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曾静痛心疾首地说:“我这过去的禽兽,如今是...

【原文】

上谕:曾静悖乱凶顽,张为幻,从束狡恶狂肆之徒,未有其比。宜若与人殊,不可化诲。乃今悔悟,从前为邪说流言所蛊惑,痛心疾首,历历吐供,自称“向为禽兽,今转人胎”等语。可见天地之大,无所不有,亦无物不可化诲。圣人有言,“信及豚鱼”。今以曾静豚鱼不如之物,亦能悔罪悛改如此。伊著《归仁说》一篇,奏云:“此身若在,愿现身说法,化导愚顽。倘不能生,则留此一篇,或使凶恶之徒,亦可消其悖逆之念。”

可见人无智愚贤不肖,无不可感格之人。是以将曾静《归仁说》附于各供词之后,非以其称功颂德、谄谀而存之也。

【译文】

皇上谕旨:曾静违反天道,凶恶顽固,编造谣言扰乱人心,自古以来狡猾狂妄的人,没有像他这样狠的。这种诈不同一般的人,看来是无法教育改悔的。可是如今却幡然悔悟,认识了以前是被异端邪说所蛊惑,现在能极端痛恨过去,清清楚楚作了招供,自称“过去是个禽兽,如今才脱胎成人”等话。由此可见天地十分广大,无所不包,也没有不可感化的东西。过去圣人说过:“诚信可以达到猪和鱼的身上。”

如今曾静这个连猪鱼都不如的东西,也能悔罪自新到这种程度。他写了一篇《归仁说》,并且奏告称:“如果能不死,愿意现身说法,去教育开导那些同样思想愚昧顽固的人;如果按刑法被处死,那么留下这一篇文章,也许能使同样凶恶的人,消除他悖逆的念头。”

由此可见,不论聪明、愚笨或贤明和不肖的人,没有不可以感化教育的。所以把曾静所作的《归仁说》附在各个供词的后边,这不是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竭力称功颂德,阿谀奉承才保存下来的。

【原文】

曾静著述归仁说

圣人之出也非常,故其生也无常地,亦无常格。而其德业光辉之周于上下四方,心思运量之通于四海万世也。乃一皆超于前古,而并非数百年数千年之所尝有。昔人云:“非常者,常人之所异。”

窃以为非独常人,即世俗所震聪明绝世,才智出群,竭其私智,足以压服众论;逞其著述,且可流及远境。而不足以知圣人之生,与对人之德业光辉,心思运量之迥出前古,则亦至愚之常人,不安分之常人而已矣。盖天之生圣人也,其积气也极厚,故其备德也极盛。以宇宙而言,必天地中和,积之之久,蕴蓄至数百年,而始生一圣人。又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不常有也。以一家而言,祖宗功德积之之久,至数十年,又至数百年,而始生圣子圣孙,并为大圣之子,大圣之孙。此则又圣祖、圣宗分所宜有。而自下而仰观,亦世所不常有者也。

譬之未耕种之土,生气郁积既久,而一加耕种,收必数倍,嘉谷岂择地而生,天地于嘉谷亦岂择地而使之生者,而迥异他夫植。麒麟、凤凰不必尽出中土,奇珍大贝何尝不产海滨。同在此天地之中,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安得岐而二之,然则中国之生圣人,固已气竭力倦,而循环以出于远地也,抑何疑哉。况道之在天下无穷尽,无方体。今日与明日不同,此地与彼地各别,本极活脱变易,不容人以成格定式执持捉摸。所贵乎读书知道者,因时制宜,随地取中,即其活变之妙,以竭吾权度裁制之,取吾与古人之同处勘出异,复使吾所处之异者归乎同,而后与古人五经垂训之旨合,而后人穷经明理,以定义之大用,斯无穷矣。然而斯义也,昔日扣盘扪龠,以瞽语瞽;桃源醉乡,由妄踵妄。若不经风霆鼓动,大冶熔铸,亦无由转头开盲,拨云雾而观天瞻日。盖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觉也,抑厚幸矣。

【译文】圣人的出生是不寻常的,所以他的出生地也是没有固定的地域,也没有固定的标准。但是他道德功勋的光辉却照耀着上下四方,他的思想却影响到四海和万代。他的一切作为都超过古人,而且圣人并不是在数百年内或数千年内经常能出现的。过去有人说过:“非常的人,就是和普通人迥异的人。”

我以为不仅是普通的人,即使某些聪明绝世,使世人震惊的人,他们才智出众,拿他们的智慧,足以压倒一切舆论而使人感服;显示他们的著作,也能够流传到很远的后世。但这样的人也不能说是出现了圣人,能够与圣人的光辉德业相比,思想影响超过了古人。那么这种人也属于凡庸的普通人之列,只不过是个不安分的普通人罢了。所以上天降下圣人到世上来,他积累的天地灵气是十分深厚的,所以他具备的德行也必然非常盛旺。拿宇宙来说,天地之气和谐,积累很久,蕴蓄至几百年,才能诞生一个圣人,又经过几千年,才能诞生一个大圣人,这是不常能够出现的。拿一个家族来说,必须是祖宗积下很多功德,经过很久,或几十年,又到几百年,才能产生圣人的子孙,并且还 可能是大圣人的儿子,大圣人的孙子。这都圣明的祖宗应该得到的。

从下边仰看这圣人的家族,也是世上所不常有的。这好比一片没有开垦的荒地,它的生气郁结了很久,如果一旦开垦出来加以耕种,它的收获一定比种久了的地多出数倍。茁壮的稻谷难道是只能选地点生长吗?天地对于茁壮的稻谷亦岂能限制到所选择的那块地里生长,而和别的土地上所生的不同吗?麒麟、凤凰这些灵禽珍兽,不必都产生在中原,奇珍和大贝岂不常产生在边远的海滨吗?万物同在一个天地中间,好比一个大的胚胎,或在左边或在右边,怎么能划分疆界,把它切成二半呢?这样,在中国出生圣人很多,已到气脉衰竭的地步,因而循环到边远的地方降生,这又有什么可惊疑的呢?

况且天下的事理是无穷无尽的,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今天和明天不一样,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又有区别。这本是极为灵活易变的道理,是不能让人用固定不变的模式去认识和套用的。所以真正读书懂得事理的人,都是因时制宜,随地按照事物的特点办事,掌握住事物变化的规律,而顺乎规律制订当的策略行事。拿我们和古人相同的地方,而从中找出不同的差异;再拿我们所处的不同的情况,引导到相同的地方。然后使自己的认识和古人经书所讲的道理相合,这样才能真正弄明白经书中所讲的道理,达到能够运用经书中的定义,这样享受到的好处便无穷尽了。然而对待这种定义,不能片面理解,过去有个传说瞎子没见过太,仅听说太是圆形,后来摸到一个盘子和竹筒,便以为是太了。瞎子把这认识又传给另一个瞎子。桃源、醉乡本是神话传说里的地方,以妄传妄,有人便以为是实有其地了。

这种人如不让他亲身感受一下天空中风雷鼓动,不让他靠近巨大的炼铁炉体验一下铁水的热力,是没法解决瞎子的错误认识的。只有拨开他心中的迷雾,才能使他懂得太的高远、巨大和炎热。这好比一个人思想陷入迷途,至今才得以觉悟清醒,这岂不是一件很大的幸运吗?

【原文】

恭惟我朝,当明末之乱,明位之移,由东土而来,扫除寇乱,抚临诸夏,一统无外。至德深仁,沦洽四海,鸿功骏烈,?耀两仪。自有生民以为,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自夫世人智不足以知对人之生。与天地之生圣人,往往非常。误以东土为非中华文明之会,并不知列祖相承之德,皆为圣人。于是妄引《春秋》之义,与孔子所许管仲之仁诸说,以比例自矢,甚有惑于近世吕留良之逆说悖论,忘其当前衣被仁育之深恩,敢肆然讥诋诬谤,私形于论说文词者,亦或有之。其名欲正大义,而不知实反拂乎生人之大义;谓以明道,而不知竟大昧乎当然之常道。既昏迷错乱,枉误乎当身,复陷身悖逆,以取罪于当时,而贻讥于后世。此曾经身历者,不得不为天下之有志于学,而不知亦变易之道,徒为吕说所陷溺者,变色告之也。夫天地间二气,五行之英,由聚而散,日流日广,且变动不拘,循环无常。唐、虞、三代之世,中土本狭、五服之地,荆、楚、吴、越已算要荒蛮服,其余粤、闽、古滇、巴蜀,封疆所建,贡赋所通,尚未属于中国。然计世运之升降,必以治统为转移。而稽治统之转移,又必以道统为依归。唐、虞、三代之盛,承帝治者首推大舜,颂至德者终惟文王。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西夷之人也。”

是唐、虞、三代时之圣人,已有不尽生于中土者矣。自秦以及五季,千五百余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不明不行。至宋而天运始旋,其道虽仍不行于上,而实明于下。然开其统者,始于濂溪周子,集其成者盛于紫朱子。周子生于湖南永州,而迁于西;朱子生于南徽州,而学于福建。今考湖南乃楚地,而永州竟居两广之界,南即吴,而徽州实于东闽相接。西则古三苗之地,福建原属八闽之区。由是观之,则知圣人之生,其不以地限也,昭昭矣。且《春秋》之摈吴楚为夷狄者,因时审地。按其事迹,与今日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盖风气之开,由渐而著,自有天地以来,文运到周为极盛,而文、武、周公,以世德笃生之圣,制作礼乐,又鉴古为极。故一时明备灿然,声名文物之隆,不惟非后代汉、唐所能及,实非前代唐、虞所得并。所以圣人赞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译文】

