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

刘高兴。

身份证上是刘哈娃咋成了刘高兴?

我改名了,现在他们只叫我刘高兴。

还高兴……刘哈娃!

同志,你得叫我刘高兴。

刘高兴!

在。

你知道为啥铐你?

是因这死鬼吗?

交代你的事!

我不该把五富背了来坐火车。

知道不该背为啥要背?

他得回家呀。

家在哪儿?

商州的清风镇。

我问你!

就这儿。

咹?

西安么。

西安?!

我应该在西安。

你老实点!

老实着呀。

那怎么是应该?

真的是应该,同志,因为……

这是2000年10月13日,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东区的栅栏外,警察给我做笔录。天上一直在刮风,广场外的那些法国梧桐、银杏和楸树叶子悠悠忽忽往下落,到处是红的黄的,颜色鲜亮。

我永远要后悔的不是那瓶太白酒,是白公鸡。以清风镇的讲究,人在外边死了,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白公鸡原本要为五富护魂引道的,但白公鸡却成了祸害。白公鸡有两斤半,最多两斤半,卖鸡的婆娘硬说是三斤,我就生气了。胡说,啥货我掂不来!我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当然没说出我是干啥的,这婆娘还只顾嚷嚷:复秤复秤,可以复秤呀!警察就碎步走了过来。

警察是要制止争吵的,但他发现了用绳子捆成的被褥卷儿。这是啥,警棍在戳。石热闹的脸一下子像是土布袋摔过一样,全灰了。这狗日的说什么不成,偏说是捆了一扇猪肉,警察说:猪肉?用被褥裹猪肉?!警棍还在戳,被褥卷儿就绽了一角,石热闹一丢酒瓶子撒腿便跑。这孬种,暴露了真相,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样扑倒了我,把我的一只手铐在了旗杆上。

能不能铐左手?我给警察笑,因为右臂在挖地沟时拉伤过肌腱。这回是警棍戳着了我的裆,男人的裆一戳就麻了,他说:严肃点!我严肃了。

我的眼睛发黏,好像一下子生出许多眼屎,看东西都有些模糊。但我没有惊慌失措。要稳祝警察的钢笔似乎下水不利,不停地甩,那额头上的一片小疙瘩就全红了。我伸了脚去踩飘过来的法国梧桐叶子,没有踩着。小伙子生这么多的青春痘我从来没见过,一定是未婚,没骟过的羊冲得很!

咔嚓,有人在拍照了。

我最讨厌的是那个记者,装嫩呀,三十多了还梳个齐溜溜!她拍照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等拢了拢头发,把衣领扯平,还摆了个侧面让她再照,但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出来的,仍然是我半拱着腰在接受笔录的样子,而我的面前是一个用绳子捆扎的印花被卷儿,五富的脚没有裹严,露出那只塞着棉花的黄胶鞋。把他的,这张照片和身份证上的照片一样么!身份证上的照片要求正面照,要照出耳朵,没有谁照出来不像个罪犯的,可我的鼻子高,嘴角有棱,她偏不侧着照,这×女子!

那不是我,不是,绝对不是。

五富的尸体在运往殡仪馆后,我被释放了,但我必须要在火车站广场上等候五富的老婆赶来处理五富的后事,而广场上许多人是看过了报纸,指着我说:瞧,背尸要坐火车的就是他!他们叫着刘哈娃,我不理睬。再叫:商州炒面客!我们商州地区苦焦,春季里青黄不接主要吃柿子拌稻皮子的那种炒面。叫我们是炒面客那是作践我们哩,我当然更是不理睬。我是要想想问题了,于是我想:五富的尸体被运往殡仪馆了,五富的魂肯定还在这个广场上,在广场的那一排路灯杆上呢,还是在那一辆推过来的装满了烧鸡、熟鸭蛋、面包和矿泉水瓶的叫卖货车上?我在那个时候腰又发酸发困,手便撑在了后腰上,就再想:汽车的好与坏在于发动机而不在乎外形吧,肾是不是人的根本呢,我这一身皮肉是清风镇的,是刘哈娃,可我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那我当然要算是西安人。是西安人!我很得意自己的想法了,因此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孤,也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傲,挺直了脖子,大方地踱步子,一步一个声响。那声响在示威:我不是刘哈娃,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我是西安的刘高兴,刘——高——兴!

孟夷纯在初次见我的那天,她说:刘高兴,你不像个农民。我当时说:是吗,羊肉怎么会没有膻味呢?孟夷纯说,她在城里见的人多了,有些人与其说是官员,是企业家,是教授,不如说他们才是农民。孟夷纯的话其实说到了我心上,我一直认为我和周围人不一样,起码和五富不一样。这话我不会说出口的,但我的确贵气哩。

我可以举例说明呀:一、我精于心算。在我小小的时候,加减乘除从不打草稿,你一报数字,三位数四位数都行,我就能得出答案。我当然有一套算法,但我不告诉人。二、我曾经饿着肚子,跑三十里路去县城看一场戏。三、我身上的衣服旧是旧,可从来都是干净的。我没有熨斗,在茶缸里倒上开水在裤子上熨,能熨出棱儿来。四、我会吹箫,清风镇上拉二胡的人不少,吹箫的就我一人。五、我有了苦不对人说,愁到过不去时开自己玩笑,一笑了之。六、我反感怨恨诅咒,天你恨吗,你父母也恨吗,何必呀!来买肾的那人说肾是给西安的一个大老板用的,得检查我有没有别的病,查就查吧,只查出我有痔疮,还嫌我身体发福,说了句:形散神不散。这让我生气,生气过了也就不生气了,临走我给他在清风镇收买了一篮子柴鸡蛋。七、我生就的嘴角上翘,所以我快乐。四年前王妈给我说媒,我吹了三天三夜箫,王妈说你必须盖新房,我去卖血,卖了三次血,得知大王沟人卖血患上了乙型肝炎我就不卖血了才卖的肾。卖肾的钱把新房盖起来了,那女的却嫁了别人。嫁别人就嫁别人吧,我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的箫,还特意买了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我说:你那个大脚骨,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

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

我说不来我为什么就对西安有那么多的向往!自从我的肾移植到西安后,我几次梦里见到了西安的城墙和城洞的门扇上碗口大的泡钉,也梦见过有着金顶的钟楼,我就坐在城墙外一棵弯脖子的松下的白石头上。当我后来到了西安,城墙城门和钟楼与我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城墙外真的有一棵弯脖子松,松下有块白石头。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力气总不够,五富能背一百五十斤柴草蹚齐腰深的河,我却不行?五富一次可以吃十斤熟红苕,我吃了三斤胃里就吐酸水?五富那么憨笨的能早早娶了老婆生了娃,我竟然一直光棍?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我活该要做西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