄住在那里。丽莎和我一起去看过这个地方。房子看起来的确蛮粗制滥造的。院子里的树木长高了很多，其中有一棵已经倒下，看上去半死不活的。在空荡荡的客厅的桌子上，还放着一张詹娜婴儿时期的照片。丽莎来回地翻着一堆催促她还款的逾期通知。那套共管公寓的贷款，已经全部还清了。
丽莎回顾了那些年的维权活动，觉得就像一个遥远的梦。“这就像你十几岁时的浪漫故事。你现在看不到那个人，但那时他就是你的全世界。”她已经不认得穿着医院隔离服跑到法院抗议、参加会议、查阅资料的那位女士了。奔跑时，头发上的卡通别针随着她的节奏跳跃，她当时一直通过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方式来抵消困乏。我们谈起她做过的这些事时，丽莎摇了摇头，觉得是那么疯狂、那么磨人。丽莎并不试图去反驳那些批评她“吸引公众注意力”的声音。她不愿意辩驳。现在她不需要埋头在电脑前，获取最新的止赎欺诈消息了。她可以放松地读书或陪女儿。“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很高兴，终于结束了。”
那些协助揭露止赎欺诈行为的维权人士，尽到了公民应尽的义务，并将产生影响。他们发现了系统性的犯罪行为。他们协助并收集证据。他们组织传统的抗议活动并运用新媒体工具，他们既是美国革命的身体力行者，也是进步时代的黑幕揭发者。他们发起了相同处境的追随者的运动，并通过媒体宣传他们的事业。他们坚持不懈地争取当权者的支持。他们协助起诉犯罪者。他们确保全国上下，从巡回法庭法官到白宫办公室的高官，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在为自己的止赎案件抗争的同时，做了所有这一切。
他们的策略并不总是完美。他们对华盛顿与华尔街沆瀣一气的司法制度过于信任。他们想方设法揭露真相的动机，导致他们做出了一些不明智的决定。评论家指责他们贷款太多。最蹩脚的控诉，就是指责他们想要免费的房子住。他们时而固执，时而天真，时而牺牲自我。换句话说，他们是活生生的人。
丽莎·爱泼斯坦、迈克尔·雷德曼和琳恩·兹莫尼艾克经历过那些胜败，早已明白这种草根的基层民主理想之进展，并不像历史教科书中描述的那样。至少，当你的对手是银行时，即便事实对你有利，也没法打赢官司。最近，丽莎告诉我和迈克尔：“我原来相信每个人都有决心，现在我不那么想了。”
草根运动在美国是能够取得成功的。最近的同性恋民权进步，归功于1980年代的街头示威活动。国家现在认为，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错误，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由的博主们每天都在讨论。即便是那些低薪工人争取每小时15美元最低工资的经济运动，也取得了胜利。为什么华尔街就能得到一把保护伞，每一步都可以防止被问责呢？今天，我们的制度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们，可以忽略几百万份将国民逐出家门的虚假证据呢？
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但是，防止异议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使人们丧失希望，失去斗争目标。这证明了人类的内在渴望和互联网的强大，尽管中间有着诸多挫折——从荒凉的公众广场到无知媒体再到强有力的金融部门和充当金融业仆人的执法精英。美国的草根运动就像冲上岸边的潮水，每次都会比上一次再远一点。
孤立和羞耻是那些银行使出的手段。孤立房屋所有人，使得房屋所有人个体与大银行抗争的前景不复存在；羞辱房屋所有人，使得华尔街任何不正当的行为，都比不上未能及时偿还月供的严重性。止赎斗士们创造了一种消除孤立和羞耻的公共空间，为挣扎的房屋所有人提供了支持和机会。如果没有止赎欺诈运动，就不会有“占领华尔街”运动，也不会有民主党的“伊丽莎白·沃伦派”；更不会有学生债务运动、低薪工人运动，或是从银行转移资金到信用社和社区银行的运动。丽莎、迈克尔、琳恩以及所有全身心参与的博主、律师和维权人士，提高了公众对此的认知度，使得大银行的无敌光环稍显逊色。
