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笑声,一段彩虹光芒四射,向前移动。朱红的帽结子发着光,青缎小帽发着光,帽沿上的一颗大珍珠发着光,二蓝团龙缎面的灰鼠袍子发着光,米色缎子坎肩发着光,雪青的褡包在身后放着光,粉底官靴发着光。众人把彩虹挡住,请安的请安,问候的问候,这才看清一张眉清目秀的圆胖洁白的脸,与漆黑含笑的一双眼珠,也都发着光。听不清他说了什么,虽然他的嗓音很清亮。他的话每每被他的哈哈哈与啊啊啊扰乱;雪白的牙齿一闪一闪地发着光。

光彩进了屋,走到炕前,照到我的脸上。哈哈哈,好!好!他不肯坐下,也不肯喝一口茶,白胖细润的手从怀中随便摸出一张二两的银票,放在我的身旁。他的大拇指戴着个翡翠扳指,发出柔和温润的光泽。好!好啊!哈哈哈!随着笑声,那一身光彩往外移动。不送,不送,都不送!哈哈哈!笑着,他到了街门口。笑着,他跨上车沿。鞭子轻响,车轮转动,咯噔咯噔……。笑声渐远,车出了胡同,车后留下一些飞尘。

姑母急忙跑回来,立在炕前,呆呆地看着那张银票,似乎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家全回来了,她出了声:“定大爷,定大爷!他怎么会来了呢?他由哪儿听说的呢?”大家都要说点什么,可都想不起说什么才好。我们的胡同里没来过那样体面的轿车。我们从来没有接过二两银子的“喜敬”——那时候,二两银子可以吃一桌高级的酒席!父亲很后悔:“你看,我今年怎么会忘了给他去拜年呢?怎么呢?”

“你没拜年去,他听谁说的呢?”姑母还问那个老问题。“你放心吧,”母亲安慰父亲,“他既来了,就一定没挑了眼!定大爷是肚子里撑得开船的人!”

“他到底听谁说的呢?”姑母又追问一次。

没人能够回答姑母的问题,她就默默地回到自己屋中,心中既有点佩服我,又有点妒意。无可如何地点起兰花烟,她不住地骂贼秃子。

我的曾祖母不是跟过一位满族大员,到云南等处。他的官印是定禄。他有好几个号:子丰、裕斋、富臣、少甫,有时候还自称霜清老人,虽然他刚过二十岁。刚满六岁,就有三位名儒教导他,一位教满文,一位讲经史,一位教汉文诗赋。先不提宅院有多么大,光说书房就有带廊子的六大间。书房外有一座精致的小假山,霜清老人高了兴便到山巅拿个大顶。山前有牡丹池与芍药池,每到春天便长起香蒿子与兔儿草,颇为茂盛;牡丹与芍药都早被“老人”揪出来,看看离开土还能开花与否。书房东头的粉壁前,种着一片翠竹,西头儿有一株紫荆。竹与紫荆还都活着。好几位满族大员的子弟,和两三位汉族富家子弟,都来此附学。他们有的中了秀才,有的得到差事,只有霜清老人才学出众,能够唱整出的《当锏卖马》,文武双全。他是有才华的。他喜欢写字,高兴便叫书童研一大海碗墨,供他写三尺大的福字与寿字,赏给他的同学们;若不高兴,他就半年也不动一次笔,所以他的字写得很有力量,只是偶然地缺少两笔,或多了一撇。他也很爱吟诗。灵感一来,他便写出一句,命令同学们补足其余。他没学会满文,也没学好汉文,可是自信只要一使劲,马上就都学会,于是暂且不忙着使劲。他也偶然地记住一二古文中的名句,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类,随时引用,出口成章。兴之所至,他对什么学术、学说都感兴趣,对什么三教九流的人物都乐意交往。他自居为新式的旗人,既有文化,又宽宏大量。他甚至同情康、梁的维新的主张与办法。他的心地良善,只要有人肯叫“大爷”,他就肯赏银子。

他不知道他父亲比祖父更阔了一些,还是差了一些。他不知道他们给他留下多少财产。每月的收支,他只听管事的一句话。他不屑于问一切东西的价值,只要他爱,花多少钱也肯买。自幼儿,他就拿金银锞子与玛瑙翡翠作玩具,所以不知道它们是贵重物品。因此,不少和尚与道士都说他有仙根,海阔天空,悠然自得。他一看到别人为生活发愁着急,便以为必是心田狭隘,不善解脱。

他似乎记得,又似乎不大记得,他的祖辈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缺点,和怎么拾来那些元宝。他只觉得生下来便被绸缎裹着,男女仆伺候着,完全因为他的福大量大造化大。他不能不承认自己是满人,可并不过度地以此自豪,他有时候编出一些刻薄的笑话,讥诮旗人。他渺茫地感到自己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特种人物,既记得几个满洲字,又会作一两句汉文诗,而且一使劲便可以成圣成佛。他没有能够取得功名,似乎也无意花钱去捐个什么官衔,他愿意无牵无挂,象行云流水那么闲适而又忙碌。

他与我们的关系是颇有趣的。虽然我的曾祖母在他家帮过忙,我们可并不是他的家奴。他的祖父、父亲,与我的祖父、父亲,总是那么似断似续地有点关系,又没有多大关系。一直到他当了家,这种关系还没有断绝。我们去看他,他也许接见,也许不接见,那全凭他的高兴与否。他若是一时心血来潮呢,也许来看看我们。这次他来贺喜,后来我们才探听到,原来是因为他自己得了个女娃娃,也是腊月生的,比我早一天。他非常高兴,觉得世界上只有他们夫妇才会生个女娃娃,别人不会有此本领与福气。大概是便宜坊的老王掌柜,在给定宅送账单去,走漏了消息:在祭灶那天,那个时辰,一位文曲星或扫帚星降生在一个穷旗兵家里。

