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本质

事物的本质

那天晚上,来到“教堂”走向父亲时,我并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我将自己视为一名侦察者:我到那里是为了传递信息,告诉爸爸肖恩曾经威胁过奥黛丽,因为爸爸会知道该怎么做。

也许我很平静是因为我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置身那里。也许我越过大洋,在另一块大陆上,在石头拱门下阅读休谟的著作。也许我当时正在国王学院里飞奔,腋下夹着《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4]。

“爸爸,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我说肖恩开过一个要用枪射杀奥黛丽的玩笑,我觉得那是因为奥黛丽就他的行为与他当面对质过。爸爸盯着我,嘴唇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他喊母亲过来。她来了,神情忧郁。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你到底在说什么?”爸爸说。

从那一刻起,谈话变成一场审问。每当我千方百计暗示肖恩有暴力倾向,是个控制狂,爸爸就对我大吼:“你的证据呢?你有证据吗?”

“我记在日记上了。”我说。

“去把它们拿来,我要看看。”

“我没带来。”我撒了一个谎,它们就在我的床底下。

“如果你没有证据,我他妈的会怎么想?”爸爸还在吼着。母亲坐在沙发边上,嘴巴斜张着,看上去极度痛苦。

“你不需要证据,”我平静地说,“你见过。你们俩都见过。”

爸爸说,是不是把肖恩关在监狱里任其烂掉,我才会开心;是不是我从剑桥回来,就为了让家里鸡犬不宁。我说我不想让肖恩进监狱,但需要对他进行某种形式的干预。我转向母亲,等着她帮我说话,但她一声不吭。她的眼睛紧盯地板,好像我和爸爸根本不在那里似的。

那一刻我意识到她不会开口,她会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留我一个人孤军作战。我努力想让爸爸平静下来,但我声音颤抖而嘶哑。然后我放声痛哭——抽泣爆发自我身体某处,来自多年来我不曾感受过、已经被忘却的一部分。我想我可能要吐。

我跑去卫生间。我从脚到手指都在发抖。

我得迅速止住抽泣——否则爸爸永远不会认真对待我——所以我用老办法止住了痛哭:盯着镜中自己的脸,指责它流下的每滴眼泪。这个过程如此熟悉,做这件事时,我在过去一年精心营造的幻想破碎了。虚伪的过去,虚假的未来,全都消失了。

我凝视着镜中的自己。这面镜子很迷人,有三块嵌板,镶着仿橡木边框。我在童年、少女时代、青春期、成年之后,凝视的都是这同一面镜子。身后的马桶还是肖恩将我的头按进去的那个,他曾在那里控制住我,直到我承认自己是个妓女。

肖恩松开我后,我常常把自己锁在这个卫生间里。我会移动嵌板,直到镜子上出现三张我的脸,然后我会盯着每一张脸,思索肖恩说了什么,又逼我说了什么,直到一切都开始变得真实,而不是说了几句可以让疼痛停止的话。现在我仍然静静地站在这里,面对这面镜子。还是同样的脸,呈现在同样的三块嵌板中。

只不过这张脸变了,比以前老了,浮在一件柔软的羊绒衫上方。但克里博士说得没错:让这张脸,让这个女人与众不同的不是衣服,而是她眼睛后面的东西,是她咬在齿间的东西——是希望、信仰或信念——让人生不再一成不变。我无法用言辞描述自己看到了什么,但我想是诸如信仰的东西。

我恢复了脆弱的平静,从容地离开卫生间,像头上顶着一个瓷盘一样。我迈着均匀的小碎步慢慢穿过走廊。

“我要去睡觉了。”走到“小教堂”时我说,“我们明天再谈。”

爸爸坐在桌旁,左手拿着电话。“我们现在就谈,”他说,“我把你说的话告诉了肖恩。他马上就过来。”

我考虑要不要逃走。我能赶在肖恩到来之前将车开出去吗?车钥匙在哪儿?我需要带上笔记本电脑,我想,上面有我的论文。管不了那么多了,镜中的女孩说。

爸爸让我坐下,我照做了。我不知道自己等了多长时间,犹豫不决,不知所措,但我仍在考虑是否有时间逃走。这时法式大门开了,肖恩走了进来。突然间,宽敞的房间显得逼仄起来。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无法抬起眼睛。

我听到脚步声。肖恩已经穿过房间,现在正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他等着我抬头看他,但见我没抬头,他便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他轻轻地掰开我的手指,好像展开玫瑰花瓣一般,往里面放了什么东西。还没看到那是什么,我就感觉到了刀刃的寒意;甚至还未瞥见浸染我手掌的红色血迹,我就感觉到了鲜血。

刀子很小很薄,只有五六英寸长。刀片泛着深红色的血光。我用拇指和食指捏起它放到鼻子前,深吸一口气。一股金属的味道。毫无疑问,肯定是血。不是我的——他只是把刀递给了我——但那是谁的呢?

