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是公民写作

“马桥风波”之后传闻韩少功有归隐之心,2001年6月他果然辞去《天涯》杂志社社长等职,返回湖南隐居于洞庭湖畔的汨罗市八景乡,潜心文学创作与研究工作。韩少功的归隐生活成为很多读者的一个悬念。

1我盖了房子,在乡下喂鸡、种树、种菜记者(以下简称“记”):刚才你说你的传真机是被雷电劈坏的。被雷电劈是什么样的情形?现在的城市人都不能想象这样的情景。你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韩少功(以下简称“韩”):在城里住久了,对雷击没有什么概念,刚下乡就补了一课。当时我没有穿鞋,一声巨响之下脚底发麻,知道是遭雷击了。后来发现包括电脑、传真机、卫星天线等,一共烧掉了五件电器。没有伤人是万幸。这是发生在前年的事。后来我把电器都修复了,只是传真机时好时坏。我住的这个地方是山区,也是水库的库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地广人希随着一些富裕的人家向城镇迁移,这里的人口还在减少,所以生态环境不错。到处山青水绿,一条条山谷没有人烟。我每天早上都是被林子里的鸟叫醒的。

记:在海南省你曾是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天涯》杂志社社长,《马桥词典》风波之后听说你有卸任归隐之心。后来果然你说走就走了。为什么会有归隐之心呢?是对什么事情失望吗?

韩:我现在还为海南省文联工作,每年至少有半年在海口瞎忙,所以既没有“归”更没有“隐”。至于我可以阶段性地住到乡下去,是单位对我专业的支持,也是对我多年来陷入编辑、行政事务的部分解脱,使我有更多自主的时间。我是专业技术人员,在文联不“文”,在作协不“作”,恐怕是说不过去的。这与《马桥词典》的风波没有关系,纯粹是时间上的巧合。

记:你此后的乡下生活成了关注你的读者的一个悬念。说说你乡下生活的日常状态,你的居所是什么样子的,你每天都是怎么过的,这种日子让你快乐吗?

韩:我盖了房子,本想与农民盖得一样,砖墙瓦顶,木门木窗,没想到,盖好以后才发现这根本不是农民的房子。他们眼下都是铝合金门窗,瓷砖贴墙,比我要现代化得多。我在乡下喂鸡、种树、种菜。附近没有超市和菜市场,你不种就不得其食。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有意思。自然与文明相平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也是我认为最人性化的现代方式。

记:在乡下写作跟在城市写作有什么区别吗?远离都市的隐居生活对你的写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韩:古人说“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所以我住到乡下算不上什么隐,何况我还在写作和发表作品,还部分地参与海南省的工作,哪有什么隐?但阶段性地住在乡下,确实能使人亲近山水,是我从知青时代开始的一种个人兴趣。乡下有很多动物和植物,动物今天打闹明天发情,植物今天发芽明天开花,有很多变化,比都市的生活要更加丰富,不像城里人想劳动也大多只能刷刷碗拖拖地板,过于单调。而且,换个地方能够切断一些负面的信息渠道、一些负面的人际关系,是节省时间和精力的技术手段。我对这里的生活当然满意,不仅是满意它有益于写作,更重要的是满意这种生活本身。

记:你住的地方是在汨罗江边吗?那里是不是屈原行吟江畔的地方?屈原能给你什么影响吗?

韩:我住的地方在汨罗江支流罗江的源头区。这里的自然和人确实教给了我很多东西,但我们应该知道,一个人就是天天坐在鲁迅的故居里也不一定成为鲁迅第二,所以我在这里生活得再久也无望沾上屈原的什么光。

记:“现代化”的崇拜正在席卷中国社会。现代人成了被时尚和流行鞭打的人,大家惟恐落伍,惟恐过时,每天都在吞食着各种良莠难分的信息,即便如此也消除不了内心的恐慌和焦虑。你却让自己置身于“现代化”之外的偏远之乡,你对这种乡野生活不担心吗?比如,它的封闭感。

韩:有电话、电视、电脑和网络,不会有什么封闭感。惟一的缺点是邮递员来得少,报纸杂志送得慢。当地邮政也市场化了,邮递员跑山区业务少,效益太低,但这种条件也足够让我获得有关信息。与乡下农民增加接触,使我对社会底层了解更多,从这个角度说倒可能是更开放而不是更封闭。

