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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煊环顾着让柴火熏黑的棚顶、从门脚下不断渗进来的雨水、墙角里空了的水桶、木箱子上没有洗过的碗筷和几个空空的玻璃瓶,哦,还有一只瓶里,装着一点盐。

这本是一个缺东少西的穷乡僻壤,这本是没有自来水管道的山沟,这本是一个雨连绵的季节,万本是活该……这一切本没有半点奇特和不寻常。然而,人的良知却在方文煊的心里高呼:这不人道! 他谴责自己,在他心底的某一个角落,不那么光明。为什么他不如贺家彬,为什么他没在她失去丈夫的当天,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来看她? 他怕! 怕重新失去刚刚“解放”得到的自由。自由,这字眼决不意味着行走肉,否则这字眼儿又有什么意义? 如今连他自己也在亵渎这曾经写在辉煌的战旗上的字眼儿。

离开那小屋时,他说:“有什么困难,还是要说,这并不是乞求而是权利,每一个人所应该有的权利。为了将来,你还要尽的义务。”

有一盆火该多好啊! 那屋子立刻像一个休克病人重新恢复了知觉。

贺家彬打水,洗碗,收拾木箱子上的瓶瓶罐罐。

他时不时地瞟瞟坐在床上瞪着眼睛发呆的万,注意放轻了自己的手脚。

他把从伙房打来的米饭放进钢锅里,加上盐和水,放在火炉上咕嘟、咕嘟地煮起来,然后把一把荠菜放了进去。只对一小罐猪油加以解释:“老方刚才让伙房配给的。”

这才意识到自己怎么一动不动地净让他们忙碌,甚至连一声“谢谢”也没有说。和贺家彬是不必客气的,而方文煊呢? 她接过贺家彬递给她的一碗烫饭,舀了一勺刚要往嘴里送去,听见贺家彬说:“我顶吃荠菜烫饭。”万的饭勺在半空停住了。

他们都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她的伤疤,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哦,这么容易,原来是这么容易。

那扇小门,便是在那个雨天里打开的。

伙房杀猪的时候,有猪脚和猪肝配给;司机去省城里的时候,有粉捎来;小屋的门上开始听见叩门的声音……只要有人肯迈出第一步,后边会跟着一

贺家彬注意到万是怎样舍不得烧方文煊背下来的那一麻袋木炭,留到最后不得不烧的时候,万是怎样小心翼翼地捡起掉在地上的碎炭渣,好像每片碎渣都是一个脆弱的生命。等到木炭燃起来的时候,万会呆呆地守在炉边,生怕离开一会儿会放过它( 或他?)的一些温暖。

方文煊的同情感和责任感,无意之中在万的心里点燃了什么啊,糟糕透了,她还是没有长大。

贺家彬有一种直觉,认定万的感情是不会有结果的。

她傻。她不懂方文煊几十年来是在什么环境里生活,那个环境的意志便是他的意志,那个环境的感情便是他的感情。即便他她,比起那个环境,她是微不足道的,最终他会服从那个环境而不是她。到那时,她便会再一次沉落。然而贺家彬没有能力阻拦,谁有能力从一个溺水人的手里,夺下他随手抓住的一根稻草呢。

谁有可能让神志不清的人相信,他眼前出现的不过是幻影,而不是现实呢? 但是万和方文煊在一起的时候,是一副让人多么感动的画面。贺家彬不能不注意到,方文煊那双永远像是遮在太镜后面的眼睛,才会显露出真实的情感,而万重又变成一只咕咕的鸽子,虽然已不复是当年的那一只,多少还是老成了一点。

有一阵子,贺家彬甚至动摇了,觉得他的忧心纯属多余,他甚至忘记了万头上的那顶帽子,觉得他们也许会结婚,万没有丈夫,方文煊没有老婆,虽然没有正式办离婚手续,将来补办一个就是。

但这幻景太短暂,在万的一生中,也许真如昙花一现。从干校回北京之后,方文煊官复原职,老婆又回到他的身边,一切旧话都不能再提了。

失去感情的痛苦,可以不必去说,方文煊原不应该有这样的感情。那造就千千万万像他这种身份的模子,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这一部分。谁让他忘记了这个界限,如今受什么折磨也是理所当然。

