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最后的粉饰
20 最后的粉饰
南佛罗里达的热浪终于消退了，近岸航道的海水也凉了下来，而棕榈树的叶子还在随着回转的风摇摆不停。那个夏天，迈克尔搬进了琳恩在市中心的公寓——从一套止赎房搬进了另一套止赎房。迈克尔坚持用圣露西港家中为偿还抵押贷款留存的现金给琳恩支付费用。事实上，由于《止赎欺诈》博客失去了赞助来源，这笔现金是他仅有的财产了。和詹妮弗一同出席孩子抚养权听证会时，詹妮弗的律师断言，迈克尔一定隐藏了财产。毕竟他是一位名人，常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甚至还有自己的广播节目。“我们每周要为这个广播节目支付300美元！”迈克尔在听证会上大叫。但律师不可能明白这一点：一般都是电台付钱给主播，而不是反过来。
一位叫迪克西·米切尔的七十一岁的癌症幸存者面临止赎，而她的抵押贷款服务商奥克文公司却弄丢了她的贷款修改文书。为此，华盛顿州的一个自由组织联系了丽莎。奥克文公司的总部位于西棕榈滩办公园区，离丽莎的共管公寓很近。于是丽莎和迈克尔在一些T恤上印制了百慕大三角复原服务商公司的标志，该公司并不存在，他们假称该公司是专门为人寻找丢失的文件的。在一个多雨的秋日，他们亲手将迪克西的文件连同一份有七千四百名华盛顿人支持的请愿书一起交给奥克文公司，有摄像人员随行拍摄。一位男子在大厅里等了一整天，他要和某人见面谈抵押贷款的事情。看到这一幕，他说：“我的天，真希望我也能想到这个办法！”在媒体的关注下，迪克西得以修改了贷款合同条款。这说明，至少当服务商需要维护声誉时，他们是能够帮助到客户的。
止赎斗士们很快结成了新联盟。9月17日，鉴于加拿大杂志《大屠杀》的一条建议，他们组织占领华尔街行动，并在曼哈顿南边的祖科蒂公园安营扎寨。抗议者表达了普遍存在的沮丧情绪，他们认为经济只为1%的最富有者的利益服务。止赎博主记录的每一个关于房地产泡沫和崩盘的事件都驱使纽约陷入动乱。最终，一些抗议者想明白了：他们开始搜索答案。
全国各地占领活动四起，棕榈滩也不例外。一大群人聚集在布莱恩特公园门口，并支起了帐篷。第一次州议会有四百人出席。丽莎下来后，并未见到媒体所宣称的大批暴力青年。出席会议的更多是中老年人，他们受到此次金融危机冲击的触动，担心子女的未来。丽莎觉得她关于欺诈的知识，终于有足够多愿意露宿街头的抗议者进行宣传并要求展开行动。于是她开始演讲：“如果你的邻居身处止赎之中，而你觉得他们是老赖，那么你将很快因此受到伤害。请听我为大家详细解释。”她将止赎与公共退休基金中含有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联系起来。大量的止赎会让投资者利益受损，如果降低每月还款额使房屋所有人能够留在家中，投资者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实际上，防止止赎对所有人都有利。不然，投资者就会为延迟还款、欺诈性文件和诉讼等买单，损失会不断加剧。止赎危机将引发一场公共退休基金危机，人们忽视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占领公园的人群逐渐减少。但丽莎在这一地区待了很长时间，她还把琳恩叫来，为大家宣讲有关欺诈性文件和空置房产的知识。占领者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对此反应强烈。因为他们了解到这个系统到底发生了什么。
占领活动恰恰出现在另一项正在谋划的救助活动出台之前。传言一直说“即将出台”的五十州和解方案迄今至少搁置了六个月。同年夏季，纽约州总检察长埃里克·施耐德曼对当地一家报纸称，他对执行委员会调查工作的缺乏十分“震惊”，他表示：“我们没有任何谈判筹码。”他对外宣称不会签署任何协议，以免使违反纽约州法律的银行逃脱惩罚。与此同时，他还对涉及美国银行及其主要受托人德意志银行和纽约梅隆银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转让的正当性展开了新的调查。特拉华州总检察长、副总统之子博·拜登也加入了施耐德曼的调查行动。他们代表所有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信托公司自主联合起来的州，成为这次“证券化失败”的调查核心。迈克尔在《止赎欺诈》网站上发布了施耐德曼戴着白色帽子的组图，就像一位前来整顿城镇的执法官。“拜托了各位，我们必须支持他，”迈克尔写道，“全国上下，我们只能仰仗他了。”