敬想我们大清,当明末天下大乱时,明朝的皇位移动,我朝从东方来到,扫除了寇乱,安定了中华,一统了国家。用至高的道德和至深的仁义,博得了四海融洽和睦,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照耀着整个宇宙。自有人类以来,还 没有过这种兴盛的时代。由于世人的智慧不能认识到天地之间孕育出圣人,往往不同一般。因此错误地认为东北边远的地方,不是中华民族文明汇集的地方,又不知道我朝列位先皇互相承袭积累了深厚的德行,都是一代圣人。于是便错误地引用《春秋》讲的道理,以及孔子称许管仲“尊王攘夷”的仁德等观点,并发誓要按照这种观点去做。便为近年吕留良所说的一些悖逆言论所迷惑,忘掉当前自己身受本朝仁德养育的深恩,竟敢任意诋诬诽谤,私自写成论说文词,也偶然有这种事。其目的是想说明人生伦常大义,而不知道实际上反而违背了人类的伦常大义;本想说明天道的规律,而不知道竟然完全弄错了天道运行的道理。既达到思想昏迷错乱,毁害了自己一生;又陷入叛逆的行列,触犯了当前的王法,给后世留下了笑。这是我所亲身经历的教训,不得不对天下有志于求学,又不懂得事物变化的道理,而被吕留良的邪说蛊惑的人,郑重地讲述这番道理。

天地间的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华,都是从聚到散,天天流动天天扩大,并且变动不受拘束,循环没有常规。上古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时候,中国已开化的本土还 非常狭小,京师以外,五百里为一服,五服以外的地方,像荆、楚、吴、越这些地方,就已经算是荒蛮夷狄的地方了,其余如广东、福建、云南、四川等地,还 没有在那建起地方政权,收缴贡赋,还 没有属于中国。考察社会的发展,要以政权为变化依据;而考察政权的变化,又必须以思想道德的统一为根本,唐、虞、三代的兴盛,第一个继承帝位的是大舜,论道德仁义则推文王为最。孟子说过:“舜出生于诸冯(今山东菏泽东南),是东夷的人;文王出生于西歧(今陕西宝鸡东北),是西夷的人。”

据此,早在上古唐、虞、三代时的圣人,已经有不完全是生在中原的了。自秦朝到五代,一千五百多年,唐、虞二帝,夏、商、周三王,以及周公、孔子的主张,没受到重视和提倡,道理不明,影响不广。到了宋朝以后,天道才有了变化,上古圣人的道统,虽然还 没受到帝王的重视,而实际上在百姓中已经明白了圣人的道理。而开始真正讲述圣贤道理的人,开始于周敦颐;进一步加以发展,集其大成而使之成为系统理论的,是曾讲学于紫书院的朱熹。周敦颐出生于湖南永州(今零陵),后来迁居西;朱熹出生于南的徽州(今安徽歙县),而读书求学于福建。今天考证起来,湖南是古代的楚地,而徽州实际与东闽相接壤。西是古代的三苗地方,福建原来属于八闽地区。由此可见,圣人的出生,并不受地区的限制,这就十分明白了。况且《春秋》把吴、楚排斥出中国,称之为夷狄地区,这是根据那时的状况来讲的,考察当时中国的状况,和今天的状况相比,不惟像方形和圆形形状不一样,而且简直好像寒和暑、昼与夜一样,完全相反。社会风气的开通,总是从逐渐变化发展到盛行的。自从有天地以来,文运在周朝时达到极盛的时代,而文王、武王、周公,由世德深厚而诞生出来的圣人,制定了反映文明进化的礼、乐制度,十分尊重古代文化遗产。所以一时之间,各种礼仪制度都十分齐备明确,声名的影响和文化的发达,不仅后来的汉朝、唐朝无法达到,即使以前的唐、虞盛世,也是比不上的。所以孔圣人称赞说:“文采兴盛,是周文王时代,我推崇周朝。”

【原文】

《春秋》之书,虽因平王迁以后,政教不行,王者之迹熄而作,然当时鲁、卫、齐、晋诸国,去文武之世未远,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蔼然是成周之旧。而吴、楚、山戎以侏不通诗书,不知礼义之,逞其僭王猾夏之恶,冒于中华文明之治,此圣人所以深恶而摈斥之。其实圣人之心,即天心,因其当绝者而绝之,初未尝有意以吴、楚为处地,亦未尝立念以高置诸夏,而重内轻外也。使诸夏而不谨其常度,则其贬而抑之,也又甚于吴、楚矣。故先儒撮其旨曰:“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是《春秋》之书,分华夷者,在礼义之有无,不在地之远近。心实至公至平,原视乎人之自处何如耳。况今日则更有事不同,而大相反者,何也?古来治统道统之合一,而从天定者,自暴秦变乱以后,虽历汉、唐、宋之盛,犹不免架阁漏空,无当于对人之万一。

明末之世,尤君怠臣侈,百度废弛。内则宦官专权,把持国政;则藩封放恣,暴殄天物。官吏贪污,横征暴敛,所在皆然。荒骄奢,世家大族,为高致。加以文德尽废,远人不服,各处蒙古外藩,皆为劲敌,边警时闻,应接不暇,元气尽丧。即极之前后五代之衰,亦不过是。座之流贼四起,惨杀屠掠,毒逾汤火。凡贼所经过府郡州县,以及市井村落,类皆片瓦不保,目惨心伤,自有生以来,其离乱未有如是之甚者也。论者不思此境,妄引三代、春秋之盛以此例,何其悖谬甚乎?况本朝太祖创业东海,以德行仁本,尤取明天下之心。至太宗皇帝,政举教修,仁声仁闻,四讫海内。当是时,曾勒兵入关,徇地直至山东临清,周视京城,纵猎南苑,以期为明解仇释怨,熄兵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问,由是振旅东归,明不能以一矢加遗。当时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又何待贼陷京城,愍帝身殉国难,明祚已绝,明位已移,请除寇乱而后兴卿命将乎?即此一举,较之武王大会孟津,观政于商,以冀纣恶之悛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里无憾。况入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如摧枯拉朽,望风逃窜,席卷长驱,廓清海宇,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当时天下之众之依我朝也,如出深渊,如睹父母。由是世祖章皇帝发政施仁,抚临天下。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明之君臣雪耻复仇,衔结莫报;且大者为我亿万生灵拔死育生,大德深恩,直与天地同流。

【译文】

《春秋》这部书,虽然是因为周平王东迁以后,政治教化难以推行,对过去王室的威望消失而感慨所作。然而当时的鲁、卫、齐、晋等国,离文王、武王的时代还 不远,所以他们还 遗留着过去的惯,其风俗和好的政策,还 差不多都是成周时候的老样子。而吴、楚、山戎等地,因边远方言不同,而不懂诗书,不知道学礼义,仗着他们自立为王的身份而与中国内地各诸侯并列,冒充中华文明礼义之邦,这是圣人所深为讨厌而排斥他们的原因。其实,圣人的心就是天心的表现,看他应该排斥的就排斥,起初并没有产生把吴、楚当成外地的意思,也没有把中原文化发达的诸侯抬高一等的想法,重视内地而轻视边远地方的。假如中原各诸侯国不谨慎地遵守传统礼义,那么对他们的贬低和指责,也会比排斥吴、楚更厉害。所以过去的儒家归纳出这种观点的主旨说:“夷狄地方的人如能实行中华的文明礼义,就应看成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地处中原的诸侯国,而不实行仁义和边远地方一样,就应该把他们看成未开化的夷狄。”

所以《春秋》这部书,把中国划分为华夏和夷狄二大部分,是根据其有没有文明礼义,而不是依据他的地方远近。这种看法实在是非常公正的,关键是看你本身的实际言行是什么。况且今天中国境内的形势和春秋时不同了,而且又恰好相反,为什么呢?上古时候政权的传统和道德的传统是一致的,而顺从天道运行的规律。自秦始皇变乱以后,虽然经历了汉、唐、宋这些朝代,也曾一时兴盛,但仍免不在制度上存在很多漏洞,比不上圣人时代的万分之一。明朝末期时,尤其表现得君主懒惰,臣子奢侈,各种制度废弛。在内来说,则是宦官专权,把持国政;在外来说,则是藩王放恣为,暴殄天物。官吏们纷纷贪污,横征暴敛,到处是一样;荒骄奢在世家大族中,已成惯达到极点。更加上文明道德的荒废,边远地方的人民便不服从了。以前的藩属相继都变成强敌,边境的警报不断传来,应接不暇,国家元气丧失殆荆即使和以前五代王朝覆灭时情况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终于导致流寇四起,到处惨杀掠抢,狠毒胜于沸汤烈火。凡流寇经过的府郡州县,以及集镇乡村,差不多都是片瓦不存,眼看已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自从有人类以来,所受离乱之苦,没有比这时更甚的了。

议论的人却不想想这种情况,错误地引用三代和春秋盛世的情况来相比,为什么会这样荒谬无理呢?况且本朝太祖,创业于东海,以道德仁义之心为根本,并没有夺取明朝天下的想法。到太宗皇帝即位后,政治、教化都走上正规,仁德的声名,传播于四海。这时候,曾经领兵进入关内,巡视地方直到山东临清,并且在明朝京师周围巡视一圈,还 在南苑打猎,希望能和明朝化解怨恨,罢兵安民。而明朝的君臣,对此事竟然不闻不问,于是太宗只好率兵回转东北,那时明朝已弱到不能放出一箭的地步。

当时如果存有一毫取天下的心思,夺取明朝的山真是易如反掌,又何必等流寇攻陷京师,崇祯皇帝以身殉国,明朝国祚已绝,明朝皇位已换主,应请求去除流寇的动乱,才兴兵点将入关吗?就拿这个例子来说,比较起周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率兵观政于商朝,希望用压力使纣王悔罪恶的做法,心事更加光明正大,表里没有一点可指责的地方。况且入关后,只一仗便击败了李自成二十万兵马,如同摧枯拉朽一样,使他望风逃窜,我军席卷长驱,扫清了海内,拯救了亿万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普天下百姓依赖我朝,如像跳出深渊,见到父母一样。由于这种情况,世祖章皇帝才决定建立政权广施仁,而登上统一中国的皇帝之位。而普天下感恩戴德的,不仅是明朝的君臣因我朝为他们雪耻复仇,感到结草衔环也无法报答;而更大的是为我国亿万生灵救死育生,其大德深恩,直可说是天高地厚一样了。