就像安徒生在《海的女儿》里描叙过的那个小人鱼,为了得到人间的,为了得到不灭的灵魂,为把鱼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她献出自己的声音,忍受过刀劈似的痛苦,然而她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变成了海上无生命的泡沫,等待她的,只是一个没有思想和梦境的永恒的夜。

使方文煊的良心一刻也不得安宁的,是他对万未了的责任。

有一个声音,日日夜夜在他的心里响着:“你欠了她! 你欠了她! ”

方文煊不能逃避这声音的责难,也挣脱不了那模子的禁锢。

他只觉得他这一生一定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大错,可这错究竟在哪儿,他也说不清楚。他变得更加沉,更加向,更加不近人情,甚至反复无常。不了解他心痛苦的人,还以为他一旦重新坐进那辆伏尔加牌的小汽车,便重新戴上了局长的脸谱。

局里上下的人都知道他和万有过的那段曾经是合理合法,而今又变得不合理、不合法的感情。他和万哪怕是在办公楼的走廊上打了个照面,立刻有人就会在背后窃窃私语。当然,大多数是惋惜、同情、好奇,等着看以后的戏。按照中国人的,你就是在街上吐口唾沫,然后蹲在那儿瞧吧,不一会儿准会围上一大帮人跟着你瞧这口唾沫。又何况是这样一件男男女女的事呢? 但是冯效先却好像攥着方文煊的什么把,只要工作上有了什么意见分歧,动不动就会跑到孔祥副部长那里点染一番。自然喽,不会有人和方文煊正面接触这个问题,何况他和万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所谓“捉贼捉赃,捉捉双”吧。这种问题,只有在他全面垮台的时候才会一块儿抖搂出来。那个时候,即使没有真凭实据,也不允许他有申辩的自由了。方文煊有时觉得真冤。简直像《红楼梦》里的晴雯,徒然落下个风流的虚名。光为这口气,他有时真想不管不顾,哪怕和自己心的女人接一次吻,也不为过。可他想得更多的是离开这里,远走高飞。没办法,离不开。他决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只能是让他上哪儿,他才能上哪儿。他像被熔铸在一块钢锭里了,喊也喊不出,动也动不了。

贺家彬和叶知秋溜达到南池子的时候,贺家彬看看表,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我送你回家吧,好吗? ”

“不,我还要到报社去。c 省有一桩冤案,报社准备派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去调查一下,走前我们还得再议议那个调查提纲。”打电话时的那份烦恼,似乎已经无影无踪,叶知秋重又变成一架职业机器。贺家彬甚至在想象中已经听见它那轻微的、有节奏的咔、咔、咔运转声,这架机器的良好能还表现在耗电少、出力大。

“又是招人恨的事。”贺家彬提醒她。

“有失也有得吧。”

那好,贺家彬放心了。叶知秋已经回到她原有的轨道上去。

“我想,你这么A 、B 、c 、D 省地走下去,二十九个省市走完之后,你会无处可去了吧? ”想到连叶知秋这样一个格可、做人做到无可挑剔的地步的人,早晚有一天会成为不受欢迎、使人戒备、老是有人恨得牙根痒痒的人,真是一件哭笑不得的事。

“然后再有人接着走下去便是。”她越是轻描淡写,贺家彬越感到不是滋味儿。见贺家彬不说话,叶知秋问:“怎么,你以为不会? ”

“不,当然会,总的来说,人类社会是不断前进的。”

他净喜欢说书本子上的话。不过这些书本子上的话,贺家彬说起来却并不显得枯燥。他会在一切事物上,浓浓地染上他自己的彩.触目地吸引着各人等。

“那么你呢,回机关去? ”

“我才不回机关呢。今年基本建设项目一调整,我们那儿就没事儿干了,白白地养了三百人。与其在办公室里聊大天,说长道短,还不如出来走走。”他还想说,如果管理体制得以改革,建立起生产企业联合公司,甚至是生产、基建联合托拉斯,直接承包起基本建设项目的基建和设备,让产销直接见面,他们这个组织供应的中间环节就可以取消。再拿五十年代的一些做法,来组织现在的生产和建设是不够的,这就如同社会已经进入自由恋的时代,还硬要塞个媒婆夹在当间儿。据他了解,目前国的生产能力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对某些基本建设项目进行承包的水平。但是,由于他对整个国民经济状况缺乏系统、全面的了解,对中央以及经济理论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提法缺乏更多的学和研究,他这些想法也许是幼稚可笑的,便忍住没说。

