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年代 /叶弥

伊村来了一个算命的瞎子。瞎子姓王,是县城人。关于这个瞎子,县城下面的各个乡里把他传说得像神仙一样。他朝伊村的打麦场上席地一坐,不大工夫,伊村的老老小小全跑去了,把他围得密不通风。他不应该屈尊下乡来的呀!据村里消息灵通人士说,这王瞎子,他家里连着三个儿子结婚,大操大办,把他整穷了,只好从县城里出来四乡八村地替人算命,赚点儿钱。你看这世道,儿子吃老子,好像是天经地义的。

虽是屈尊,架子还是拿着。瞎子冷着脸,十分倨傲。别人报上来的生辰,他爱理不理,爱算不算的。或沉吟,或装聋作哑。这也是他的架子,乡亲们不以为忤,亲眼看见这个传奇式的人物,今年一个春天就没有白过。瞎子每算好一个,他的带路童子就报一声被算人献上的礼物,一小包米,几只鸡蛋,或几只山芋……瞎子倒也不挑剔,来什么收什么,不说怪话。

我父母也去了。那年我七岁。我被我父亲押在家里打棋谱,我还没学会说话就被我父亲硬逼着学象棋了,其中的原因,留待以后再说。他一听说瞎子来了,马上放下棋子,对我说:“八年没见这人,他还记得我吗?”牵着我的手去了。到那里一看,我母亲早就在那里看着热闹。我父亲挤到前面,对瞎子说:“您老人家好!八年前你给我写过一封信,叫我到一个地方去找一个高人。不知您还记得不记得?”瞎子不说话,伸手摸索我父亲的嘴角和眼角,然后说:“好!好!看上去你好了。”

这时,我母亲分开人群挤到我父亲边上,很有些寻衅地对瞎子说:“你既能给我男人指一条光明大道,那也能给我指一条光明大道。”瞎子急速转动着眼珠子,显然有些生气地说:“生在穷乡僻壤,一个妇女,要么有能耐远走高飞,要么就安心在家里相夫教子。有什么资格追天索地?我八年前就给你男人算过命了,他是一只大鹏鸟,你是灶上的葫芦瓢。”瞎子说完,我母亲鼻子里轻慢地“哼”了一声,拉着我的领子就走了。她就是这种性格,别人见惯不怪。

回到家里,她对着灶屋里的干草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我听:“哼,我为什么要死守在家里?这个家有什么好?说不定出去的是我。谁说女人就注定要守一辈子的家?现在的世道乱了,女人没有地位了。哼!”说完一些狠话,她还是钻进灶屋里开始烧饭,一边烧饭一边摔摔打打。

父亲是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回来的,估算着妻子的火快消了。没想到他刚一进门,一只葫芦水瓢就从灶屋里飞出来,正好砸在他的心窝上。他嘀咕了一声:“侠女的飞剑,真准!”不声不响地跑到屋后坐着去抽烟了。

我父亲这天没有吃早饭,因为他一大早就开始督导我打棋谱。他饿得发慌。我母亲把饭一烧好,他就忍不住去揭了锅盖,给自己盛了一大碗米饭。吃了几口,手上一空,碗没了。抬头一看,碗在老婆的手里掂着呢。父亲站起来转身就走,母亲说:“哪里走?”一把揪住他的衣服。父亲说:“我再到瞎子那里去把你我的命换过来,你是一只大鹏鸟,我是家里的葫芦瓢。”母亲松开手说:“我也不想做大鹏鸟,我也不想做葫芦瓢。你让老瞎子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才能碰到一个我真正爱的男人?”父亲说:“快了,快了。这个命我给你算了。不出今冬明春,你就安心地等着吧!”

熟悉我们家情况的人都知道,我母亲固然性情乖张,但我的父亲也是自作自受。他是自投罗网。

我母亲生在棋王家里,是棋王三个女儿中的老二。棋王的三个女儿每人都有一个花名绰号。大女儿叫大绣球,二女儿叫二玫瑰,最小的叫小茉莉。这个二玫瑰就是我的母亲。她浑身带刺,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啥都敢说,啥都敢做。又有一样与众不同的性格,不爱钱,不爱权,只对男女之间的情事在心在意。当她的姐妹们说三道四,可劲地积攒私房钱的时候,她却与邻村的一个铁匠私奔了。那铁匠是有妇之夫,而她当时已经与县里的一位官员之子订了婚,那官员之子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是个前途无量的人。