作为回应，汤姆·米勒将施耐德曼从五十州联合执行委员会的名单中剔除，并对外指责他想方设法地破坏和解。白宫方面敦促施耐德曼继续支持他已被禁止参与的协商议程。凯瑟琳·怀尔德是纽约市商务合作关系的执行长官，她甚至在前纽约州长休·凯里的葬礼上试图诱使施耐德曼在银行事务上作出让步，因为“华尔街是他们的主心骨”。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秘书长肖恩·多诺万几个月来多次在他的会议室举行洽谈，与多家银行代表磋商和解事务。他告诉《纽约时报》，与会各方都-个快速的和解方案中获利。然而，早在一年前，五十州的联合调查就已展开；那些花费在起草和解交易方案上的时间，本应该用来进行调查。
州总检察长们迅速站好队，支持“我们是99%”的口号。比如，特拉华州的博·拜登、马萨诸塞州的玛莎·科克利以及内达华州的凯瑟琳·科尔特斯·美思屈罗都选择支持施耐德曼；他们所在的州都进行过对止赎的深度调查。9月13日，明尼苏达州的洛莉·斯旺森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拒绝接受任何没有经过调查的和解方案。9月22日，肯塔基州的杰克，康威宣称反对免除对银行的处罚。态度最强硬的当属加利福尼亚州的卡玛拉·哈里斯。她丈夫的弟弟托尼·韦斯特是司法部高级官员，一直忙于和解事务，她本人以前还担任过奥巴马2008年总统竞选的重要负责人。和大多数总检察长一样，她只是将这个职位看成一块踏脚石。但她代表的加利福尼亚是全国最大的州，也是止赎危机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如果没有她的参与，和解工作将无法完成，
事实上，几乎所有帮助过哈里斯竞选的人都鼓励她放弃谈判对话，小到社区和劳工团体，大到三百万人的加利福尼亚勇气运动团体。州总检察长们办公室里的座机从未收到过如此多的来电，有好几次还宕机了。加文·纽瑟姆是加利福尼亚州副州长，也是哈里斯在当地政治圈最大的竞争对手，他加入了“加州人民公平和解”联盟，该联盟专门反对正在起草的和解协议。他们会在某个时点提出事先定好的和解协议，而不是提起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但这会迫使哈里斯放弃汤姆·米勒。哈里斯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和银行高管们敲定了一个和解方案，然后在30号宣布该方案对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屋所有人还不够有利，并且强调她会继续努力，直到最后制定出一个合理的和解方案。
自从2000年选举以来，新千年第一个十年的特点，就是社会上普遍缺乏责任感。虐囚者和窃听者以及将美国骗进战争的发号施令者们，没有因罪行而受到任何惩罚，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法律规定倒更像是一种“不正常状态”。银行业对美国经济造成了破坏，但早已逃之夭夭，有段时间，他们犯下的历史上最大的消费者欺诈罪行看起来也得到了同样的豁免，只要支付一笔钱就行。不愿意促成犯罪行为的一些领导人士加入了草根维权人士的集体，将这一切暂停。但仅仅是暂停。
在止赎带来的破坏中，社区组织者看到了一个广泛运动的火种。全国性团体数年来都在开展公共抗议活动，全副武装的维权人士穿过护城河并闯进俄亥俄州哥伦比亚的摩根大通总部（摩根大通总部外的确有一条护城河，非常有中世纪特色）。还有一些规模更小的组织诸如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无人离去”协会，专注于止赎后的驱赶防御。他们软硬兼施，一方面从法律上为房屋所有人提供帮助，另一方面顽强抵抗，如果银行要将人们赶出家门则需要付出沉痛的代价。更加激进的团体像“夺回土地”组织，会让被驱赶的居民闯进空置的家中，他们称其为“住在那里”策略。这类似于大萧条时期农业社区团结起来阻止止赎，维持社区稳定的策略。
被银行以假文件夺走的止赎房产成为抗议地点，就像占领活动选择城市公园和人行道一样。麦特·布鲁纳·汉姆林，他为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组织了“本票在哪儿”的运动，认为可以将无组织的占领抗议转变为有意义的行动。他惊讶地发现，目前这一趋势正在自发形成。在亚特兰大、明尼阿波利斯市、克利夫兰以及洛杉矶，止赎受害者们去占领集会地寻求帮助，占领者们就会去保卫那些房子。布鲁纳·汉姆林以全副资源和大型社团的沟通渠道对其进行支持。占领华尔街的维权人士们也加入进来，很快他们宣布，将在2011年12月6日发起名为“占领我们的住房”的全国性运动。组织者马克斯·博格充满了热情：“我们从抗议华尔街欺诈转变为代表受欺诈伤害的人采取行动。”
丽莎与那些“占领棕榈滩”的新朋友一起组织了两次活动。他们基于1980年代的“反对酒驾母亲”运动，发起了“止赎守护”运动。身穿“止赎守护”T恤的维权人士一大早就坐到法庭里全程目睹听证会，他们的出现表达了一种信号，即所有会影响房屋所有人的判决都会被监督并铭记。当“止赎守护”人士在场时，法官看起来的确更加谨慎了。