一听这话,叶知秋又站住了。“不可以找点事情干干吗? ”

“干什么? 我找了点事情干,写了写陈咏明,很快就招来不少麻烦。”

“你怎么没告诉我? ”

“有什么了不起,冯效先顶多不批准我的籍就是了,何况支部在通过时本来就有分歧。”

“太可惜了。”

批不批。他就是不批,我也是外的布尔什维克。”

“阿Q 。”

“才不。那么,再见。”

汽车的铁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叶知秋再一次向贺家彬挥挥手掌,他只是点头回报而已。从汽车的后窗里,看得见他高大而瘦削的身子,一摇一晃地朝已经西斜的太走去。他要上哪儿去呢? 叶知秋知道,贺家彬和她一样,总是不停地在为别人的事情奔波。在这奔波里.像这太一样.他们已经开始西斜。他们并不惋惜耗去的时问和力,如果不是这样,他们自身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也许这奔波不过是为了一瓶原也不该难买的,一个平白无故受到委屈的人,一张什么证明——天,我们有那么多的力要消耗在那许多无穷无尽、名目繁多的证明上——只要有人需要,那就值得他们去做。

贺家彬走进一家食品店,他和那售货员研究:“给患痢疾的病人买点什么好? ”

的儿子患中毒痢疾刚刚过了危险期,今天出院了。

泥塑菩萨样的女售货员没见嘴皮儿动,就能冒出三个字:“痢特灵。”能耐不能耐? 贺家彬把她那张描着黑眉,汗上浮着一层白粉的脸盯了很久,好像在研究她究竟是属于哪一个地质时期的兽。他十分有礼貌地,如一个绅士对一头踢了他一脚的牲畜那样礼貌地说道:“谢谢。”

然后,他买了一块浇有美丽图案的油大蛋糕,一瓶橘汁,一包多维葡萄糖,雄赳赳、气昂昂地离开了那家食品店。

还不到下班时间,车就挤起来了。

贺家彬前头那个敦敦实实的女人,像个跑单帮的。两个装得鼓鼓囊囊的大旅行袋,一前一后地搭在肩膀头上,左手拎着一个大网兜,里面塞着一个暖水瓶,几个点心盒子、皮鞋盒子,右手还拎着一个大纸箱。

简直不是女人,而是一部载重汽车。

车上的售票员一个劲儿地催促:“快上,快上。”还哧哧地按着关门的按钮,车门眼看就要关上了。

售票员又嚷嚷了:“上不来了,等下一辆吧。”

那女人越是着急,越是迈不上车门上的台阶。贺家彬只好上去托了托她的肩肘,帮她挤上了汽车。好家伙,这部载重汽车的自重量就够意思。

那女人卸下肩上的旅行袋,“咣”的一声撞在贺家彬身上,把他手里的那瓶橘子汁打落。还好,瓶子没碎。

那女人转过一张汗涔涔的、关东大汉样的红紫脸膛,痴呆地咧着厚厚的嘴唇。莫非她不会说话? 司机踩了一下油门儿,汽车像发泄不满似的哼了一声,终于启动了。

突然,一个小青年,带着浓重的鼻音嚷嚷起来:“你他不老老实实地站着,拱什么拱? ”

“你踢了我的暖瓶啦。”原来那女人会说话,一嘴的东北口音。

“你不会说话? 拿屁股拱人干什么? ”

“你往那边站站不行吗? ”

“我乐意站这儿。瞧你那德行,怎么长的。”

“你怎么长的! ”

“我怎么长的问你! 你别狂,还想来两句听听怎么着? 再说几句可叫你晚上睡不着。”

车里有人像喝彩似的哄笑起来。

“流氓! ”

“谁流氓? 你不流氓拿屁股往人身上蹭? 老不要脸的。”

贺家彬只觉得一股怒气往头顶上冲,他实在忍不住了:“喂,小伙子,说话文明点,别欺侮人家外地人好不好? ”

包在两个大鬓脚里的那张未老先衰的脸,向贺家彬近过来:“一边儿呆着去,没你的事,咋呼什么。”

“你不觉得害臊吗,亏了你还是个男子汉,这样对待妇女。”

对方开始捋袖子了:“你想怎么着? ”大拇哥朝车下一指,“走,咱们下去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