【原文】

由此观之,在昔汤、武为夏、商诸侯,虽以仁兴,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武庚不免以殷叛。岂若我朝之有天下也,得于流贼李自成之手,视商、周之得统更名正而言顺。

明臣、汉人,当时皆乐为效力致死乎。是春秋之吴、楚以夷狄之心,肆夷锹之行,蔑视诸夏礼乐文明之治,而来僭乱之。我朝以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不忍中国之生灵涂炭,而来抚绥之。一是为乱于至治之世,一是敷治于极乱之时,所谓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者此也。使圣人而在今日,其作《春秋》也所以大褒予于我朝者,当如何深切著明可知矣。盖圣人与天合德,天大无外,圣人之心亦无外,稍有一毫有外之心,即不能合天心,又何又为圣人。所以圣人判事,至虚至平,胸无一毫成见定义。原视天视民以定义。而天之于民,实无常亲,惟德是亲。今我朝不折一矢,不伤一众,不待年而成帝业。到今幅员之广,与天同大,享年之永,与天同久。承承继继,笃生圣人,愈远愈大,弥久弥光,四海升平,万国咸宁,此岂人力所能与?乃民之食德者厚,以至皇天亡眷顾者深,所以至是。圣人又何事违天拂民,而有彼此之间哉!故谓《春秋》大旨在谨华夷之辩则可。若概引《春秋》之例,以抵当我朝之盛,则罔诬圣人作经之旨,为大不可。谓圣人许管仲之仁,其功在于摈吴、楚则可,若妄以吴、楚例今日,则是非颠倒,害道害义,为大不可。是《春秋》不惟无碍于我朝,而我朝竟深有契于圣人之心,大有光于《春秋》之义旨也。审矣。

【译文】

从这来看,过去汤王、武王是夏、商两朝的诸侯,虽然靠着仁德而建立了国家,而不能摆脱以臣子夺去君主王位这一事实,因而有违伦常而感到遗憾。所以成汤不免有惭于德行,武庚不免以是殷纣王的儿子而叛乱周朝。这岂能像我朝得天下于流寇李自成之手,用商、周来相比,我朝得天下更为名正言顺,所以明朝的臣子和汉族人,都乐意为我朝尽力效死。至于春秋时代的吴、楚两国,是怀着夷狄之心,逞着夷狄的不讲道德行为,蔑视中原的礼乐文明的统治,僭号称王,兴兵扰乱中原;而我朝以仁义的心胸,实行仁义的政治,不忍中国百姓生命涂炭,才来救援抚育他们。

吴、楚是作乱于太平盛世,我朝则是为了创造太平于天下大乱之时。这两种不同情况,不仅像方和圆一样体形完全不同,而竟然和寒与暑、昼与夜恰好相反一样。假使孔圣人活在今天,他所作的《春秋》,一定会大大地表彰我朝,应当如何来深切说明,看看以上对比便很清楚了。因为圣人的心和上天的道德是一致的,上天是公正得没有一点私心偏见的,圣人的心也是没有一点私心偏见的,稍有一点私心偏见,便不能合乎天心,也怎么能算得上圣人呢?所以圣人对事物的看法,是非常虚心和公平的,心中不存在一点成见定义,是根据天意民情而才能答出定义。

而上天对于人民,也不是永远亲一个地方,只有依据德行来相亲。如今我朝不费一弓一箭,不伤一个人,不到一年便建成帝业;到现在国家疆域之广,与天同大;享受皇位之长,与天同久。一代代继承,连续出生圣人,传得愈远愈伟大,愈久愈加光辉,四海升平,万国安宁,这岂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乃是我国百姓受到恩德特厚,以至上天眷顾护得也就特深,所以才能够达到这样地步。又有什么事可以上背天意下违民情,而硬要划分彼此呀!

所以说《春秋》的主旨,在于谨慎辨别华夷的区别则可以;如果一概引用《春秋》中的例子,用以来诋毁我朝的盛世,那么实在是诬蔑圣人作经书的原意,是大不可的事。如果说圣人赞许管仲的仁德,他的功劳在于排斥吴、越则可以说;如果错误地把吴、楚来比今天,则是非就完全颠倒,伤害了道义,则是大不可的事。据此,《春秋》不但对我朝没有什么妨碍,而是我朝的立国竟然深符于圣人的心,并发扬光大了《春秋》的主旨,这是可以肯定的。

【原文】

盖我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帝基;太宗文皇帝弘继体之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遍及薄海内外,久道化成,沦肌浃髓,更为超越前古,业隆万世。可见皇天笃之至,非三代以下所及,即极之虞、夏、商、周,天运初开,太和极隆之会,亦罕有此圣圣相承,绵绵无间之盛。况我当今皇帝,尤圣神文武,时中变化,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恢弘前烈,更有光于圣祖仁皇帝者哉。故其治效化功之显烁于两间者,已极礼明乐备之盛,而其验实亦已至于海晏而河清,特以治德渊微,圣学深,山陬海之间,间有不能与闻其大者,实因初潜藩邸,韬尧养晦,无求无欲,研经味道,以尽己分之固有,职分之当,为未尝稍露一声光于人间,所以龙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诸臣所能识。

惟我圣祖仁皇帝,聪明天纵,本父子之亲,以圣知圣,早知人品贵重,蕴蓄美富,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然亦以是存亡于心,而不肯扬之于众。直至圣躬不豫而大渐,委以南郊大礼,从方知我皇上至德天全,圣学安,久为圣祖皇帝所深契。而于此尤可以见圣祖皇帝之揆道义,传子即以传贤,并二帝,兼三王,而适于中者,迈百王而首出矣。所以当我皇上御极之初,一切政治,天下皆莫能仰测高厚之所由出。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谋,散布流言于外,以致盛德至善,不能骤得遍闻于穷乡远鄙者,斯亦事理之所必有。

岂知我皇上渊衷至仁,天至孝,发虑至诚,修已至敬;而造德之纯熟,学问之渊深,历练之缜密,处事之详,则又一理浑然,泛应由当。举凡之于政刑,见之于德礼者,既无一处不知之极其,复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神明尽智,化裁尽变,推行尽通,深仁大德,际天蟠地。究其归,皆因物付物,初未尝稍存一毫成见于未事之先。是以身虽至劳至苦,无一时一刻不以养天下苍生为事。凡可以利济斯民者,思无不到,到无不行,行无不实。自朝至暮,一日万机,目不停视,手不停批,不遑宁处,而心实至安至逸。常如明鉴、如止水,万物之过其前者,妍媸自然必露,而不容掩。今试于荡荡难名中,而以管窥及者略举其万一。如明王奉若天道,大义本于天经,自二帝三王唱和而后,后世人主皆以国家行政出治,生杀予夺,权由己制,竟不知大君之上,更有天焉,不可违也。

【译文】

我朝自从太祖高皇帝以神圣的武功,开创了基业;太宗文皇帝继续发扬光大,统一了中国全境;世祖章皇帝建立治国大政,安定了中外;圣祖仁皇帝仁德、武功,遍及全国内外,普施仁德教化百姓,恩惠深厚深入肌髓,更是超过了上古前朝,帝业的兴隆光耀万世。可见上天对我朝的厚已极,是三代以下各朝难以比得上的,即使追溯到虞、夏、商、周,秉承天运建立最早的几个朝代,帝业极隆的太平盛世,也罕有我朝这样连续出现英明圣主继承帝业、绵绵不绝的盛况。何况我朝当今皇上,尤其圣神文武,这时的变化,比之天地化育一切也不为过;恩德泽及万物而无一遗漏,弘扬先皇的政教,使圣祖仁皇帝的未竟事业更加光辉。所以其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功勋显耀于二者之间,已经达到礼乐文明极盛的顶点,而其治理的效验也由海清河晏来得到了证明。

至于当今皇上治理国家的才德深厚妙,学识更是渊博高深。而远居山角海滨的人,或许有不知道皇上功绩之大者,这是因为皇上还 是藩王的时候,才能深藏不愿显露,既不求名声也没有什么欲望,终日研读经书修养道德,以尽力符合自己的个和藩王的身分,从未尝想显露一下自己于世间。所以圣人的道德十分纯正,不仅不是天下百姓所能晓得的,就是朝廷内的各位大臣也很难知道。只有圣祖仁皇帝,天赋予他聪明,又与当今皇上是父子关系,所以能以圣人的眼光认识圣人,早已知道当今皇上人品贵重,胸中蕴藏着雄才大略,能够用其聪明睿智做一个英明的君主,但是也只是默记于心而不肯传扬出去。

直到圣祖健康不佳处于病危之时,才委托当今皇上代替主持南郊祭天大典,于是众大臣才知当今皇上仁德天授,学识情稳重,已久为圣祖所深深注意了。由此可见圣祖皇帝处理大事的深刻意义,传位于儿子就是要传给贤明的人,其英明识见可以说兼有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的美德于一身,而超过了后世的百王之上。所以当今皇上自登基之初,实行的一切政治,天下人都难懂得这些英明高深的做法是从哪里来的,加之阿其那和塞思黑等人,久已心怀夺位的谋,所以在外散布流言诽语,以至当今皇上的盛德和善政,不能很快地传遍于国内远僻山乡,这也是事理的必然。如何能知道我皇上宽厚的心胸非常仁德,天生的格极为孝顺,考虑问题本着诚心,修养自身要求严格慎重;而对道德运用的纯熟,学问的渊深广博,遇事思考的缜密,处理问题的详,则又浑然一体,各方面应付得都十分妥贴。