当天晚上，抗议者在德意志银行的莱克沃斯北街止赎房产前点燃蜡烛，表示对未能起诉银行高管的“哀悼”。丽莎之前曾参加过两次白黄屋守夜活动，那套房子被木板钉封多年，德意志银行几乎完全没有花钱去维护。琳恩、迈克尔和詹娜都在那里，还有其他几十个人。
另外一些“占领我们的住房”的组织则更为激进。抗议者手挽手在止赎房屋前组成人墙，以保护房屋居住者的安全。亚特兰大的维权人士在一位面临被驱逐窘况的警察家门前露营扎寨。在布鲁克林，占领者们大声歌唱，干扰止赎法庭。另外一些示威者则拿着麦克风干扰止赎拍卖会。
这些抗议终于奏效了。在洛杉矶，占领自己止赎房屋的罗斯·古迭尔获得了与房利美修改贷款合同条款的机会。克利夫兰的贝斯·索默尔赢得了三十天的驱逐延期。亚特兰大一百零三岁的维塔·李得到了摩根大通的延期。明尼阿波利斯的前海军陆战队员鲍比·赫尔，在他家的草坪上聚集了一百五十人围拢在摄像镜头前拒绝离开。美国银行与他达成了一项交易。
甚至在当地警察拆除占领营地、驱逐抗议者之后，“占领我们的住房”的活动依然持续了下去。这些房屋成为社区的活动中心，他们派人在房屋周围昼夜不停地巡逻，房屋所有人因此可以放心去工作，不用担心房屋被银行收回。明尼阿波利斯的“占领我们的住房”组织在前门廊上放置了大量的混凝土桶，然后用链子拴在自己身上，使得执法者难以驱赶。他们还创建了一套紧急信息传递系统，可以在三十分钟内召集一百名维权人士来到房屋内。洛杉矶的“占领抗议止赎”组织出现在止赎拍卖会上，他们警告说，银行没有正在出售房屋的产权证明。一千名洛杉矶抗议者准备了玫瑰花车游行，他们用一个塑料袋制成的七十英尺长的章鱼来代表金融业。
除了抵抗活动，“占领我们的住房”组织也利用抗议活动得到的谈判筹码，积极促进与抵押贷款服务商的谈判。组织者认识到制造驱逐成本的价值，这相当于在巨型止赎机器的齿轮上撒了一把沙。受害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更为人性化地向人们表明了危机的危害，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这是银行不希望看到的。“占领我们的住房”抵消了金融业所拥有的最强武器：羞耻感。如果能让房屋所有人相信他们没有什么过错，就能反抗不公正的程序，构建政治权力。
假文件证据增强了这一运动的理论基础，也撕下了金融业阴谋的面具。“占领我们的住房”的成员们都知道琳达·格林。他们懂得什么是证券化失败。如果执法部门不逮捕这些涉及全行业犯罪的作恶者，抗议者会通过对抗来伸张正义。
在抗议者们开展各项行动时，琳恩在内华达发现了另外一个圈内游戏，大概有五分之三的房屋所有人身陷其中。在被辞退前，琼和特蕾莎与内华达的调查员一起调查了贷款方程序服务公司。因此琳恩寄了一些文件出去，并联系了犯罪欺诈部门副主管约翰·凯莱赫的助理海琳·莱斯特。2007年凯莱赫被选中领导内华达的抵押贷款欺诈特别调查小组时，全州甚至都还没有“抵押贷款欺诈”这项罪名。但他自学了很多知识，听取了几千份消费者投诉，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丽莎的帮助下，那年夏天琳恩给特别调查小组递交了很多文件，还在一些策略会议上向莱斯特解释，怎样在县政府记录中发现欺诈。琳恩成了他们的上门顾问。
内华达州的总检察长凯瑟琳·科尔特斯·美思屈罗告诉凯莱赫要追随证据的指向，然后对责任人提起公诉，别管他是谁。2011年8月，美思屈罗起诉了美国银行，因为美国银行曾经与房屋所有人达成和解，承诺将修改抵押贷款合同条款，之后又欺骗了房屋所有人。在一份修订过的起诉状中，美思屈罗对美国银行展开了猛烈攻势：
美国银行在与内华达州消费者的沟通和记录以及提交的文件中均做出了不准确的描述，他们声称作为拥有这些抵押贷款信托的服务商，有权对消费者的房屋进行止赎。被告知道他们从未恰当地将这些抵押贷款转让给信托，没有履行相关合法合同和州法律所规定的恰当递交背书或转让过的抵押贷款本票。由于信托从未成为这些押贷款的所有人，被告无权以他们的名义催收贷款或进行止赎，而且也不应该假装可以。
琳恩的论证，进一步定义了“证券化失败”。美思屈罗甚至提及了肯普诉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一案，此案中美国银行高管琳达·迪马丁尼承认，从未将抵押贷款转让给信托。试图通过起诉美国银行来达成庭外和解的人不只有美思屈罗，有段时间司法部和其他州总检察长们也想顺势达成一份和解协议。但是，她的手下明白核心问题，而这一问题很多同事还不理解。起诉状中指明：“这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联营及服务协议明确规定了一次恰当转让行为的确切流程。”