这件事一夜之间传开,人人都觉得匪夷所思,谁会放着现成的好日子不过?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面呢。一年过后,她一个人两手空空地回娘家了,原来她与铁匠分手了。她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悲伤的样子,也没有表示出对家里人的歉疚。回到家里,吃、喝、洗澡、换衣裳,然后去逛街,串姐妹的门……哪一件都没耽搁。棋王私下里把他的大女儿和三女儿叫到面前训话,说:“二姑娘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朝深里说,是‘文革’带来的遗害,那几年弄得人都不知道羞耻了。你们不要向她学习。有谁想给她提亲,你们不用回家商量,立马应允了。听懂了吧?”

棋王这句话传到了二姑娘的耳朵里,她也不生气,实事求是地自我评价说:“我是个水性杨花的人!难怪爸爸看着生气。”

没有人提亲。棋王的大女儿乔雪春、三女儿乔雪银相继出嫁,二女儿乔雪树就像被人忘了似的。谁敢娶她啊?她自己都说了,她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那时候“文革”已结束,政府不再那么讲究政治挂帅,社会上吃的玩的一时都兴了起来。棋王收了好些徒弟,每个月的初八,在家门口的大柳树下设局迎战各方好手,也是切磋棋艺,发扬国粹的意思。一九七九年农历六月初八,我父亲翻过一座山,绕过大半个湖,来到老乔家那棵著名的大柳树底下。他不是象棋好手,也不想拜师学艺。只因为政府退还了他两样“文革”中被抄家的物资:一只紫檀木棋盘和一副犀牛角象棋。有了这两样东西,他没头没脑地就觉得与棋王有缘,一定要让棋王看看这两样祖传的宝贝。

棋王看到这两样东西,眼睛都直了。他今年六十岁了,被人叫了三十多年的棋王,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漂亮的棋盘和棋子。他小心地把紫檀木棋盘翻过来,欣赏背面雕刻的密密麻麻的云龙纹。从棋盘的做工、色泽、手感上判断,应当是明代的东西。棋王看了一阵,放下这两样东西就回屋里去了,他坐在屋里用力地劝说自己,给自己世俗思想与灵魂做出理性的审判。最后,他高尚的灵魂胜利了。君子不夺人之爱,更不可妄起邪念。他松了一口气。

棋王再次出去的时候,发现拿棋盘的小伙子已被人打昏在柳树底下,那副棋盘和棋子不见了。发生这种事,棋王一点儿也不奇怪,他知道他的徒弟中有几个是“造反派”出身,崇尚武力和斗争哲学。他用足了力气吼道:“哪个人干的?还有没有王法?”

一个徒弟跑上来说:“师傅,不是我干的。但是我说句公道话,人家是为了您老人家……您回去看看,那两样东西放到您家里去了——就放在二姑娘手上。”

话音刚落,二姑娘的身影出现在客厅里,先是棋盘从门里飞了出来,没等棋王出声阻止,一副犀牛角棋子如天女散花一般落在地上。棋王心疼得直跺脚,赶忙俯下身去捡,恼怒地说:“以前的姑娘都有规矩的,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然的话被人看不起。现在倒好,姑娘家就像野小子一样。”屋里“扑哧”一笑,二姑娘出来跟父亲一起捡了。正好昏在柳树下的小伙子醒了过来,灰尘四扬地走过来。二姑娘厌嫌地挥挥手,把棋子一把塞给了他,骂道:“快走吧!丢人现眼!”她忽然又想起什么,问:“你会不会打架?”刚醒过来的小伙子不紧不慢地回答她:“打架?蠢人干的事!”

我父亲绕过了大半个湖,翻过了一座山,回到家。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被人打了,为什么心里还甜滋滋的?

结论:他喜欢上了棋王的二姑娘。他不在乎她不好听的名声。

我父亲大名叫程家良。他在中学里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优秀青年,因为父母亲都是村子里的小百姓,他没有门路被当地政府推荐上大学或参军,所以高中毕业后就回乡务农了。他和我母亲一样,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与我母亲的个性正好相反,他守规矩,懂礼貌,凡事追究一个“理”字。他天性爱“理”,年轻轻的,就被村里一些人笑他迂腐。

我父亲带着瞎子的信去了祖国的大西北。过了半年他才回来,他到村口就有人告诉他:“程家良,你媳妇在集市上买鸡蛋吃哩。她每天都要吃一大堆鸡蛋,她的肚子大得不得了。”我父亲心急火燎地赶到集市上,只见我母亲拎着一袋子鸡蛋,嘴巴里吃着东西,鹅行鸭步,笑容灿烂,看上去十分自在。她一见我的父亲,“哈哈”大笑起来,说:“程家良,欢迎你回家!你再不回来,粪池就要溢出来了。你这个狗东西,在外面混了半年,有没有找到治我的法子?是打我?骂我?还是挖个地洞囚我?”