2我写作的难度是因为我笨

记:你的新著《暗示》出来了,继《马桥词典》之后这是你的又一部重要作品,我听说《暗示》开机印了8万,出版社对这部书很有信心,那么你对这部书怎么评价?它写了什么,我想这也是读者关心的。

韩: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本非写不可的书,但对于别人可能并不重要。我对出版社一直在泼冷水,希望他们不要一下印那么多,因为我觉得不会有那么多读者。这是一本思考的书,要动脑子的书,虽然含有小说的因素,但严格意义上不是小说,顶多就是长篇“随笔”或者“读物”吧,史铁生喜欢这样的叫法,比如他的《病隙碎笔》和《印象与记忆》两本近作,都是在尝试开放式的文体。这本书当然也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不过是我对自己一些生活体会的总结,比方说怎么样看一个人的脸,怎么样听一个人的声调,怎么样感受颜色、服装、食品、照片、音乐、劳动、地图、人体等等,并且与我一些同时代人的命运经历联系起来,于是也就有故事穿插其中。如果说《马桥词典》是我为一个村子写的词典,那么《暗示》就是记录我个人感受的“象典”———具象细节的读解手册。我在国外看到过一本薄薄的笑脸标本图集,觉得有趣,觉得这也可以成为一种写作的思路。

记:现在还有一个特殊的读者群,就是评论家、出版商、评奖要员、流行舆论的控制者,我看到很多作家在写作之前就开始精心策划对他们的迎合,你写《暗示》时会考虑这个圈子的反应吗?

韩: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生存上特别的困难,去迎合你说的那些特殊读者,是毫无必要的,也是很丢人的。打工要有职业道德,经商要有职业道德,作家的基本职业道德就是“修辞立其诚”,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想法。我不认为中国现在的流行舆论很健康,即便很健康,一个写作人也不必刻意地迎合什么人。相反,如果一个人敢于挑战全社会,一个作家敢于与所有的评论家闹掰,那倒可能有出息了。流行舆论其势汹汹,其实大多短命,很快就会被同样其势汹汹的东西覆盖掉,什么也留不下来。回想一下我们刚刚过去不久的1980年代,有很多作品奇怪地得奖了,火了,眼下谁还能记得住?我随便可以提到一打或者数打的名字,你可能听都没有听过。时间毕竟是无情的,三五年就会把不合格的东西清除出去。所以我们这些写作者不必坐立不安,成天去看什么人的脸色。

记:现在是连文学写作都讲究快速生产的时代。但2002年版的《暗示》和1996年版的《马桥词典》的写作隔了5年,依你的写作经验和对事物的洞察力你应该写得更多更快,但实际结果正相反。你的写作的难度是因为对写作的慎重吗?

韩:因为我笨,没有别的原因。e

3当年“寻根派”的帽子戴得太急了

记:最近你获得了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你在法国出版的小说集《山上的声音》还被法国的读者推选为“2000年法国文学十大好书”,对这两件事情你有什么感想吗?

韩:获得奖章,表明一部分法国读者喜欢我的作品,当然让我高兴。我有法文版的6本书,但大多出现在巴黎偏僻的书架,我对这一点很清楚,因此没有什么可牛的。即使得奖也不见得就是名副其实。一个作品的价值,并不等于社会所承认的价值。我们知道,连诺贝尔文学奖有时都评得让人不以为然,评成了“统战奖”、“扶贫奖”,一洲轮上一个,左派轮了就轮右派,如此等等。我们对瑞典那些个文学热心人不必苛求也不必顶礼膜拜。中国有很多优秀作家,可惜国力还不够强,中文地位在国外也不够高,还没有更多高素质的人加入到中文阅读和汉学家队伍里来,中国文学就不大容易被国外读者了解。这没有关系。中国首先需要好的作品,而不是首先需要作品出口,进入什么“8强”或者“16强”。中国有13亿人,加上海外华人,已经是一个大的“世界”了,足够让我们“走向”一下了。

记: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主要亲历者和见证人,你曾经倡导过“寻根文学”,你有过宣言式的发言,有过像《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和《马桥词典》这样的作品,现在你对自己以前的想法怎么看,你觉得自己找到了文学之根吗?这个根是什么呢?