9月时，调查人员在克拉克县政府登记办公室发现了违约通知中的套路，这些通知是用来告知内华达州房屋所有人即将面临止赎的。有两个人作为多家不同银行的代表不断地出现在通知上，分别是加里·特拉福德和格里·谢泼德。检察官利用这些文件追查到拉斯维加斯一家贷款方程序服务公司的分公司。实际上特拉福德和谢泼德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工作。公证章来自内华达州，那些理应在公证人在场时签署文件的人却居住在另一个州。调查人员从加利福尼亚州车辆管理局调取了特拉福德和谢泼德的驾驶证，但驾驶证上的签名与克拉克县违约通知上的签名并不相符。这意味着很多文件是伪造的。特别调查小组找到了包括特蕾西·劳伦斯在内的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的一些员工。只受过高中教育的特蕾西二十几岁就进入房地产行业。她在公司开始工作不到一个月（这一时期，该公司先后更换了五个名字，最后改为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上司就让她做公证人。事实上，他们强烈地暗示她，如果不做公证人，她就不能继续待在这里工作。因此她提交了申请并得到了一枚公证人印章。
不到一年，特蕾西就成了加里·特拉福德的首席助理。该办公室为在克拉克县进行止赎的机构制作违约通知书，其中包括美国银行、华盛顿互助银行和房利美。特拉福德有自己的流程系统：特蕾西在收到的文件上签上加里的名字，再以自己的名字公证，然后将通知发送到登记办公室。刚开始，要伪造的通知数量并不多，但房地产泡沫破灭后，这一数字增长到每周三百份，五年来周周如此。
特蕾西说，特拉福德很少去拉斯维加斯。但克拉克县土地登记文件上到处都是他的名字。特蕾西模仿了加里·特拉福德的签名，其他员工也模仿了格里·谢泼德的签名。谢泼德承认工作流程中存在欺诈，他只是想让伪造行为不那么容易被发现。她曾给员工发电子邮件说：“我的签名，请另找人代签，不要让公证的那位签我的名字。谢谢大家——格里。”特蕾西不想因为服从命令而受到责备，所以她专门写了封邮件向上司确认：“按照您的指示，我将继续按以往的方式处理文件，也就是签您的名字，然后自己公证。如果还有什么变化，请告诉我。”特拉福德给出了肯定的回复。就像所有遵从命令的优秀员工一样，特蕾西一直都在完成上司交办的工作，直到2010年被公司解雇。
一年后，州调查员托德·格罗希去她家给了她一个选择：作证指认加里·特拉福德，或是被直接逮捕。特蕾西再次遵从指令，同意作证以换取宽大处理。在大陪审团面前，她泰然自若地解释了五年来在北彩虹大道500号发生的机构化欺诈行为。故事听上去与美国的其他办公室没有任何不同：员工为了避免受到指责而掩盖事实，上司则会从每位员工身上压榨更多的生产力。“你有没有觉得你做的事情可能是违法的？”凯莱赫问她。
“我真的没想过，”特蕾西说，“他们只是说：‘哦，没关系，你可以签我们的名字。’”办公室文化中，屈从权威的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机器签署人”从未质疑过这一系统。
特蕾西·劳伦斯并不是摧毁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幕后主使，她只是巨型止赎机器上的一枚小小的大头针，一位流水线工人。加里·特拉福德和格里·谢泼德也只是两枚稍大一些的大头针。他们相当于授权伪造工厂的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高管的联系通道，上一级则是雇用了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的服务商。
这就是刑事司法第101号条令：舍小鱼，钓大鱼。凯莱赫想要起诉一家银行的负责人，而特别调查小组却有意偏向了他们的目标。
在大陪审团结束取证的一周后的2011年11月16日，美思屈罗宣布对特拉福德和谢泼德提起刑事控诉，两人在没有公证人在场的情况下签署了606份文件，提供虚假文件以供登记并帮助那些文件取得虚假认证。特拉福德和谢泼德声称自己无罪，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承认“一些文件的签署流程是有缺陷的”，但只是一笔带过，随后表示他们“得到了正当的授权，他们的登记行为并没有引起错误的止赎”。换句话说，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认可了检方提起的控诉文件数量，但他们认为这理应被忽略，因为那些老赖没有偿还抵押贷款。