是的,老王掌柜和定宅的管事的颇有交情。每逢定大爷想吃熏鸡或烤鸭,管事的总是照顾王掌柜,而王掌柜总是送去两只或三只,便在账上记下四只或六只。到年节要账的时候,即使按照三只或四只还账,王掌柜与管事的也得些好处。老王掌柜有时候受良心的谴责,认为自己颇欠诚实,可是管事的告诉他:你想想吧,若是一节只欠你一两银子,我怎么向大爷报账呢?大爷会说:怎么,凭我的身分就欠他一两?没有的事!不还!告诉你,老掌柜,至少开十两,才象个样子!受了这点教育之后,老掌柜才不再受良心的谴责,而安心地开花账了。定大爷看见了我,而且记住了我。是的,当我已经满了七岁,而还没有人想起我该入学读书,就多亏他又心血来潮,忽然来到我家。哈哈了几声,啊啊了几声,他把我扯到一家改良私塾里去,叫我给孔夫子与老师磕头。他替我交了第一次的学费。第二天,他派人送来一管“文章一品”,一块“君子之风”,三本小书,和一丈蓝布——摸不清是作书包用的呢,还是叫我作一身裤褂。

不管姑母和别人怎样重视定大爷的光临,我总觉得金四把叔叔来贺喜更有意义。

在北京,或者还有别处,受满族统治者压迫最深的是回民。以金四叔叔的身体来说,据我看,他应当起码作个武状元。他真有功夫:近距离摔跤,中距离拳打,远距离脚踢,真的,十个八个壮小伙子甭想靠近他的身子。他又多么体面,多么干净,多么利落!他的黄净子脸上没有多余的肉,而处处发着光;每逢阴天,我就爱多看看他的脸。他干净,不要说他的衣服,就连他切肉的案子都刷洗得露出木头的花纹来。到我会去买东西的时候,我总喜欢到他那里买羊肉或烧饼,他那里是那么清爽,以至使我相信假若北京都属他管,就不至于无风三尺土了。他利落,无论干什么都轻巧干脆;是呀,只要遇上他,我必要求他“举高高”。他双手托住我的两腋,叫声“起”,我便一步登天,升到半空中。体验过这种使我狂喜的活动以后,别人即使津贴我几个铁蚕豆,我也不同意“举高高”!

我就不能明白:为什么皇上们那么和回民过不去!是呀,在北京的回民们只能卖卖羊肉,烙烧饼,作小买卖,至多不过是开个小清真饭馆。我问过金四叔:“四叔,您干吗不去当武状元呢?”四叔的极黑极亮的眼珠转了几下,拍拍我的头,才说:“也许,,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会当上武状元!秃子,你看,我现在不是吃着一份钱粮吗?”

这个回答,我不大明白。跟母亲仔细研究,也久久不能得到结论。母亲说:“是呀,咱们给他请安,他也还个安,不是跟咱一样吗?可为什么……”

我也跟福海二哥研究过,二哥也很佩服金四叔,并且说:“恐怕是因为隔着教吧?可是,清真古教是古教啊,跟儒、释、道一样的好啊!”

那时候,我既不懂儒、释、道都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不懂二哥的话意。看样子,二哥反正不反对跟金四叔交朋友。

在我满月的那天,已经快到下午五点钟了,大家已经把关于定大爷的历史与特点说得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金四叔来到。大家并没有大吃一惊,象定大爷来到时那样。假若大家觉得定大爷是自天而降,对金四把的来到却感到理当如此,非常亲切。是的,他的口中除了有时候用几个回民特有名词,几乎跟我们的话完全一样。我们特有的名词,如牛录、甲喇、格格……他不但全懂,而且运用的极为正确。一些我们已满、汉兼用的,如“牛录”也叫作“佐领”,他却偏说满语。因此,大家对他的吃上一份钱粮,都不怎么觉得奇怪。我们当然不便当面提及此事,可是他倒有时候自动地说出来,觉得很可笑,而且也必爽朗地笑那么一阵。他送了两吊钱,并祝我长命百岁。大家让座的让座,递茶的递茶。可是,他不肯喝我们的茶。他严守教规,这就使我们更尊敬他,都觉得:尽管他吃上一份钱粮,他可还是个真正的好回回。是的,当彼此不相往来的时候,不同的规矩与习惯使彼此互相歧视。及至彼此成为朋友,严守规矩反倒受到对方的称赞。我母亲甚至建议:“四叔,我把那个有把儿的茶杯给你留起来,专为你用,不许别人动,你大概就会喝我们的茶了吧?”四叔也回答得好:“不!赶明儿我自己拿个碗来,存在这儿!”四叔的嗓子很好,会唱几句《三娘教子》。虽然不能上胡琴,可是大家都替他可惜:“凭这条嗓子,要是请位名师教一教,准成个大名角儿!”可是,他拜不着名师。于是只好在走在城根儿的时候,痛痛快快地喊几句。

今天,为是热闹热闹,大家恳请他消遣一段儿。“嗐!我就会那么几句!”金四叔笑着说。可是,还没等再让,他已经唱出“小东人”来了。

那时候,我还不会听戏,更不会评论,无法说出金四把到底唱的怎样。可是,我至今还觉得怪得意的:我的满月吉日是受过回族朋友的庆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