“小妹,如果你是聪明人,”肖恩说,“还是用这个自我了断吧。这样更好,否则我下手比这个狠多了。”

“那倒没必要。”母亲说。

我目瞪口呆地看看母亲,又看看肖恩。在他们看来,我肯定像个傻瓜,但我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作何反应。我想着是否该回到卫生间,穿过镜子,派那个十六岁的女孩出来。我想,她能应付。她不会像我一样害怕。她不会像我一样受到伤害。她像块石头,没有血肉,没有柔软的内心。那时我还不明白一个事实,正是温柔——这些年来我所度过的一种温柔的生活——才会最终拯救我。

我盯着刀刃。爸爸开始了长篇大论,不时停下来,让母亲认可他的话。我听见声音,古老的大礼堂里的吟唱和声,其中有我自己的声音。我听见欢声笑语,酒从瓶子里倒出来时的咕嘟咕嘟声,黄油刀碰在瓷器上叮当作响。我几乎没听到父亲说了什么,但我清楚地记得,仿佛此刻我正漂洋过海,穿越三次日落,回到我和朋友在室内唱诗班唱歌的那个夜晚。我想,我一定已经睡着了。喝了太多的酒。吃了太多的圣诞火鸡。

我认定自己是在做梦,于是如梦中人一样行事:我努力理解并运用这奇怪的现实规则。我跟假扮我家人的陌生人影进行理论,当无法理论时,我就撒谎。骗子们已歪曲了现实,现在该轮到我了。我告诉肖恩,我不曾跟爸爸说任何事。我说了一些“我不知道爸爸怎么会有那种想法”和“爸爸一定是听错了”之类的话,希望如果我拒绝了他们的追根究底,他们就会消失。一个小时后,当我们四个仍坐在沙发上,我终于接受了他们的存在。他们在这里,所以我也在这里。

我手上的血干了。那把刀躺在地毯上,除了我,每个人都忘了它的存在。我尽量不去盯着它看。到底是谁的血?我细细端详哥哥。他并没有割伤自己。

爸爸又开始了新一轮训话,这次我回过神来,能听见了。他解释说,小女孩需要接受指导,学习如何在男人身边举止得当,才不会招蜂引蝶。他已经注意到我姐姐的几个女儿有些习惯不太检点,她们中最大的才六岁。肖恩很平静。父亲冗长枯燥的唠叨让他精疲力竭。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保护,觉得自己有理,所以当父亲终于结束他的长篇大论时,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今晚你对爸爸说了什么,但只是看着你,我就知道我曾伤害了你。我很抱歉。”

我们彼此拥抱,像通常吵完架后那样大笑。我一如往常对他微笑,就和当年十六岁的她一样。但她不在那里,笑容是假的。

我回到自己房间,关上房门,悄悄拉下门闩,给德鲁打了个电话。我惊慌失措,几乎语无伦次,但他最终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他说我应该离开,马上就走,他会到半路接我。我不能,我说。此刻,一切还风平浪静。如果我试图在半夜逃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到床上躺下,但无法入睡。我一直等到凌晨六点,然后在厨房找到母亲。我回来时开的车是向德鲁借的,所以我告诉母亲,德鲁突然有个意外状况,需要在盐湖城用车。我说过一两天我就回来。

几分钟后,我开车下山。高速公路就在眼前,这时视野中出现了什么东西,我停了下来。那是肖恩、埃米莉和彼得住的拖车。离拖车几英尺远靠近门的雪地上血迹斑斑。有什么东西死在了那里。

后来我从母亲那里得知,死去的是迭戈,那是肖恩几年前买的一只德国牧羊犬。这只宠物狗一直深受彼得的喜爱。爸爸打过那通电话后,肖恩走到外面用刀把狗宰了,而他的儿子就在几英尺远的地方听着狗哀声嚎叫。母亲说,杀狗的事与我无关,不得不这么做是因为迭戈一直咬死卢克的鸡。她说,这只是个巧合。

我很想相信她,但我做不到。迭戈咬死卢克的鸡这件事已经持续一年多了。此外,迭戈是条纯种狗,是肖恩花五百美元买来的,完全可以再卖掉。

但我不相信她的真正原因还是那把刀。多年来,我目睹父亲和哥哥们放倒过很多狗——大多是不肯离开鸡舍的流浪狗。我从没见任何人动过刀子,都是一枪射中狗头或心脏,狗立刻毙命。但肖恩竟然选择一把刀,一把刀刃只比他的拇指大一点点的刀。你会选择这样的刀进行一场杀戮,在猎物的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感受鲜血从掌心流过:那不是农夫的刀,甚至不是屠夫的刀。它是一把愤怒的刀。

我不知道接下来几天发生了什么。即使是现在,再次审视那次对峙的每一个环节——威胁、否认、训诫、道歉——还是很难将它们联系起来。几周后再反思此事,我似乎犯了上千个错误,将一千把刀子插进了家人的心脏。后来我才意识到,那天晚上发生的任何伤害可能并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而过了一年多,我才明白过来一个当时显而易见的事实:母亲从来没有跟父亲对质,父亲也从来没有与肖恩对质。父亲从未答应过要帮助我和奥黛丽。母亲撒了谎。

现在,每当我回想母亲说过的话,忆起那些文字神奇地逐个出现在屏幕上,有一个细节凸显出来:母亲将父亲描述成躁郁症,那正是我所怀疑的症状。那是我的话,不是她的话。接着我怀疑,一向完美充当父亲喉舌的母亲,那天晚上只不过是在附和我的意愿。

不,我告诉自己。那些是她说的话。但不管那些话是否出自她,那些曾安慰过我、治愈过我的话,都成了空。我并不相信它们是不真诚的,但真诚并未给它们带来实质性结果,它们被其他更强大的潮流冲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