特蕾西是唯一公开的证人，也是唯一获得上司授权模仿其签名的人。鉴于她的作证表现，检察官将对她的指控减为伪造罪名的轻罪，这可能导致2000美元罚款和一年监禁。因为她是一起重大欺诈案件的共同证人，实际的关押时间预计会更少。11月29日特蕾西面临宣判。丽莎和琳恩后来了解到，审判前一天她和朋友交谈时表现得很乐观，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并做好了面对一切后果的准备。她打算出狱后重返校园。
11月29日，特蕾西没能出席听证会。警察来到特蕾西的公寓，发现她已经死亡，年仅四十三岁。
约翰·凯莱赫匆忙赶到现场，医务人员正在搬运特蕾西的尸体。她嘴里还含着一片没吞下的安眠药。窗帘被掀开，挂在客厅窗户的帷幔上。厨房的桌子上有六十瓶药丸，水槽下面的地毯上还有一种粉状物质。凯莱赫认为这一场景看起来像是计划好的。警探们立即排除了他杀可能，但他们根本没有测试过那些粉末，也没有检查那片窗帘。尸检后，验尸官将死因列为中毒自杀，说她死于阿普唑仑和两种抗组胺药物。
内华达州试图抢救此案。他们还有来自维加斯办公室的其他公证人，后者接受了认罪协议。特别调查小组甚至以文件欺诈的罪名起诉了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但特蕾西·劳伦斯的死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任何一个试图改变这台巨型止赎机器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
丽莎从海琳·莱斯特打来的电话中得知了这一消息，海琳说：“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你要格外小心。我们已经见到有人死去；他们说这是自杀，但我们不认为这是自杀。”莱斯特向琳恩发出了同样的警告。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真相。直到今天，丽莎和琳恩都不相信官方提供的说法。在特蕾西死后，她们把自己的门关得更紧，窗帘也拉得更低。
在卡玛拉·哈里斯退出谈判之后，几个月来毫无进展。丽莎给三十多名律师寄送了成堆的文件，但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她与劳伦斯·特拉伯的司法部代表的电话交流也悄然无声地终止了。佛罗里达州执法部门对此不予回应。其他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琳恩甚至不再打电话给杰克逊维尔了。迈克尔、丽莎和琳恩就像被困在一个孤岛上，他们已经证明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欺诈骗局，但根本不知道政府是如何采用那些证据的。他们有盟友——一些契约登记员，寥寥几位愿意让止赎无效的法官，以及一些曝光整个丑闻的记者。但他们在最后阶段并没有任何优势，没法影响整个过程。他们总是说要把信息交给当权者，以求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但如果这个解决方案不合理呢？
所有止赎斗士能做的就只剩下在互联网上发布大量有关真相的文章，给房屋所有人提供安慰和资源。他们可以突显那些恐怖故事（“莎伦·布林顿可能会因提前一周还贷而失去房屋”），并呼吁人们实施恶作剧。他们可以为英雄喝彩并讥笑那些恶棍。他们可以举办欢乐时光聚会活动；蒂姆·米勒是一位音乐家，他写了一首有关止赎的歌曲《爱与破碎之家》，他还曾现场演唱过这首歌曲。
那年秋天，在“公平和解方案运动”的掩护下，州内的一些组织向记者、州和联邦执法部门的收件箱发送了大量信件，内容几乎相同，“在对止赎危机进行全面调查之前，签署一项和解方案为时过早，”“内华达州人民公平和解联盟”说。“我们不能接受未经全面调查而提出的和解方案，”“宾夕法尼亚州人民公平和解联盟”表示赞同。这似乎是“加州人民公平和解联盟”的一些衍生组织，该联盟使得哈里斯被踢出了五十州会谈。但有些事情跑偏了。他们为什么会认为一定存在和解方案呢？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和解是否公平？他们指的是什么调查？为什么没有谁再提要将人绳之以法的事了？除了凯瑟琳·科尔特斯·美思屈罗之外，似乎没有人拿出“机器签署人”这事指责授权伪造文件的银行。一项和解方案即将打破这些调查路径，成堆的文件证据即将被抛之不用。抵押贷款行业没有制造虚假文件，并不是因为该行业动作更为迅速，而是因为调查机构们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做出这一结论。