韩:我一直在阅读外国书,有时也翻译一些,自觉对西方兴致勃勃。但不知道“中”,何以知道“西”?就像你不知道男人,何以知道女人?我在参观拿破仑纪念馆的时候,那里的法国工作人员说,著名的拿破仑法典是从中国拿来了科举制,从而建立了他们的文官体系。我们还可以知道,欧洲的基督教来自中东,欧洲的数学来自印度和阿拉伯。这就是说,西方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所谓中、西文化的简单对立从来不存在。我们并不需要把中国骂个狗血淋头,这样才能光荣加入西方文化。“寻根”在1980年代中期的提出,意在倡导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清理,意在通过这种清理更好地参与全球文化交汇,更好地认识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并不是希望作家都钻进博物馆,或者开展文学上的怀旧访古十日游。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过时,在未来的文化、经济、政治建设中可能还有重要位置。它本身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对全球化的参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寻根”问题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不能代替其他问题。所以“寻根派”的帽子戴得太急了些。我吃了土豆,你就说我“土豆派”。我同时又吃了番茄和黄瓜,那又算什么“派”?如果每谈一个问题就可以戴上一顶帽子,我们的脑袋可能忙不过来。

4生活使貌似强大的潮流成为过眼烟云记:你觉得公共媒体对一个社会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韩:中国经历了革命热,眼下正在进入市场热。革命没有什么不好,但革命一偏向,可能通向极权社会,我们对此有过历史经验。市场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市场一偏向,可能通向资本社会,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现实经验,特别是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其资本社会正处于动乱和衰退的困境。中国文化人经过“文革”以后对极权多了些免疫力,但面对冷战以后世界的重组与变化,知识界反应的迟钝无法让人恭维,无力诊断现实社会和人生中很多疑难杂症。“三农”的深层问题由一些基层实践者提出来了,但知识界大多久久地沉默,或者视而不见,拿不出理论解释框架。权力与资本的互相转换和串通,这一类常见的复杂现象居然总是简化成一个批极“左”。中国是一个人口、资源、历史、地缘等方面很特殊的大国,要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实践摸索,需要艰苦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知识界和公共媒体在这方面至少应该有个及格的表现。

记:你有一个说法就是“公民写作”。通常我们听说还有“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你能说出“公民写作”和其他写作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吗?

韩: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记者问我,你坚持关注社会现实,你的写作是不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我说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写作”,还不如说是“公民写作”,因为关注公共事务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非知识分子独有。这只是讨论中随机的说法,所谓“因病立方”,不是要提什么口号。我一直不大了解有关“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讨论,没有什么发言资格。

记:很多读者不能忘记你翻译的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书被看成是政治反思小说,你成了对社会现实强烈关注的一个作家。到1990年代你批判的锋芒更为强烈,在你的写作中昆德拉对你的影响大吗?

韩:我受到过很多作家的影响,当然也包括昆德拉的影响。翻译就是精读和细读,因此昆德拉给我影响更大也未可知。他的眼界和手法都非中国“伤痕文学”所能及,政治批判与人性的追问融为一炉。但这并不妨碍我挑剔他,对他的某些思考和表达并不满足,比如他对“轻”与“重”的思考过于玄奥和勉强,还有关注“存在”的现象学时髦,他其实也不必去赶。当然,不满意也是受影响,可以视为一种激发反作用力的广义影响。一个作家读书就像吃饭,吃下了很多作品,但具体说哪一些鱼肉长了我的哪一个器官,哪一些瓜菜长了我的哪一块骨头,恐怕不容易说清,说清了也不值得你相信。

记:人是文化动物,一个族群的文化主要是由这个族群的知识分子来承担和实现,知识分子的质量集中表现了整个族群的质量。很多读书人经常感叹民众的愚昧,我看你的不少随笔都在反省知识分子的问题。批判的锋芒十分尖锐。在现在这个讴歌物质化的社会潮流中,你的审视和警觉显得很孤立,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准确。

韩:我并不孤立,志同道合者很多。也许不到20年之内,我们眼下很多流行观念都不可避免地要面目全非。比如随着绿色GDP和人文GDP概念的提出,最权威的经济学原理和最主流的现代市场制度,都将受到强有力的挑战。随着中国物质匮乏的时代基本过去,在脱贫焦虑感大体缓解的时候,人们也将更为心平气和与深思熟虑地来比较中外文化资源,可能获得更多的文化自信心和创造力,从而对全球文明建设表现出更积极主动的姿态。这不是说几个文化人想怎么样,而是生活现实逼着文化人只能这么样。生活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是文化创造之源。生活的推进,总是使一些貌似强大的潮流成为过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