比如施行的政策和刑律,用道德礼义去观察,既没一个地方知道得不够详,又没有一件事处理得不是极其妥当;智慧英明到极点,教化百姓使之道德一新,推行的善政通行全国;其深仁大德,真是顶天立地呀。追究其功绩的根源,在于根据不同的事物给以不同的办法去解决,并没有存在一点成见于处理事情之前。所以皇上虽然至劳至苦,也没有一时一刻不以护养育天下百姓为目的。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没有不想到的,想到的没有不实行的,实行没有不扎扎实实达到目的的。

自早到晚,日理万机,目不停看,手不停批,没有一刻闲暇安宁,而内心实际上才最安定最放心。经常心如明镜一样亮,如静止的水一样安定,万物从眼前经过的,美和丑都会自然显露,而不能有一点掩盖。现在试于浩荡无数难以一一说清的圣绩中,将看到一斑略举其万分之一的事例。比如英明的帝王都是尊奉天道规律的,道义是上天所树立的,自从上古二帝三王相继遵守以后,后来的帝王都是用国家政权来治理,生杀大权自己说了算,一切权力都归于自己,竟然不知道君王头上,还 有上天,天意是不能违背的。

【原文】

我皇上念念从民设想,处处体天定趋。凡天所好者,体天之心好之;天所恶者,体天之心恶之;天所欲行欲止者,体天之心行之止之。由是体天之心以养民,知食为民天,农乃食本,务使各务本为,尽力南亩,不得贪利而废农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穑之艰。每岁躬耕藉田,以重农事。而老农之勤朴无过者,令各州县岁举一人,荣给品秩,以示鼓励。而先啬神农,亦开千古未开之典,设坛崇祀,以报其功。偶间一处旱涝,即悯念忧形,减膳之下,殚竭诚,为民祈祷,专务修少人事,以格无心。

座至祷雨雨通,祈晴晴应。犹不以此为足蠲减赋之典,无年不颁,赈灾救患之泽,无地不遍。甚者如南、西、浙,正供六十余万两,皆沛恩永免,深仁厚泽,与天罔极不朽。采运积贮,禁屠崇俭,以预防其不足。与夫疏浚河流,开导积淤,相地开垦,以奠民居。通民行而济民食者,可谓无处不到,无法不备参。推其极抚久绥尽六合之广,虽穷幽极僻之区,亦不至一夫失所,如西陲安插之众,不惜厚赐,使之衣食有赖。云贵等省,边塞土民,素受土司之害者,禁其鱼肉,革其科派,老有沿乡给发之养,孤贫有动用钱粮,务令得沾实惠之谕。存恤悯念,恻怛,恩膏直下及于行人气人之微贱,以期尽天子惠元元,包涵并育,大小高低遐迩,一体之本,量而后快也。

体天之心以民,则察吏不得不极其明,惩贪不得不用其法。谓贪赃犯法之官,蠹国殃民,罪大恶极,即立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偶行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盖所以昭国法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贪赃之物不能入己,无益有害,自不肯复蹈故辙,以罹法耳。更或即其所有之资,填补亏空之数,其得豁免其罪,此皆以罚恶之内,隐寓宽仁之意,原非过刻也。至于人之心术,隐微之中,疑似之间,最为难测。睿照则辨析微,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尤如丝过扣,毫发清楚。然犹不以此自用,必广行采访,以收好问好察之益,以为执两用中之资,抑兼欲得人擢用,为生民思久安长治之计,故一切政令所敷,治益求治,安愈图安,务求适中得当,立千百年不坏之良谟,以期移风易俗,潜移默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民者,又何无己也。

【译文】

我们皇上一心念念地为百姓设想,处处体会天意而后决定行动办法。凡上天所好的,体会天意而同样去好;上天所讨厌的,体会天意而同样去讨厌;上天所打算实行或制止的,体会天意去实行或制止。由此这而体会天意在于抚养百姓,知道“民以食为天”

这个古训,而农业则是吃饭的根本,所以力求农民能各就本业,尽力耕种田地,不允许贪图小利而荒废农业生产这个大事,不允许追求小事而忘记耕种的艰难。每年皇上都要亲自到御田里耕作,以提醒要重视农事。而对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农,考察他们勤劳朴实没有过错的,让各州、县每年向朝廷推荐一个人,授给他相当官员的品级,以示鼓励。而对于从事农业的始祖神农氏,也开创千古没有过的盛典,设立了“先农坛”加以隆重祭祀,以报答神农氏的功劳。

偶然听说某一地方发生早涝,就产生怜悯挂念,忧愁形于颜色,除了减削御膳食物外,又尽竭诚地为百姓祈祷上天,反省所办的各种事情有没有过错,并加以改正,以希望感动上天。最后终于达到求雨雨降,求晴晴至,仍然不以此为满足,减免赋税的恩典,没有一年不颁发的,赈济灾民的恩德,没有一个地方不到。特别是像南、西、浙等省,规定每年田赋银六十余万两,都获得皇恩永远免除,这种深仁厚德,真和上天一样永远不朽。采运粮食积储于国家粮仓,禁止屠宰牲畜崇尚俭朴,以防止百姓粮食的不足。以及疏浚河流,开导淤塞,根据各地情况鼓励开垦荒地,以打下百姓生活基矗便利百姓通和接济百姓粮食的事,可以说是无处不到,各种办法没有没用过的。

推算一下恩德所到的地方已遍及全国,即使是穷困和极偏僻的地方,也不让一个人流离失所。比如在西部边疆安顿百姓生活,不吝惜巨大的费用,而使他们衣食有赖。云南、贵州等省,边境的少数民族,长期受到土司的压迫,于是便下谕旨禁止土司鱼肉百姓,免除了各种不合理的摊派,老年的由其乡村发给生活费用,孤贫的可用专款救济,一定要让百姓受到实惠。心里所存的悯恤念头,病痛忧伤,恩泽惠及路上的乞丐等微贱的人,以希望将天子的恩惠遍施于平民,所有的人都要受到抚养育,不论大小高低远近,都是国家的一个根本分子,都能受到恩泽而后才会感到快乐。

要体会天意而护百姓,则考察官吏不能不严明,惩办贪官不能不动用法律。贪赃犯法的官员,祸国殃民,罪大恶极,即使立即把他们处以重刑,也不足抵偿他们的罪行。但是不加教育而杀掉,心中实有所不忍,所以婉转宽恕他们的死罪,偶尔有抄没他们的家财,以备公事奖赏的费用。所以要这样申明国法而惩治贪污,并使后来做官的人,知道贪赃得来的东西不能归己,是无益而有害的,自然不敢再走翻过车的老路,而自陷法网。此外还 有把他所有的资产,填补亏空公款的数额,然后得免去他的罪,这都是在惩罚罪恶之内,暗隐有宽大仁德的意思,并不是对他们过分苛刻的。

至于人的心术,在隐暗之中,真假是非,最难看得出来,皇上以聪明睿智的目光明辨微,而在公中有私,私中有公的情况下,看得如同丝线过扣眼,毫发都能清楚。但是仍不以此自信,必广泛进行调查,以取得更清楚地考察之益,作为因地制宜,不偏不倚地处理政事的参考;同时也打算借此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吏使用,为百姓设想长治久安的方法。所以一切政令的施设,在治中更求治,安中更求安,务必求得合理适中,树立起千百年不坏的良好楷模,以希望达到移风易俗,潜移默化,使百姓一天比一天善良。而不知道皇上这样护百姓,可是没有一点想到自己埃

【原文】

体天之心以钦恤民命,谓明刑原以弼教君德,期于好生,法虽一定,心本宽仁。《书》云:“宥过无大,刑故无校”所以斟酌权衡,广好生之德也,有不得已用刑者,不过欲国法申行,刑期无刑耳。故每有改定条例,必期三令五申,惟恐小民无知陷罪,不教而杀。时深恻隐之念,承审官司,滥刑有夹讯之戒;秋审应决,具奏有三复之谕。稍有一线可生,因事原情,宁过乎仁,毋过乎义。不惜反复批阅,至再至三,每年沛岁多格外生全之恩。其实皆准乎天理之至公,即乎人情之至安,宽而得中,非废法也,然亦间有应严者,则又用严,以顺适夫至正至平之则。

如阿其那、塞思黑蓄,贪图不轨,已经圣祖皇帝贬而绝之,乃不知仰体君父之心,痛自改悔,竟怙终不悛,按其罪过实同周之管蔡。我皇上本大公无我之心,揆道执中,以事关国社生民之重,不惜数其罪,以大义灭之。此亦如四凶之在尧世,必有可容者,而后尧容之;其在舜世,必有不可留者,而后舜去之。尧舜何容心哉?皆因其人之自取何如耳。故皇上今日之义,即圣祖皇帝当年之仁,皇上今日之仁即圣皇帝当年之义,道无二致,同归一中,因时制宜便得其平而已。天语煌煌,反复剖析此理,已到至处尽处,而心事亦直与日月并明于千古矣。盖虚明应物之天,本无一毫成见、己意稍杂于其中,所以用宽用严,无往而非道之至当,不易有如此也。

体天之心以为民,取士则于三年科举之外,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有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而于各省州县,文明极盛之学,又有升改增额,录取之谕。乡试中式各数,亦随着加增。广求博访,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眩

而犹忧人才难得,务在矜全器使,幽隐必录,所以于湖南等省,又特降分闱之旨,悯念士子之贫寒有志者。嗣后不为远险所隔,皆得以遂其观光之愿焉。体天之心以为民,尊师重道,则至圣先师追封一代。敬圣人如君亲,易讳为“邱”,重临雍之大典,改“幸”为“诣”,而诞降之期,斋戒禁屠,著为定例。且旌有节义,崇建祠守,奖劝善行,虚公核实,军民一体,直及于匹夫匹妇之贫且贱焉,风声之树更远也。体天之心以为民,优礼大臣,则赐坐赐茶;体恤群臣,有赏有赉。上下虽分,君臣一体,极至饮食之轻微,情至亦所必赐;器用、服物之小者,虽远亦所常颁。君臣之际,相期以诚,臣下隐微,无不洞烛,训诫开导。隆恩同于天地之钧陶万物,胜于父母之教育婴孺。至中至正,总以吏治戎政,物情民隐,各得其所为念。体天之心以为民,存亡修废,则合天下为一家,视异代而无外,大廓成例,封明祖之后以侯爵。考古仁恕之君,隆名之主,从未有如此之洪施公普者也。