2011年12月1日，马萨诸塞州总检察长玛莎·科克利提起了一项维权人士渴望的诉讼。她以“无权止赎而实施了止赎行为”的罪名起诉了五家大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花旗、富国银行和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这一诉讼指控银行窃取房屋。由于依班纳案件的先例，马萨诸塞州有充足的法律依据来对抵押贷款产权的不当证明进行指控。但摩根大通对科克利诉讼案的反应让人大跌眼镜：“马萨诸塞州此举让我们很失望。我们现在正与各州总检察长和联邦政府协商制定一项更加宽泛的和解协议，以立即缓解马萨诸塞州借款人的压力，免于造成长年的法律诉讼。”摩根大通抛出了迅速给房屋所有人援助的期望，试图以他们的行动来停止此项全面调查。他们听起来与试图施压以达成全球性和解的白宫官员并无二致。
新年过后，丽莎和琳恩有了新的烦恼。佛罗里达首席财务官的总监察长，发布了关于琼·克拉克森和特蕾莎·爱德华兹被解雇的调查报告。它不仅声明帕姆·邦迪无罪，还无故地指控琼和特蕾莎有不当行为。她们的“办公桌略显凌乱”，案件档案也堆叠得毫无美感，这是事实，主要是因为社会各界向她们提交了数百万份抵押文件，而她们却没有秘书来处理这些文件。经济犯罪部门的主管理查德·劳森对总监察长她们不专业，还援引了一位公司说客的信中所述，后者在信中抱怨两人处理案件的方式极具攻击性。她们大肆宣扬存在大规模欺诈的理论，尽管佛罗里达法院的判决证实了这些理论，但她们拿不出证据。她们在演示文稿中滥用诸如“伪造”之类的字眼，与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声称的内部“代理签名”政策即授权个人代为签署别人姓名的政策相矛盾。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的内部政策为什么会比州法律更重要？原因尚不明。罗森接受了调查对象公司和公司律师对自己手下检察官的意见。
这份报告显示，丽莎和琳恩利用与琼和特蕾莎的个人关系来影响调查走向（“克拉克森完全听从丽莎·爱泼斯坦的指示”）。止赎战士们没有机会反驳，因为从来没有人采访他们。罗森认为，“被取消了赎回权的博主”丽莎利用经济犯罪办公室来“为自己的止赎案件争取更满意的结果”。“最后一击”则是琼和特蕾莎向丽莎泄露了一份波及多州的针对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的机密传票拟稿。丽莎要求查看这份文件的公共记录，也没有将其公开或者发布给媒体，尽管那份报告早已公开。
这是丽莎收到止赎通知后唯一感到害怕的一天。她与琼和特蕾莎没有任何关系，她只是向她们提供了一些可公开查阅的文件。她自然没有能力强迫她们。然而，在她查询到的一份官方报告中，州政府把她描述成一个想白得一套房子的老赖。这不仅使欺诈行为合法化，而且断绝了再次出现向州政府提供信息的告密者的可能。那一周，因为倍感压力，丽莎的头发白了一大片。琳恩比丽莎更善于挑战权威。她从容地接受了这份报告。
比起丽莎，琳恩更不畏惧权威，对于那份报告中提出的批评，她安然自若。但她认为报告中针对演示文稿的批评非常荒谬。其中所谓的“敏感性”文件，已经在琳恩的博客上公布了一年多。总检察长助理崔西·康纳斯还向佛罗里达州参议院提交了该演示文稿。2001年塔拉集会上，丽莎与康纳斯和理查德·罗森会面时，康纳斯亲自感谢了丽莎和其他“公民告密者”所做的工作。然而，康纳斯在报告中似乎患上了健忘症：她“可能用过那份演示文稿中的几张幻灯片，但想不起来具体是哪几张了”。
琼和特蕾莎的离开，暗示了他们没有承诺提起硬性指控，自那之后，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没有向任何一家止赎欺诈目标公司发过传票。事实上，理查德·劳森告诉《奥兰多哨兵报》的编辑斯科特·麦克斯韦，他宁愿与公司合作，改变他们的内部文化，而不是简单地惩罚他们。
在监察长报告发布几天后，丽莎通过查询公共记录获得了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的律师和总检察长办公室之间的机密交流记录。2011年6月，几个州正在讨论对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提起民事诉讼，但密歇根早已发出了更具负面影响的刑事传票。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的代理律所贝克·麦肯锡的合伙人琼·迈耶给塔拉哈西的维多利亚·巴特勒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想知道关于密歇根传票的最新进展：“这些公告会对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的业务运营和股价产生严重影响……我想知道我们可否做些什么。”当天，迈耶又发来一封邮件：“密歇根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苏·桑福德会给你打电话，讨论各州总检察长与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见面会的事宜。她可能会问你是否建议将她对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的调查从刑事调查转为民事调查。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请鼓励她加入民事调查的队伍中来。”