我父亲回来后,我出生了。我刚会“牙牙”学语的时候,我父亲就在我面前摆上棋盘,教我认识每个棋子应该摆放的位置。所以,我刚会说话,就能准确无误地把棋子放在该在的位置上。然后,我父亲开始教我怎样走棋。

他说这就是那位高人教他的招术。这种话谁会相信呢?但是他出去的半年里究竟做了些什么,没人去问。因为在这样的年代里,他这种行为是没有价值的。这是一个相信金钱的年代,男女之爱显得虚无缥缈,无足轻重。

我母亲一直不相信他找到了什么高人,她认为这半年里他也许去远方寻找别的女人去了,借以排遣他对妻子的失望。所谓的治妻招术,说不定就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名堂。但她对此没有任何反感之处,她怀了孩子,马上就要做母亲了,但是心里感受不到生活的压力,也感受不到家庭的束缚。改革开放的年代,大家都在一门心思地追求物质,她还在不切实际地对爱情想入非非。

我父亲给我取的大名叫程爱树。从这个名字里你可以看出来,他确实深爱着我的母亲。我会走路后,他就带着我到处与人下棋,我就在旁边看着他走的每一步棋子,记在心里。他带上我还有一个作用:他赢的话,我就把赢来的钱放在衣服里面的口袋里,回家交给母亲。他若输的话,我就从衣服里面的口袋里掏钱给人家。他总是赢多输少,不几年我家就拆掉茅屋建瓦房了,但我母亲的心从来不在父亲身上,她说:“程家良啊!我不是一个好女人,我注定是个坏女人。”我父亲听了这种话也不生气,反而安慰她说:“乔雪树,你要是个坏女人我为什么要娶你呢?你是一朵玫瑰花,就是刺多了一些。”

我父母就这样过了八年。一直到我七岁那年,王瞎子的钱包被三个儿子折腾得空空荡荡,屈就来到乡下算命。你也知道了,王瞎子来的这天,我母亲又与我父亲吵了一架。因为王瞎子说她是一只葫芦瓢,而我父亲是一只大鹏鸟。这以后不久,我父亲真像一只鸟儿一样飞出去了。

我父亲出去前对所有的人都说,他是进行着一个壮举。什么样的壮举呢?就是他要一个人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巡回象棋赛。时间不限,也许五年六年,也许五六十年。他要靠这个发家致富,让妻儿老小过上社会主义的小康生活。我对此深信不疑,屡屡恳求父亲带上我,但父亲严肃地打消了我的念头,因为我秋天就要上学了。

我父亲离家的真实情况是:我妈爱上了村里槐树林里那个养蜂人。

我母亲是个美人坯子,男人见了她没有不多看一眼才走的。她可从来不正眼瞧男人,因为还没有她瞧得上的男人,哪怕这个男人有钱或有权,她瞧不上就是瞧不上,没有道理可讲。今年五月中旬,村里来了一个养蜂人,住在槐树林里。这时候的槐树花开得一片雪似的,还带着浓浓的香味。女人们都到槐树林里去找养蜂人,从他那里买些金黄透亮的槐花蜜。我妈从不喜欢与村里的女人们一起行动,她是一个人去的,而且是在傍晚。养蜂人看了她一眼,又看她第二眼。很奇怪,这个其貌不扬的养蜂人只看了我母亲两眼,我母亲浑身就有些发抖了。养蜂人嗅到了味道,死死地盯着她不松开眼珠子,给她的蜂蜜多了一倍还不止。忽然大胆地拉住了我母亲的一只手,看她没有反抗,又拉住了母亲的另一只手。他把母亲的手一只一只地反复抚摸,突然扔掉,很武断地说:“幸福就在这里,看你能不能把握它?”