【译文】要体会天意而惜百姓的生命,认为严明刑法原因是辅助君王道德教化的一种方式,立足于好生,法虽然有明文规定,执法则从存心宽仁出发。《书经》上说:“宽恕没有大的,刑罚没有小的。”

所以要慎重考虑,以求推广上天好生之德,有不得已必须用刑的,不过是打算申明国法,处以刑罚是期望减少直至消灭犯法和刑罚罢了。所以每逢有改定刑法条律,必然要进行三令五申,惟恐百姓不知法而陷入犯罪,成了不教而杀。时常对百姓深怀恻隐之心,为了防止滥刑,有严禁拷打供的规定;每年秋天审判死刑案件,有必须经三次复审的圣谕。稍有一线生机的,因事论事寻找可原谅的情节,宁肯过分宽仁,不可有一毫失去道义。不惜反复批阅公文,达到两三遍,每年遇到丰年时,往往都要格外加恩减少死刑。其实都是以天理至公为标准,亦就是合理人情而至安,宽大而又适中,这不等于不要法律;但是其中也间有应该从严的,那么要从严,以顺乎至正至平的原则。比如阿其那、塞思黑私蓄,企图不轨,已经由圣祖皇帝贬去王爵废为庶人,可是他们不知道仰望君父的苦心,痛改前非,竟然坚持作恶而死不悔改,按他们的罪行实际上与周朝的管叔、蔡叔相同。我皇上本着大公无私的心情,根据道理公平执法,以为这叛逆大事有关国家和百姓是极重要的,不惜责数他们的罪行,而大义灭亲。这也同于“四凶”

在唐尧的时代,有可以容留的原因,所以尧才容许他们活着;到了虞舜的时候,一定有不能容许再留下的理由,所以舜才把他们杀掉。尧舜能有什么存心呢?都是四凶他们咎由自取来决定的。所以皇上今天实行的大义,也就是圣祖皇帝当年实行的仁德,真理是没有二样的,只能同归于一个公正,不同的是因时制宜,处理合乎当时的公平罢了。皇上金口玉言光辉万丈,已反复剖析了这个道理,可以说透彻已到尽处,而皇上的心迹,也直同日月一样明亮于千古了。上天的心怀是随着事物变化而生,原本没有一毫成见和私意掺杂在其中,所以用刑的宽与严,自古以来,非道德至当至公,是很难做到这样程度的。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录取士人则除了每隔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以外,还 有要求各州县每年荐举“贤良方正”的特恩诏书,还 有下令各州县访求孝顺父母、品行端正,才能胜任做官,文章也有一定水平的人,每年各推荐一人给朝廷的谕旨。还 有选拔贡生,不拘于他在考试中的名次高低,务必要求选拔通解经书、修养端正的人的谕旨。

还 有让满汉、内外、文武各种官员,把有谋略有作为有守的读书人,各自推荐一人的谕旨。有命令朝廷内外各官员,在京的主事以上,在外的知县以上,各自推荐所知道的人才,或举人、贡生、秀才,或山林隐逸,保送到礼部,安排由皇帝接见量才录用的谕旨。

而对于各盛州、县,文风极盛的学校,有晋升级别和增加秀才名额,扩大录取的谕旨。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名额,也随之增加。广泛地搜求人才,每天孜孜不倦,希望获得贤才以作为做官治民的后备。而仍然时常担忧人才难得,务必惜保全人才并发挥其作用,即使偏僻地方,也要做到有才必录。所以对湖南等省,又特别降旨,采用分区乡试的办法,照顾那些贫穷而有志气的读书秀才,不必爬山越险集中省城,就能够就近参加举人考试了。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就认真尊重师道,对至圣先师孔子,加以追封其五代祖先为王爵。敬奉圣人如同先皇和亲人一样,下谕遇到孔圣人的名讳,都要改写成“邱”字以示敬避;重视皇帝拜祭文庙的典礼,把皇帝巡幸文庙的“幸”字,改为“诣”字,以示对孔圣的尊敬;并在孔圣诞辰之日,都要进行戒斋沐浴,禁止百姓屠宰牲畜,用制度固定下来。并且大力旌表节烈孝义的人,建立祠堂和牌坊,奖励善行,秉着一心为公的神核实事迹,不论军民,一视同仁,连极为贫贱的男女百姓也不例外

良好的风气树立是非常广泛的。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对大臣能优礼相待,接见他们时赐茶待如宾客;关心护群臣,常有赏赐和馈送。地位虽有上下之分,君臣的关系亲如一体。小到饮食这种微小东西,感情到时也必然要赏赐臣下;器用、衣服等小物件,虽然臣下远在边疆,也要常常颁赐。君臣的关系,相待在一个诚字,臣下的隐微私事,皇上没有不洞若观火,加以训诫开导。隆厚的恩德同于天地的薰陶万物,胜过父母的教育婴儿。处理事情非常中肯而正确,总是把吏治、军政和社会状况、民间真情,都处理妥贴挂在心上。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对国家的存亡兴废,则看成天下一家,对覆亡的朝代不存在一毫见外,扩大修改历朝的成例,封明代皇帝的后代为侯爵。考查古时著名仁恕的君主、声望极隆的帝王,也没有过这种宽洪而公正的做法的。

【原文】

体天之心以为民,励图治,则天德之刚,纯乎一敬,乾乾终日。法天行健,无时不极其,无处不尽其详,广览博访,随机应变,无一不中节合宜,神聚到至处,心细到极处,即至群臣奏章,偶有一义未安,一字错落,几经廷臣历阅不到者,一经睿照,必为摘出。反复告诫,不以为倦。自朝至暮,凝坐殿室,扩然大公,物来顺应,非帝尧之钦明,大舜之恭己。殆未易臻此笃恭之境矣。体天之心以为民,垂训立教,则皇极之敷言,尤长大河,浑浑灏灏,盘折自如,愈析愈,实无一不行所无事,与天理之大中至正者相准。诚以宸衷虚明广大,昭融洞彻,海涵天覆,内外无间,浑乎天理之公,无一毫人欲之私,故发于文辞,理实气足,巍然经天纬地之作,与《二典》、《三谟》并垂不朽。

自古圣明之君见之典谟,载之史册,所传诏诰,其思神力,未有在纵之深厚目极如是也。极而至于体天之心,为民之深,直至作述之间,心融神契,道统、治统、心法、圣学,一气相承。诚以圣祖皇帝德合乾坤,功弘位育,开生民未开之大业,深仁厚泽,迈百王而独隆,为皇天笃之肖子。是圣祖皇帝之心即天心,圣祖皇帝之德即天德,故一切政治,祖述宪章,多以圣祖皇帝为准。然亦只学其道,而不拘泥其法,其中有时地异宜,损益殊方,所当更定者,则又未尝不推对祖之心,以承天之心,为民而更定之。其实继志述事,适与圣祖无违也。所以大孝纯笃,无处不到。当圣祖皇帝宾天,哀号恸慕,尽礼尽制,历三年如一日;继以孝恭仁皇后升遐,兼服不懈,悲思历久弥深。当斋居永慕之中,孝思所及,孝治所颁,徽号之议,协万世之人心;配天之典冠,百王之隆会。晨昏瞻拜,朔望祭享,望山陵而致敬,瞻庙寝以告虔。无一时不思哀思敬,无一事不尽制尽心。此虽一时怪于至情,由于至,为所当为,不知其然而然。本无意于民,不求鉴于天,然天人一理,家园相通,此感而彼自应,上行而下自效,实无往而非继天立极,为民作则之大者。岂但区区致我仁孝诚敬之至于圣祖而已哉。

【译文】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励图治,皇上仁德的核心在于敬慎做事的一个敬”字,终日兢兢业业,警惕自身。顺从天道而自强不息,没有什么时候不用尽力,没有一件事不考虑详尽,广览博采,随机应变,没有一件事处理得不适中合宜。力集中到一处,心思细致到极点,即使是群臣的奏章,偶然有一点意思不妥,一个字用得欠当,几次经过朝内大臣审阅都没有发现的,一经皇上阅看,一定会给指出来。并反复告诫臣子,不觉得疲倦。从早到晚,一动不动地坐在殿内,心中想的全是国家公事,每件事都会很快批复解决。这如没有帝尧那样的聪明睿智,大舜那样的严格要求自身,是很难达到这样敬慎认真的地步。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对臣民百姓教育示范,皇上所说的话,好像长大河,浩浩荡荡,曲折自然,愈分析愈为辟,实在是没有一件事没有说到,其指示都是恰如其分,没有不和天道相符合的。这实在是由于皇上胸中心怀广大,明察一切,度量宽宏如大海苍天包容一切,对内外一视同仁,统一在公天理之下,没有一丝一毫私心杂念,所以思想发挥到文辞当中,理实气足,文笔磅礴雄伟,真是经天纬地的杰作,直可与《尚书》里的“二典”、“三谟”一样共垂不朽了。

自古圣明的君王的著作见于经典,载入史册的,所流传下来诏书和圣旨,它的深思想和神圣的气魄,没有一个比得上我皇上,上天赋予其圣智英明已达到了极点。由于达到这极点,而在体会天意,为百姓着想,也达到极深地步,反映到著述中间,便能心神融合,下笔如神,道德、政治、修养和孔孟之道,融合一体,一气相承。这实由于圣祖皇帝的仁德广及乾坤,功绩弘大地位崇高,开创了亘古没有过的伟大事业,超过了历史上上百个帝王而独盛,是上天所笃的肖子。所以圣祖心就等于天心,圣祖的仁德就等于天德,所以当今皇上实行的一切政治,承袭的典章制度,大都以圣祖皇帝时实行的为准。

