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泰伯》原文注解与鉴赏

泰伯 《论语》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注释〕

泰伯:亦作“太伯”,周太王古公亶父之长子,周文王之伯父。三让:史传不详。据传说,古公看重幼子季历之子姬昌,欲传季历,后再传给昌(周文王)。泰伯知其父意,故让。得:通“德”。无得:指无实迹记载。葸(xǐ):害怕。绞:尖刻、刺人。遗:遗弃。偷:薄。不偷:厚道。启:同“”,意为看看。这三句诗出于《诗经·小雅·小旻》。免:指身体免于损伤。孟敬子:鲁国大夫仲孙捷。暴慢:粗暴怠慢。鄙倍:粗鄙背理。笾豆:古代祭祀礼器,笾为竹制的,豆为木制的。有司:专司其事的小吏。犯:非礼相加。校:计较。吾友:历来注家认为“吾友”指颜回。六尺:古人以七尺指成年,六尺(合今1。38米)指十五岁以下的人。托孤:受前君命辅佐幼主。百里:指大国。弘毅:弘大强毅。兴:起。周公:西周初政治家,姬姓,名旦,周武王之弟。谷:即小米。古代用谷作为官吏的俸禄,这里的谷代指官职。见:同“现”。师挚:春秋时鲁国乐师,名挚。始:指开始演奏。乱:乐之终,用合奏。侗:幼稚无知。愿:老实。悾(kōng)悾:愚蠢。巍巍:高大的样子。舜、禹:远古国君,传说他们都由禅让而即帝位。不与:不相关,意不以君位为乐。则:效法。荡荡:空旷的样子。名:用语言来称说。焕:光明的样子。文章:礼仪制度。五人:相传是禹,稷,契,皋陶,伯益。乱臣:治理国家的能臣。十人:即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还有一位妇女叫文母。唐虞:尧舜时代。无间:无可非议。菲:菲薄。黻(fú):祭服。冕(miǎn):大夫以上的帽子都通称冕,这里指祭祀时用的礼帽。沟洫:田间水渠,这里指农田水利。

(夏乃儒)

〔鉴赏〕

传统是不能摆脱、抛弃的。文化创造,也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因革,有所损益,才有可能。孔子对中华文化发展的贡献,就是在传承优秀的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作出的。阅读了本篇内容,我们会感受到孔子对从远古至周代的先哲们的崇敬、仰慕的感情。比如孔子赞美尧这位政治家“大哉”,“巍巍乎”!只有“天”才可以与他相比拟,他的成就“焕乎”,是多么的光辉灿烂啊!又比如孔子深赞夏禹的“菲饮食”、“恶衣服”,而为民“尽力乎沟洫”,“吾无间然矣”,找不到任何可以批评他的话了。

懂得了对传统的继承、吸收与改革、创造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评价本篇另一个重要内容——礼治与德治的关系了。以礼治国并不是孔子的创造,但孔子对西周的礼仪制度非常欣赏。可是到了西周末年,礼治遭到了破坏。“礼”成了徒具形式的外在的饰具了。孔子大力倡导德治,把“仁”作为新鲜血液灌输到“礼”的躯体中去,礼仪这外在的行为规范有了内在的仁爱之心和理性自觉的支撑,重新发挥作用。有人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中,“德治”思想是进步的,而“礼治”主张是倒退的,这种说法没有看到这两者之间有统一的地方。

“礼”对于“德”的作用,不是可有可无的。孔子以“恭”、“慎”、“勇”、“直”等道德规范为例,说明如果“无礼”的配合,那么就会分别演变为“劳”(扰劳)、“葸”(畏惧)、“乱”(盲动)、“绞”(尖刻)。如果统治者推行礼治,做到“故旧不遗”,“笃于亲”,既尊老又敬亲,那么“民兴于仁”,“民不偷”,民间大讲道德,人际关系不淡漠,德治才能真正得到实施。

在教育中,“礼”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教、礼教、乐教三者都是孔子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其中知礼才能立身,是孔子多次强调的。因为礼教是讲究恭敬辞让的,通过礼仪制度对人的行为的约束、规范,使人“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朱熹语)。诗教和乐教,是“由内”通过感情去陶冶人,而礼教是“由外”通过行为来规范人。内外相互配合,交互作用,在教育中起到事半功倍之效。这也纠正了人们的一种误解:认为孔子办学也像现代一些学堂那样,主要通过语言文字来进行道德说教。实际上孔子在教育中更注重于诗、乐的艺术熏陶和礼对行为的规范。这能启发现代教育工作者,对当今有些单纯进行道德说教而收效甚微的现象进行反思。孔子不认为教化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可以边实践边教化,有些道理教了未必能化的。

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道德衰败,这种社会环境对于推行以德治国是极其不利的。所以孔子以他洞察社会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处世哲学来教给学生:首先,要坚持自己的信念,至死不变,所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其次,要把握住一条原则,即“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当天下太平,国家政治清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当积极地出来工作,反之则应隐居不仕。在孔子看来,“邦有道”时还是那样贫困没出息,与“邦无道”时却“富且贵”同样是可耻的。孔子以完善天下为己任,不折不挠地弘扬仁道,推崇德治,其精神也为其弟子所继承、发扬。

本篇还辑录了不少曾子的言行。这多少透露了曾子的弟子们参与编撰《论语》的信息。历来认为曾子性格内向,处事谨慎。这从他临终前引《诗》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中也可得到印证。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曾子心志不宏大的结论。且看他的豪言:“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这才是曾子心理品质的主导方面。曾子认为士应该以弘扬仁道为己任,“任重道远”,“死而后已”,这与其师的观点毫无二致。他提出的“犯而不校”也是对孔子“恕”道思想的发挥。正因为如此,曾子在孔子以后的儒学传承上有着重要地位。由他传给子思(孔子的孙子),再经子思的门人,传到孟子,儒家学派的思想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