我母亲惊慌地逃出槐树林,一到家就对我父亲说:“程家良,我有救了!我活过来了!”看到丈夫苍白的脸色,她觉得有点儿对不住他,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她天性张狂散漫,又从来没有爱过一个男人。她骗不过自己,不能把到手的幸福放弃掉。她低下头去,认了一个错:“程家良,我对不住你!我天生就是个坏女人!”父亲说:“你要是个坏女人我怎么会娶你呢?你是一朵玫瑰花,就是刺多了一些。”

所以,父亲是第一个知道情况的人。母亲最先把情况告诉了他,这又一次证明,她把父亲当成了说话的对象,一个朋友,或者是兄长,一个包容她所有行为的贴心人,一个命里的救苦救难者,唯独不算她的爱人。

我父亲一丝不苟地担当着以上这些角色,他听了我母亲的坦白以后,马上就去了槐树林。他对养蜂人说:“我要一斤蜜。”养蜂人拿出一只玻璃瓶,往玻璃瓶里倒了一些蜜,连瓶带蜜放在秤上称了一下,对父亲说:“多给你差不多一两呢。”父亲看了他一眼,拿过他的秤杆,连瓶带蜜地称一下,才一斤多一点。那么一个玻璃瓶子起码有二两啊!他知道这个养蜂人是个不诚实的男人,为一点点的蜜就会撒谎。

父亲回来后对母亲说了养蜂人撒谎的事,他认为这个人是不可靠的,不是女人该信赖的人。母亲喊叫着说:“谁不撒谎啊?就是圣人,恐怕也有撒谎的时候。”她满面红光,一点儿也不想掩饰心中到来的爱情。我父亲知道,他该走了。

但他还有一件事要做,他必须到棋王家里去辞行。以前他要走好几个小时才到,现在修了路,通了桥,他大半个小时就到了岳父岳母的家里。

棋王坐在我父亲面前,塌着腰,像是矮了一截子,不住地唉声叹气,屡屡拿眼光瞄在我父亲的脸上,好像是他做错了事。这几年他收徒、讲课,气象很不一般了,身上穿着一件外国人送他的阿拉伯长袍。他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地说:“实事求是地讲,我算是开明人士。但是这东西实在过分……”他破口大骂:“一个破养蜂的……她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骂了女儿,他开始责怪我父亲:“你是怎么搞的?你是不是对她太民主了?我听说你们结婚时,族长给了你一个降她的计,让她一个人干家务、带孩子,还要让她下地劳动,让她养猪、养鸡鸭鹅……如果还有剩下的时间,让她给家里的被子、衣服上全部绣上花。你有没有按族长的吩咐做?”我父亲说:“这些事她全做了。她是个能干的女人。每天都把事情安排得妥妥帖帖,还忙里偷闲唱上几句戏文。”

棋王说:“她唱啥?”

“小尼姑思凡。”

“那你应该打她骂她!”

“我不打她不骂她,后来还怕她累坏了,不让她下地,帮她带孩子、烧饭……”

“不要说这些了,你就差没替她去绣花。你对我说说,你发现她有了外心以后有没有打她骂她?”

“不是我发现的,是她自己告诉我的。我知道以后没打她没骂她。”

“那……那我们也没办法了。你是活该!”

话说到这儿,我父亲才说明了来意:“我今天来,不是兴师问罪的。一个女人,她有权选择爱与不爱。我知道这件事后,就去看了那个养蜂人,我想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看到他眼神闪烁不定,手势轻飘花哨,身子骨也嫌单薄,满嘴谎话,不是一个能担当生活的人。”

棋王说:“想必你这些话是告诉了二丫头的?”

“告诉了。”

“她是什么反应?”

“她责怪我多事。她满面红光,精神焕发。”

棋王叹了一口气:“那她要吃苦了。”

我父亲说:“所以我现在来告诉你:你放心,她吃不了苦的。我七八年前就着手安排她的生活了,我的儿子现在就能下棋养家。”

棋王站起来朝我父亲鞠了一躬,他的阿拉伯长袍太长,差点儿绊他一跤。他抬起头说:“家良,你是个真英雄!”

棋王把那只棋盘还给了我父亲,自己只留下了那副犀牛角的棋子。我父亲就带着家传的紫檀木棋盘离家远去了。以后他一年回来一到两次,每次回来之前,他会想办法通知我,叫我到爷爷奶奶家里见面,让我与他下棋。每次他总是故意输给我,然后把他带回来的钱交给我,再三地嘱咐,好孩子不能自己偷着花钱,一定要把钱交给妈妈……当然,这些事,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