然而也只是学其神实质,而不拘泥于具体做法。其中有因为时代地点情况变化不同,也作了增删改动,其应当更改的,则又没有一处不合乎圣祖的思想,秉承上天的心意,为百姓着想而加以改定。实际就是继承了圣祖的遗志办事,与圣祖原意没一点违反的。这正是皇上大孝纯正的表现,没有一处不显露出孝心。当圣祖皇帝驾崩之时,皇上哀号恸哭,尽了一切礼仪制度,守孝三年如同一日;接着又遇上孝恭仁皇后去世,皇上兼为守孝,没有一毫松懈,悲伤怀念,时间越久越深。当在戒斋守孝居住的时候,凡是能想到的孝思,治丧所颁发的圣旨上谕,以及谥号的商定,都符合万代的人心;祭天的同时配享圣祖的典礼,其隆重超过了历史上一切皇帝。朝夕在先皇神像前观瞻拜谒,初一、十五都要前往祭祀行礼,遥望皇陵而致敬,观看寝宫而虔诚祝福,没有一时一刻失去哀思和敬意,没有一件事不尽心恪守丧礼。这虽然是一时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是由于父子天所至,应当做的就做,没想到的也会不知不觉地做了出来。

本来这种孝道,并不要求百姓也仿效着去做,也不求上天看见这样守孝而感动,但是天理人情总是一致的,家庭与国家也是息息相通的,这里有感那边就响应而互相影响,上边实行的下边就会仿效。所以皇上没有一件事不是代表上天树立榜样,为百姓作出示范准则的行动,其意义岂只是对圣祖皇帝表示敬孝的虔诚而已。

【原文】

凡此皆亲被德化之后,身近天日之光,管见所及,百千万分中之一耳。至于广大神,浩浩肫肫,可以意想而不可以言尽者,不惟今日浅陋不得而知,抑人所不得而传。盖圣本不可知,而至德尤未易名言故也。此所以天人孚。

数年以来,休征并著,嘉瑞屡见,太和翔洽,民康物阜,四海同登乐利之域,万姓共享升平之福者,诚以我皇上道德既早与二帝三王合辙,而治效自当与虞、夏、商、周并隆无疑也。静生长楚边,山野穷僻,足迹未到通都大邑,生平未接见一名人达士,加以稍长失怙,身处露孤,形单影只,胸次极狭,见闻极陋。不惟列祖相承之圣德神功,有所不知,并我朝得统之大者,亦所未闻,徒以迂固执方之见,而痼其好古不化之癖。早年从事举业,翻阅八股时文,读吕留良文评,妄喜其议论之爽快,而不察其气象之粗暴;贪其意见之间与己合,而不知其发言立论之甚者,实多与道义大相悖也。且平昔徒知其刊刻之多为有功,而不知其实欲多刻以为图射利之计。知其立言之高为有德,而不知其故为高论,以逞其欺世盗名之术。由不知而错好,由错好而误信。日甚一日,不觉为其说所浸者实深。至近年以来,兼读其杂文残诗,甚有谓《春秋》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而今日有人实若无人,有世实若无世。以此为《纲目》凡例未发之蕴。始闻未尝不疑,迨久而不得不信。

盖以其意借口于孔子之《春秋》,而例又窃附于朱子之《纲目》故也。因妄思君臣为人伦之首,本于天降,由于生。人之思君如子之思父,天下未闻有父既失处,而于能晏然独安者。读书以明理为大,身忝士林,所干何事?又焉敢重计一己之死生利害,而委弃当身大义于不顾乎!加以我皇上圣德高远,初年洋溢未遍海内,即早为布散流言,传闻满耳。此时不觉狂悖蛊心,顿忘天地之大,恍若当身道义之迫,甚于水火。乃敢定志,遍导域中,冀得聪明睿智能尽其者,以为生民之依。遂即其谣传诋谤之词,大肆悖妄,冒昧上书于陕西总督岳公。直至事发之会,执讯庭阶,犹坚持吕留良悖论在心,以为道理当然,死何足惜。且妄谓纲常名教,而得其正,尤读书为士者之所乐,就而不避者也。

殊意承问大人仰遵谕旨,早知穷陋无知,为谣言邪说所蛊惑,乃将逐条所诬一一剖示;及我朝得统事迹,反复详告;并宣皇上文德之大,励图治,孜孜为民,忧勤不倦之苦心。伏听之下,恍然自失,如梦初醒。本若可信而无疑,然反覆细玩,所宣扬处实无往而非三王之极诣、二帝之盛德。数千年梦想不到之境,岂意今日而恭逢有此盛会,似又可疑而难信。未几,蒙恩特发圣谕一章,颁到长沙,剖析宣示,极尽详明,觉大德粹行,如日月经天,河行地,而不容掩。较前所闻于大人者,蓄德蕴道,深弘广备,玩味更无穷尽焉。

复自湖南以抵京城,一路所见,风清景和,文明灿烂,民康物阜,雍睦熙,不觉心醉神移,穆然远思三代,而旷怀唐虞矣。直至抵京,更伏读近年以来所颁示内外臣工圣谕若干卷,广大深渊,纯粹至,盖自殷盘周诰以后,久矣未闻有此盛德至善,发挥透辟到此极处也。由是回思我皇上德量同天,以蝼蚁之微,冒犯九五之尊,自料万死不足以蔽辜。而我皇上竟埋然于衷,丝毫不怒。到京即超禁释囚,被以广厦,给以丰食,叠赐厚衣,暑悯其热,寒恤其冻。沛几多殊恩厚泽于千古仁惠之主,常法所不到之处。及至谳狱讯供,则又刑措不用,纯以至诚至德,感孚默化,使民不期格而格,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译文】

以上这几条,都是我亲受皇上仁德教化以后,身近皇上如同受到天日的光辉照耀,得到一些微小认识,这只是皇上伟大仁德中的百千万分之一罢了。至于皇上广大深奥的神,浩大诚恳,只能意会而不能用话表现出来的,不但以我今天浅陋的认识不能完全领会,即使所有的人也难地说得详荆这是由于圣人的思想高深是一般难以知道的,而至高至尚的道德尤其是不易用话形容的原因。由于这样才达到天意与人事融结合的盛世。

几年以来吉祥的征兆十分显著,祥瑞事物不断出现,调和,物阜民康,四海之内共登欢乐世界,万姓人民共享天下太平之福,这实是由于我皇上在道德上早已和二帝三王一样伟大,而治理国家和效果,自然也和虞、夏、商、周一样隆盛,这是毫无疑问的。曾静生长在湖南的边境,处于荒僻贫穷的山区,足迹从来没到过一个较大城市,生平没见过一个知名人士,加以童年时身稍长大一点时,便失去父亲,成为孤儿,形单影只,养成胸怀狭隘,见闻极少。不但对我朝列圣代代相承的圣德和神功,一点也不晓得,并且对我朝建立是光明正大的正统,也没有听说过,所以迂腐而执有偏见,顽固地坚持食古不化的玻早年时读书走应科举的道路,在翻阅学八股文的时候,看到了吕留良的一些评语,错误地喜他议论的直爽,而不注意他情语气的粗暴;贪图他的意见有些和自己想法一致,而不知道他论说的要害,实际上大都和道义相悖逆。

而且平常只知道他出版了很多书而名气很大,对读书人有功,而不知道他实际上是为了读书牟利。只知道他能著书立说是有高尚的道德学问,而不知道他是故作惊人,以作为他欺世盗名的手段。由不知道其实质而错误地好,由错误的好而错误地信服其谬论,一天比一天加深,不知不觉便被他的邪说影响到很深的地步。到近年来,又读了他的一些杂文和部分诗作,很多地方常提到《春秋》上说的中国有华夷的区分,从道义上讲比君臣之义更为重大。而今天中国虽有人,而被他族统治,等于无人;虽有朝代政权,实际也等于没有。并把这作为《通鉴纲目》凡例中没有揭露的要旨。开始时也曾经怀疑这种说法,时间久了,也就不能不相信。

因为他把他的意思借口出于孔子《春秋》的主旨,而凡例又偷附于朱熹的《通鉴纲目》的原因。因而我便错误地认为君臣关系是人伦的第一项,本是上天所固定,由于人的本所产生的。人的想念君主好比儿子思念父亲,天下没有听说过父亲流离失所,而儿子能够独自安逸的。读书的首要目的在于明理,我身在读书人之列,所做的是什么呢?又怎能计较个人的生死利害,而抛弃了读书人的切身大义而不顾吗!加之我皇上虽道德高远,但刚刚登基时,其英明的德政还 没有在国内传颂开来,而自己的双耳又早已被散布的流言诽语灌满了。这时我不觉受到蛊惑而狂悖充满心中,顿时忘记了天地间以君臣之义为第一大义,恍惚觉得自身受道义的压迫,更甚于如救水火。这才决定志向,要遍寻全国,希望找到一个聪明睿智能尽担起君王道德的人,作为百姓的依托。遂即用这些谣传诽谤的话,大肆狂悖编写成文,冒昧地写了书信上呈陕西总督岳公。直到上书事发以后,被捕审讯于官厅,还 坚持吕留良所说的“华夷”之分的悖逆论点于心中,以为这是当然的道理,虽死也不算可惜。

且错误的认为能坚持纲常名教,而坚持正确观点,尤其是读书人所引为快乐的事,应当坚持而不能逃避。不料负责审问的大臣,遵照皇上的谕旨,早已知道我的浅陋无知,被谣言邪说所蛊惑,便把我的认识一条条地作了剖析;并把我朝统一中国的事迹,反复详尽地告诉了我;并说明了皇上用礼乐教化百姓,励图治,孜孜不倦为百姓办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苦心。我跪听教训之下,才恍然领悟自己的错误,如梦初醒。