琼和特蕾莎被解雇一个月后，尽管佛罗里达正在积极调查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但该公司的律师们仍然怂恿佛罗里达官员去游说密歇根州减轻指控。丽莎在周末的公民战士电台节目中对这一事件做了总结：“这只是为了掩盖事实，两位检察官被革职只是因为目标公司及公司律师极有权势，他们不喜欢这一调查。”塔拉哈西和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似乎只想尽快翻过美国历史上这悲伤的一章。
2012年1月24日，奥巴马总统发表了第一个任期结束的国情咨文演说。第一夫人的包厢里总是挤满了各界名流，有政府官员，也有总统计划在演讲中强调的普通人。今年，其中一位宾客是埃里克·施耐德曼。
“今晚，我要求司法部长成立一个联邦公诉人特别小组，并任命一立州总检察长作为主要负责人，以加大对导致房地产危机的非法放贷和包装风险性抵押贷款行为的调查。”奥巴马的演讲获得了阵阵掌声。当总统朝着施耐德曼眨眼时，他立刻站起来鼓掌。“这一小组将追究那些触犯法律者的责任，对房屋所有人提供即刻援助，并使这个伤害了众多美国人的时代彻底告终。”
城市的另一侧，加州总检察长卡玛拉·哈里斯坐在昏暗的酒店房间里，无言地看着窗外，电视里正播放着奥巴马的演讲。她想成为坐在第一夫人包厢里的那位“州总检察长负责人”。但是施耐德曼击败了她。
房屋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工作小组是施耐德曼和他的高级官员花了几个月制定的策略中的一个高潮。他们认为达成和解协议是不可避免的；在连任竞选的当口，总统又急于向银行展示权力。因此，施耐德曼的参谋长尼尔·克瓦特拉创立了“公平和解方案运动”，他们与长期盟友纽约劳动家庭党合作，从外部施压，以争取达成一项更好的协议。
参与这一运动的盟友一般都是需要即刻援助的困苦的房屋所有人。精英阶层拥有特权，只需要付出利润的一小部分作为罚款就可以违反法律，盟友们并没有关注这一现象所造成的后果。施耐德曼团队认为，机器签署文件以及提交虚假文件等罪行尚不足以满足房屋所有人提到的惩罚要求。他们掩盖了抵押贷款发起和证券化过程中的真正罪行，即奥巴马总统在演讲中提及的“非法放贷和包装风险性抵押贷款行为”。因此，施耐德曼团队议定一个两步走的策略：首先让联邦政府参与危机发生前银行行为的调查，以此可以通过多个州和联邦政府向华尔街施加最大压力；然后，就虚假文件和服务商的不合规行为达成一项较为勉强的解决方案，确保在此过程中向房屋所有人提供救济。
施耐德曼是房屋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工作小组的五位主席之一，该工作小组属于一个金融欺诈特别工作小组。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金融欺诈特别工作小组几乎一无所成。其他联合主席包括曾在银行工作过的联邦官员兰尼·布鲁尔（司法部／科文顿&伯灵律所）和罗伯特·库扎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德意志银行）。事实上，布罗伊尔和库扎米多年前就已得到调查银行不当行为的授权；现在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又是什么？但施耐德曼的顾问们向批评人士表示，如果政府试图阻碍或拖延调查，他将会以最严厉、最公开的方式告诉大家，到底是谁应该为不提起诉讼负责。
“公平和解方案运动”充分肯定了该小组的工作。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止赎欺诈调查取得的这一点点仅高于再次调查的结果，就让所有声称要追究银行责任的人感到兴奋了。作为反方，施耐德曼总检察长自达成交易以来，就不再拥有任何筹码。内华达州的凯瑟琳·科尔特斯·美思屈罗要求她的特别调查小组进行解除债务复审，约翰·凯莱赫建议她直接拒绝，称方案过于宽泛和模糊，会损害他们提起刑事诉讼的能力。第二天，美思屈罗无视约翰的建议，签署了和解方案。至于加州的卡玛拉·哈里斯，白宫已经通知她，即便她不加入，他们也已经准备好继续推进；拖延进程只会为加州人民带来不利。迈克尔更改了施耐德曼的形象，把白帽子换成黑帽子，执法官变成了恶棍。