消费者金融权益保护局出台了新规，禁止掠夺性放贷与服务，该组织是一家极其罕见的由草根力量组成的监管机构。由“占领我们的住房”组织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成功安排的抵制驱逐活动，为防止止赎的《房屋所有人权利法案》的出台铺平了道路。加利福尼亚州也提出并通过了类似法案。丽莎·爱泼斯坦通过Skype参与的夏威夷议会会议将该州转变为司法止赎州。州级官员和联邦政府官员告诉我，如果没有像丽莎、迈克尔和琳恩这些人的努力，过去几年里，一些大银行将更加作恶多端。
在圣彼得堡的办公室里，马特·韦德纳表现得非常乐观，他一反常态道：“你能看到大量的法律和宣传工作都已完成，这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你决定抗争，很可能今天你还能住在你的房子里。”他认为银行的确有所收敛，部分原因是不愿与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进行多年角力。“因为人们的抗争，止赎权诉讼的违约模式不复存在。如果每个人都不作为，那么戴维·斯坦恩律所大概还在营业。”
我们不必急于欢呼胜利。这是公共政策的重大失败，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家庭在止赎危机中失去了住房。估计最少接近600万。这还不包括数以百万计的人以“短售”或“钥匙换现金”的方式放弃了自己的住房。大量研究表明，居住在止赎地区的人们遭受了更多的身体和心理疾病。2014年《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的一份报告认为，止赎率与自杀人数相关。止赎危机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对美国中产家庭财富造成伤害的最大一次危机。前国会议员布拉德·米勒称之为黑人和拉丁裔中产的“灭绝事件”。它是“新镀金时代”不平等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在这场厮杀中，人们对抵押贷款等不稳定资产变得警惕起来，阻碍了未来的经济增长。
最重要的是，房屋所有人和市政当局必须在今后几年内处理房产登记问题、产权归属和“模糊产权”问题，说不定还要花上几十年的时间。佛罗里达广受尊敬的亨利·特拉威客律师，书写了该州法律事务和程序规则。1950年代，他是一名产权登记员，那时他一直在努力整合大萧条时期普遍带有问题的抵押贷款，而现在，他又见到了似曾相识的混乱局面。大萧条时期花了很长时间才消除的系统性问题。如今可能要花上更长的时间。
但即使是那些牵连深重的人，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事实上，2014年丽莎、迈克尔和琳恩又重新联手，打垮了佛罗里达最蛮横可恶的止赎审理法官戴安娜·刘易斯，后者审理了本书中提及的多起案件。刘易斯的父亲菲利普，是一个有社会影响的州参议员，他的名字被镌刻在棕榈滩县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讽刺的是，他的女儿对此闭口不谈。
当刘易斯宣布竞选连任时，曾在法庭上进行辩护的三十五岁止赎辩护律师杰西卡·特克汀决定挑战她。全州的律师都支持特克汀参加竟选。止赎斗士们也全心帮忙。丽莎和迈克尔在8月炎热的选举日里站了好几个小时，鼓励选民弃选刘易斯。真的有效。特克汀以54%比46%的票选击败了刘易斯，成为过去三十年里棕榈滩县的第四任巡回法官。琳恩第二天去了法庭，只是为了看看。当时刘易斯法官显得异常暴躁。
一次选举并不能对止赎危机所造成的暴行和悲剧加以多少补救。但丽莎仍然认为，这是件值得欣喜的事情。这显示了尽全力打击责任者的运动精神。他们的行为也许慢慢会分散到当地，但他们的力量仍然不可小觑。
他们不会永远止步。丽莎的女儿詹娜八岁了。有一天，当老师上课时解释如何在银行储蓄时，詹娜举起手说：“不，老师你不知道吗？银行偷钱！如果把钱存入银行，就会永远消失！”那天詹娜回家时带着老师的一张字条，字条告知丽莎，她的女儿不理解银行是做什么的。詹娜对妈妈说： “妈妈，那个老师疯了！今天她告诉我们要把钱放在银行里！”听完，丽莎只是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