本来就觉得可信而不必怀疑,但细细玩味之后,又觉得其所宣扬的没有一处不合乎“三王”的最高境界和“二帝”的完美盛德。几千年来梦想不到的境界,不料今天竟能遇到这样的盛世,因而好像又有点怀疑,恐怕不可能吧。不久,又蒙皇恩发下圣谕一道,颁发到长沙来,对我迷惑的问题进了剖析和讲解,极尽详明,使我觉得皇上盛大纯的德行,真如日月经天,河行地,是不能掩盖的。比较以前几位审问我的大人们所说,更加蕴藏了高厚仁德和深邃的道理,深弘大,无所不包,仔细玩味,更觉道理无穷无荆以后又从湖南到京城来,一路上所见,到处一片风清景和的太平景象,文明灿烂,百姓安乐,物产丰隆,到处一片和睦快乐气氛,不觉心醉神怡,肃然地使人想到三代的光景,和想到唐、虞盛世了。直到抵达京师以后,又跪读了近年来皇上颁发给内外臣下的圣谕若干卷,内容博大渊深,论说纯正粹,实在是自从殷商的盘庚到周朝的诏书圣谕以后,几千年来,久已没见到过这样的盛德极善,发挥透彻辟的极好诏书了。

由此回想到我皇上仁德齐天,我曾静不过和一个蚂蚁一样微小,而冒犯了皇上,自料虽死上一万次也难弥补自己的罪行。不料我皇上竟然心怀坦荡,没有丝毫震怒。我一被押解到京,就解除监禁,安排住入很大的屋子,供给丰厚的饮食,不断颁赐衣服,夏天怕我受热,冬天又怕我受冻,给我很多特殊的恩泽,是千古仁惠的帝王和通常法律都没有达到过的。后来定案审讯,又不用一点刑罚,纯粹用真诚的道德来感化我,使我没想到被感动而不知不觉地被感动,竟使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懂得了道理。

【原文】

于是实信圣德光明浑全,毫无瑕累遗漏,前谣传所闻,不惟无其事,无其影,且不啻如天渊之悬隔,南北之反向也。加以一面翻阅吕留良家藏日记诸篇,其所以讥诋我朝者,皆是无端妄捏,立意毁诋,实非虚心论道理,见之言词也。乃知其立心既险,为术复巧,平日所说《春秋》诸义,关通于我朝者,不过借圣贤言语,以为题目,肆逞其无忌惮之私见耳。

况《春秋》正义与今日不相干涉者,有寒暑昼夜三反哉。静思量到此,如坠渊深,觉天壤虽大,无处可容,抢地号呼,痛悔何及。自咎数十年读书辛苦,修身砥行,无非欲敦伦笃义,俾或出或处,随在有以尽己分之常,期无忝于名教,以仰副朝廷作养之意,并得有以报我父母鞠育之恩耳。今一旦身陷巨恶,罪犯弥天,生圣人之世,竟不得为圣人顺则之民,何颜立于世,何面见乎人?此种罪孽,从何处造作,从何处收赎填补?以是不得不切齿忍恨于之造谤,与逆说悖论之陷害生民者,非小小事也。于是回审当身之义,前之所以孟上书者,为心中无知,惑于流言悖论,为当世求君起见。

今我朝既如此得统之正,溯其功德,揆之道义,驾过商、周、汉、唐有不屑道。而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虽以孔孟之圣,处春秋战国之时,其所以汲汲皇皇,奔走不暇,欲引君当道,致之尧舜者,亦只为不忍生民之苦,求明圣之君以主治耳。而今日现有尧舜之主在上,实亘古未有之隆会,生民无疆之福庆。当其时者,即草木无知,犹被荣而向化,况身带血气者乎。所虑在静者,罪大恶极,虽有自悔自咎之诚,自怨自艾之行,剖心沥肝,亦惟恐后时不足补既往之阙,而仰希对鉴于万一。斯为可痛可悲耳,岂尚有旁说剩义,可以假借乎。是今日之心悦诚服者,正如赤子无知,被人欺隐其父;而寻父,寻父未几,而适遇父,遇父而相喜以从父。虽缘幸出于意外,梦想所不到,实乃当身之正义。与从前误听误信,冒昧遍寻域中,冀德聪明睿智,能尽其之圣人,以为生民主之心,名违而实相合,原出一辙。特先迷而后得,昨非而今是耳。天经地义,本不容泯。而德盛物化,尤不期然而然,至至情所发,夫岂有所为而为之哉。

【译文】

于是才真正相信皇上的仁德和光明完美,没有丝毫的缺点和遗漏,以前听到的谣言,不但是没有其事,没有影子,而且与事实有如天渊之别,南北的方向相反一样。加之又翻阅了吕留良家中收藏他的日记多篇,才知他所以诋毁我朝的,全是无根据的捏造,蓄意攻击,并不是真心在讲道理,而写成文词的。这时才知道他不但用心险恶,又巧施诈术,平常他讲《春秋》的各种义理,关连到我朝的,不过是他借圣贤的语言,作为幌子,而肆意无惮地发挥他个人的私意罢了。

何况《春秋》真实的义理和今天情况毫不相同,有如寒与暑、昼与夜一样恰恰是相反的呢。我想到这里,真感到好比坠入深渊一样,觉得天地虽大,我实在无可容身之地了,伏地呼号痛哭,后悔忏罪也来不及了。自恨我几十年来辛苦读书,修养自身言行,无非是打算作一个遵守伦常道德、忠实于礼义的人,以使将来或者出仕为官或者在家终身,都能够经常保持本的善良,不辱没于名教,不辜负朝廷养育之恩,并且得以报答父母抚养的恩德罢了。

如今一旦身犯大罪,罪恶弥天,我生长在圣人的时代,竟不得做一个圣人治理的恭顺百姓,还 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还 有什么脸见人呢!我犯下的这种罪孽,是从什么地方引起的,又该从什么地方去赎罪和弥补呢?所以不得不痛恨的造谣诽谤和吕留良的逆说悖论,它对百姓的祸害,真不是一件小事呀。于是回顾自己的思想,以前所以冒失地上书给岳总督,是心中无知,被流言迷惑,而产生为当代寻求君王的想法。如今知道我朝创业是如此正统,追究其功德,估量其道义,实在超过了商、周、汉、唐则不在话下。而我皇上又是这样的道全德备,超越千古。虽然像孔子、孟子那样的圣人,处于春秋、战国的时代。他们所以急急忙忙,奔走于各国不停,是打算引导各国君主,使他们走上尧舜之治,也是因为不忍百姓受苦,才寻求英明圣贤的君主来治的。

而我们今天,现有尧舜一般的君主在位,实是自古以来没有的好时期,是百姓无边的幸福。当这种时代,即使是无知的草木,也会被感化得欣欣向荣,何况是自身带血气的人类呢?所考虑的像我曾静这样的人,罪大恶极,虽然有自悔自责的诚心,自怨自艾的行动,但即使剖心沥肝,也惟恐不够弥补以前的罪过,而仰面希望皇上明察于万一。这真是可痛可悲的事,难道还 能用别的说法理论,来借口为自己辩护吗?所以今天我能够心悦诚服,正好比孩子被人欺骗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而去寻找父亲;寻找父亲不久,而恰和父亲相遇,遇见父亲而高兴地随从父亲。虽然这事是出于意外,梦想所不到的,但实是一个人当身的正义。和从前误听谣言,冒昧的遍寻国内,希望能得到一个英明睿智能尽其能力的圣人,作为百姓之主的想法相比,从外表看是不同的,实际这两种想法恰恰相合,如出一辙。只是先前迷失了方向而后来才走上正路,昨天想的不对而今天才真正达到愿望。天经地义的道理,是不能够泯灭去的,而道德隆盛万物都要被感化,更是不以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至至情所爆发出来的,这样岂是想做就能做到的吗!

【原文】

盖以我皇上道如此之全,德如此之备,不惟居中定治,处一统无外之下者所当服,即龙潜东海,未飞未跃,闻其声教,亦所当归当服。不惟今日宽仁不杀所当服;即按律治罪,置罪于极刑重典,亦所当悦当服。盖生死事轻,道义事重,若审之于义有所不可,静虽极愚不肖,又岂敢前既无知而犯莫大之罪,后复隐忍苟活以坏生民之大义,罪上加罪乎!故今日之倾心顺服,非是贪生,当身本无可据之义;皇上之宽仁不杀,实非废法,按罪实有可原之情。特以德非尧舜,则不能明照得情及此,即能明照得情及此,亦必不能大公无我至是。明照得情,圣也;大公无我,仁也。一举而仁圣并尽,此汉唐以后之贤君英主所万不能到,而必独让于唐虞三代之圣君哲后者也。

况尚有几多盛世未开之令典,生民未有之殊恩,令民感戴无穷者乎!此静今日所以不徒于语言传闻间,信我皇上之大德同天,乃于当身经历中,亲见我皇上之圣,与尧与舜并参也。夫为国以正名为先,名不正其弊至于礼乐不兴;为学以定义为大,义不定其弊至于进退无据。今我朝得统如此堂堂正正,历三千余年而莫有能媲,而列祖列圣之功德,并非汉唐以来之贤君所能拟。而读书向道之士,未闻有能出分毫气力,阐发其正大之名义,申明其广远之功德,使天下后世共见共闻,以报食德被功之大,而尽己当身之职分,斯己不能无愧于衷矣。而反含愤嫉忌,诋德若仇,造为悖论,张妄说,号以掩盖其实,而又甚焉。徒使穷乡晚进之士,胸无定见,但喜其议论之高险,而不审夫神圣之生,总无常域,遂将身为其说所眩迷而不知返。而山林清谨之士,无从考其底里,尤见道不真,择义不,不知道之变易无方,义例所值,各有不同,一闻当前有此名义,则恐得罪地当时,进又虑见恶于圣贤,徘徊歧路,进退两碍;久之不得不托为高蹈远引之行,以自放其轻世肆志之,其害理悖义而得罪于天也,可胜道乎。

