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老舍)

常住在北方,每年年尾祭灶王的糖瓜一上市,朋友们就想到我的生日。即使我自己想马虎一下,他们也会兴高彩烈地送些酒来:“一年一次的事呀,大家喝几杯!”祭灶的爆竹声响,也就借来作为对个人又增长一岁的庆祝。

今年可不同了:连自幼同学而现在住在重庆的朋友们,也忘记了这回事,因为街上看不到糖瓜呀。我自己呢,当然不愿为这点小事去宣传一番;桌上虽有海戈兄前两天送来的一瓶家酿橘酒,也不肯独酌。这不是吃酒的时候!

从早晨一睁眼,我就盘算:今天决不吃酒。可是,应当休息一天:这几天虽然没能写出什么文章来,但乱七八糟的事也使身体觉出相当的疲累。一年一次的事呀,还不休息休息?

休息么?几乎没这个习惯。手一闲起来,就五鸡六兽的难过。于是,先写封家信吧;用不着推敲字句,而又不致手不摸笔,办法甚妥。

家信非常的难写,多少多少的心腹话,要说给最亲爱的人;可是,暴敌到处检查信件;书信稍长一些,即使挑不出毛病,也有被焚化了的危险——鬼子多疑,又不肯多破费工夫;烧了省事。好吧,写短一些吧。短,有什么写头儿呢?我搁下了笔。想起妻与儿女,想起沦陷区域的惨状……又拿起笔来,赶快又放下,我能直道出抗战必胜的实情,去安慰家人吗?啊,国还未亡,已没了写信的自由!真猜不透那些以屈服为和平的人们长着怎样一副心肝!

由这个就想到接出家眷的问题。朋友们善意的相劝,已非一次:把她们接来吧!可是,路费从何而来呢?是的,才几百块钱的事罢咧,还至于……哼,几百块钱就足以要了一个穷写家的命!

“难道你就没有版税?”友人们惊异地问。

没有。商务的是交由文学社转发,文学社在哪儿?谁负责?不知道。良友的书早已被抢一空。开明有通知,暂停版税,容日补发。人间书屋刚移到广州,而广州弃守,书籍丢个干净……从前年七七到现在,只收到生活的十块来钱!

没钱办不了事,而钱又极难与写家结缘,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许多人总以为作家可羡慕。

家信不写也罢。

噢,也许作家的清贫值得羡慕。可是,我并没看见有谁因羡慕清贫而少吃一次冠生园!

家信既不写,又不能空过这一天,好,还是写文章吧。这穷人的生日,只好在纸墨中过了吧。

写了几句,心中太乱。家,国,文艺,穷,病,……没法使思想集中。求稿子的人惯说:“好歹给凑凑,哪怕是一两千字呢!好吧,明天下午来取!”仿佛作家不准有感情与心事,而只须一动开关,象电灯似的,就笔下生辉?

明天还有许多事呢:一个讲演,一家朋友结婚,约友人谈鼓词的写法,还要去看一位朋友……那么,今天还是非写出一点来不可;明天终日不得空闲。

我知道,这该到头疼的时候了。果然,头从脑子那溜儿起了一道热纹,大概比电灯里的细丝还细上多少倍。然后,脑中空了一块,而太阳穴上似乎要裂开些缝子。

出去转转吧?正落着毛毛雨。睡一会儿?宿舍里吵得要命。

怕笔尖干了,连连沾墨。写几个字,抹了;再写,再抹;看一会儿桌头上小儿女照片,想象着她们怎样念叨:“爸的生日,今天!”而后,再写,再抹……写家的生活里并没有诗意呀,头疼是自献的寿礼!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弹花》第二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