2012年2月9日，州和联邦监管机构宣布与国内五家最大的抵押贷款服务商达成了全国性抵押贷款和解协议，这五家机构分别是美国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和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除俄克拉何马州之外的四十九个州都加入了该和解协议，而俄克拉何马州认为银行不应该支付任何罚金。为了豁免机器签署文件、其他止赎欺诈形式、诸如费用叠加累计和故意使房屋所有人陷入止赎困境等罪行（这些罪行属于是历史上最大的消费者欺诈）的责任，银行同意支付250亿美元。这与一年前提出的数字相同。那时埃里克·施耐德曼表示，这真是让银行捡了便宜。
其中只有50亿美元是现金支付，35亿美元将用于联邦政府和各州的抵押贷款救助项目。剩下的15亿美元现金将会分发给止赎受害者，每人估计可获2000美元的支票作为“失去住房”补偿，这一补偿相对于非法夺走他们房产的行为来说，实在微不足道。官员们拨出30亿美元用于给资不抵债的房屋再次融资，另外170亿美元将直接通过减轻消费者贷款负担的方式支付。消费者的抵押贷款本金减少1美元，就相当于银行支付了1美元。他们也可以通过短售（银行同意房屋所有人以低于抵押贷款的价格出售房屋）、止赎后的住房安置援助，甚至诸如将房屋捐赠给慈善团体或推倒房产等防止社区遭到破坏的措施来冲抵应付的赔偿金额。银行会定期开展这些活动，这些活动对拯救住房并无帮助。然而，这将占到罚金总额的四分之一。本金削减总额最终是100亿美元。
银行还可以通过修改投资者拥有的抵押贷款支持信托中的贷款合同条款来冲抵罚金，用别人的钱来支付罚款。他们可以通过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来修改贷款合同条款，并利用这种处罚以获得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的激励奖金。住房市场上大部分由房利美、房地美拥有的房屋都不符合资格，因为政府不希望这些机构承受更多的损失。只有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当房屋符合标准时，房屋所有人才会从和解协议中受益，而这是无法人为控制的。这五家服务商还必须遵从一系列新的标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也在准备推广适用全行业的类似标准。
媒体刊发的新闻标题都在大肆宣扬自烟草事件和解方案以来数额最大的公司赔款。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秘书长肖恩·多诺万说，有一百万借款人将得以减少抵押贷款本金余额。当时美国有7000亿美元负资产，相比而言，这次交易所能削减的贷款本金只是九牛一毛。事实上，财政部在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中拨付的贷款救济金额是此次和解方案的两倍。
银行因向法院提交虚假文件被抓了现行。对于几百万起虚假文件案件，执法部门的处理方式就像钓鱼人嫌弃抓到的鱼太小，又把它放了回去。没有人费心调查这些不当行为，只是让他们向每个受害家庭赔偿2000美元，仅此而已。未来案件中将不能使用这些证据；内华达无法从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和查实的服务商那里顺藤摸瓜找到欺诈性文件。正在进行的止赎案件将合法使用之前提交的伪造文件，至少这一行为不在州和联邦公诉人的管控范围之内。没人会被绳之以法。当然，官员们郑重承诺仍然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但社会各界对此的反应，一般都是不同程度的讥笑。个人借款人仍然可以对他们的案件提出质疑，但他们的社会资源远远少于银行。这就是总检察长存在的原因——为不具有社会资源的个人伸张正义，但在这一案件中，他们屈从于华尔街和华盛顿的权威之下，弃职责于不顾。
在无边的沼泽地中，仍然存有一线希望。政府在此次交易中解决了一大批诉讼案件，尽可能地减轻了银行的责任。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评估欺诈案件、违反公平放贷法规案件和证券认购金额不准确案件等，所有案件都违反了《虚假陈述法》。其中一个案件是琳恩·兹莫尼艾克提起的。她的公私共分罚款诉讼为美国政府挽回了9500万美元的损失，根据法律规定，她个人将得到18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