夫人同此耳目心思,非甚无良,断无有食德而不见为德,被功而竟忘其功,生于圣世而不愿为圣人之氓者。今种种悖谬若此,盖为名主莫明天心,趋向莫知所定之所致,推其极皆由吕留良之悖论在前,错认题目,有以起之也。静至愚不肖,信其说最深,受其祸极大,以是犯罪弥天。幸蒙天子仁圣,体恤民隐曲,谅无知,得留残喘,以苟延岁月。然惟其信之深,是以于此中曲折知之甚悉;抑惟其受祸大,故于此中利害,言之稍切。乃敢忘其固陋,详述夫本朝得统之正,直迈商、周;当今皇帝之德,上参尧、舜者,以遍告焉。

【译文】

因为我皇上的道德如此地全,仁如此地完备,不仅居于天下的中心而治理国家,使处于一统中华内的一切臣民都应当悦服,即使是龙潜东海,未登皇位之时,听到其声音教化的,亦应当归心悦服。不仅今天对我宽仁不杀,应当悦服;即使按律治罪,处以极刑重典,亦应当诚心悦服的。因为生死事轻,道义事重,如认为有违于道义的,我曾静虽极愚昧不肖,又岂敢因以前无知而犯下大罪,后又苟生偷活破坏人生的大义,罪上加罪吗?所以今天倾心顺服,不是为了贪生,因为我本身根本没有什么可以依据的道义可言;皇上仁宽大而不杀我,实质上也并不是违背法律,按罪行来论,确实也有可原凉的情况。如果其仁德不像尧舜那样,则不可能洞察这种情况,即使能洞察一切情况,也未必能大公无私到这种地步。洞察情况,是圣明的表现;大公无私,是仁德的表现。一下做到仁德圣明兼尽,这是汉、唐以后历代贤明的君主所万万达不到的,而必定是唐、虞、三代的圣哲贤君才能做到的。

何况还 有很多过去盛世所未见过的政令、制度,使百姓享受到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特殊恩惠,而让百姓感恩戴德无穷的呀!这就是我曾静今天所以不仅只是靠语言传闻,信服我皇上的大德同天,乃是在自己亲身经历当中,亲眼见到我皇上的伟大圣明,真是和尧舜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建立,以正名为先,名如不正,其弊病会陷入礼乐不兴;读书做学问,以立定义理为最要,义理不稳定,其弊病会使人进退没有依据。当今我朝取得统治是这么堂堂正正,是历三千年来没有一个朝代可以与之媲美的;而我朝几位先王先帝的功德,也是汉、唐以来的贤明君主所难以比得上的。

而现在的读书做学问的人,也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人能用出分毫的气力,阐述我朝名义的正大,讲解我朝历史广远的功德,而使天下和后世都能知道,以报答我朝养育的大恩,以尽自己本身的责任,这已经不能无愧于心了。反而含着怨恨嫉忌,诋毁仁德像仇人一样,制造一些悖逆的言论,说骗人,喋喋不休地来掩盖事实真相,这就更加恶毒了。这只能让住在穷乡僻壤的后来读书人,心中失去了主见,只喜欢其议论新奇惊人,而没细想神圣人物的降生,总是没有固定地点的,遂使自身受他的邪说迷惑而不能回头猛剩而居住于山林中的清白谨慎的读书人,因为没法得知他的底细,尤其对天道认识不清,对义理体会不,不懂得天道是不停变化没有一定规律,对义理事例所持的观点,各有不同,一听说当前有华夷之分的说法,则害怕得罪了当今的政府;进一步又忧虑违反华夷的说法又违反了圣贤理论,所以徘徊不定,进退两难;只好假托于清高,远远地隐居,以遂其不问世事纵情自乐的,这是有损于伦理和道义又得罪于天的事,这种人现在真多得不可胜数。人都同样生长着耳目和心思,不是非常没有良心的人,决不会做出受到国家养活而看不到国家的恩惠,受到国家功德的荫庇而忘掉国家的功德,生在太平盛世而不愿做圣人的百姓这种事。

现在种种荒谬错误如上说的事,都是由于心中不明白我朝得统之正,而走向不知如何是好,追究其根源都是因为吕留良的谬论在前,而错认了由头,便盲目跟着走了。我曾静是个愚昧不肖的人,相信他的说法最深,受他的毒害极大,因此而犯下了弥天大罪。幸好遇上了仁圣的天子,体恤到小民的隐情,而原谅了我的无知,得以留下命,以暂度岁月。但是正由于对吕留良的谬论信得最深,所以对其中的曲折知道得也就更详细;亦由于受其祸害最大,所以对其谬论的利害关系,讲得也比较切实。因此才敢忘掉自己的浅陋,详细地讲述了本朝得统之正,直比美商、周;当今皇帝的仁德,直可与尧、舜并列,用以遍告一切人。

【原文】

伏望沉潜向学之士,去井蛙见,相观于昭旷之途。知覆载之大,原无畛域,神圣之钟,气流愈远。天亲民怀,亦只以其德其仁,而初无额定九州之例,则中外之谘释然矣。放勋重华,绍庥尚分二代;文谟武烈,盛德仅推二君。

而我朝极帝王之隆,兼积累作述之全,则治统道统之归,晓然矣。尧舜生安而在上,孔子以生安而益加好古敏求于下,功在一世,万世不相兼也。而皇上以尧舜之君道,复备孔子之师道,而天纵神奇,丝纶直匹之典,则心悦诚服之戴,沛然矣。猗欤盛哉!麒鳞凤凰,犹欲先观为快,奇珍大贝,尚冀一见为荣。今圣仁天子在上,应非常之运,具非常之才德,成非常之勋华。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而犹以中外为疑,是天地本至大无外,而人自以为有外。正如尧舜之治,不过九州,则人遂以为九州之外,不复有九州,而并疑邹衍所论为荒唐也,岂不悖哉。昔益之赞尧也,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说者以为惟其广运,是以变化莫测,而形容之不荆窃尝谓皇上之圣神文武,由于仁孝诚敬之至,而仁与孝敬之至,又本于一诚之至,是以克合天地之量,克符天地之运,而无有远迩内外之间,为一无以内,对神文武之极谊也。孟子曰:“至诚不动者,末之有。”

《书》曰:“百兽率舞”。《易》曰“信及豚鱼。”今上有至诚,而下不以诚应,是殆鸟兽昆虫之不若也。乌乎忍,乌处敢!今而后凡为臣民者,益悟覆载之无有限隔,对人之诞生,无有中外。君臣之大伦,必不可逃,土之深恩,决不可背。《春秋》义例,因时审地,天悬地隔。而吕留良之逆说,必当芟除。今日之正义,永有攸归矣。人人?悦服戴之忱,在在守孝子忠臣之分,各有重夫人伦,以全其天理之大公,复多所之固有。常以静之至愚不肖,误听误惑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安有道之天,长享无疆之福,斯不枉为圣世之民,而为生人之大幸耳。是为说。

【译文】我希望一切民间家居读书做学问的人,都要去掉坐井观天的成见,放眼于光明远大的世界。要知道天地之大,原不分界限,神圣所钟的灵气,越大流动得越远。上天眷百姓怀念的圣人,也只是由于他崇高的仁德,而起初并没有规定只能产生于中原九州的成例,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就不会被把中国分为中外、华夷的说法蛊惑了。唐尧和虞舜,继承帝位还 分为二代;文王的谋略武王的武功,隆盛的功德首推这二个君王。而我朝则达到帝王功业的极点,并兼有积累著述的齐全,那么在政治和道德的继承上的正统地位,便可一目了然了。尧舜为了百姓的安乐而身居帝位,孔子为了百姓的安乐而更加好古和勤学于下层,二者都功在一世,是万代也不能兼有的。

而当今皇上具有尧舜的君道,又具备孔子的师道,上天赋予其圣明睿智,治国功勋可直与尧舜匹敌,那么心悦诚服,拥戴这样圣明的君王,理由还 不充沛吗。啊,真是盛大啊!麒麟凤凰,都想先看到为快,奇珍异宝,都希望能一见为荣。当今有仁圣的天子在上,顺应非常的好运,且有非常的才德,成就非常的功勋。日月所照的地方,霜露所降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对皇上尊之亲之,而还 有人以地分中外来怀疑,其实是天地本来极广大的并不存在什么外,而是人心中产生了中外的想法才有外。正如尧舜时的统治,不过仅有九州地方,而人遂以为九州以外,就不再有九州中华之地,并且怀疑战国时邹衍的说法是荒唐的,这是十分错误的呀!上古时伯益称赞帝尧,说尧“乃圣乃神,乃文乃武。”

评论这话的人认为尧因帝运广大,所以变化莫测,圣德是形容不尽的。我认为皇上的圣神文武,根本在于仁孝诚敬之极,而仁和孝敬达到极点,根本又在于一个诚”

字达到了极点,所以能够符合天地之量,能够符合天地之运,所以不分远近内外之间统一在一元之内,达到了圣神文武的极点。孟子说过:“不能被至诚感动的,是没有的。”

《书经》上说:“百兽也跳舞歌颂太平。”

《易经》上说:“猪鱼也懂得诚信。”

当今皇上有至诚的心,而下面臣民不用诚信来响应,这样真是连鸟兽昆虫都不如了。这能容忍吗,哪里敢!从今以后,凡作为臣民的,都应该更加明白天地之大是没有界限的,圣人的诞生,不分中外。君臣的大伦,是绝对不能逃避;食践土的深恩,绝对不可忘掉。《春秋》中所讲的义理和例子,是由于当时人状况决定,和今天的情况已是天地悬殊大不相同。而吕留良的逆说,必须铲除。今天的正义,才能永远深入人心。人人要献出悦服戴的热忱,处处守孝子忠臣的本分。各自尊重人伦的道德,以保全天理的大公,恢复我所固有的人。常常用我曾静的愚昧不肖,误听误信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自安居于有道的盛世,长享无边的幸福,这才不枉作为一个圣人时代的百姓,而是人生的一大幸运。本文就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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