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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林瞧着老吕头走远之后,便走进传达室。坐了一会儿,又站了起来,觉得这么坐着不是个事儿,总得干点什么吧,又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他忽然觉得呆了这么多年的厂子,变得好生分.好像他是个初来乍到的新工人。这让他觉着很不是滋味。

于是,他开了封着的蜂窝煤炉子,打了壶水放在炉子上烧着,又从门背后找出把大扫帚,哗啦哗啦地扫着传达室门前的那段柏油小路。说实在的,真没有什么可扫的,溜光的马路挺干净,说邪乎点,真像过的那么干净。他直起腰,打量着远远近近的厂房。从部队转业下来,他就到这个汽车厂来了。二十多年,眼瞅着这个厂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就像眼瞅着邻居家的孩子,生下来,吃,断,会爬了,会走了,长大了,上学了……有时,他不明白,他明明见那孩子不久以前还光着屁股满世界乱爬,怎么一下F 子就变成了个漂亮小伙,穿着他顶不待见的喇叭活像两把用高粱篾儿扎成的笤帚,胳膊弯里还挎着个小妞儿。

这工厂越来越气派了。比他家乡那个县城还大,绕厂子转一圈,没有大半个钟头怕是转不下来。

一进厂子大门,是个挺大的圆形花圃,两条柏油小路,从花圃左右两旁绕了过去。像两条筋骨挺好的胳膊,搂着个大笸箩。路边,是挺直的白杨树。树干上的节子,活像人的眼睛,木格登登地瞪着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人们,也那么瞪着李瑞林。白杨树下,是修剪得一般高低的小松墙。松树的针叶上,锈满了从北京城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煤灰,叶子黑不黑、绿不绿。

花圃后面是办公楼,办公楼后面是一个挨一个的车间。右边,几乎看不到边儿的广场上,一辆辆崭新的、准备出厂的汽车,排列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的新战士,穿着刚发的新军装,背着乌光锃亮的新马,很有一些排山倒海的气势。就连满肚子怨气的李瑞林也不得不承认,在原先那个乱摊子、散摊子、烂摊子上干出这一番成绩,哪里是只花苦力气就能办到的?!那真是明暗箭,左推右挡,嫉贤妒能,一步一个陷阱。全厂上下这些个人,谁是怎么回事,那些多少年也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哪一样李瑞林不知道啊。陈咏明也是个人吧,也有闷在肚里说不出的苦吧,怎么就不见他有个灰心丧气的时候? 炉子上的水开了。咕嘟咕嘟的,气儿挺足,把水壶盖顶得呱嗒呱嗒地响。李瑞林泡了杯茉莉花茶。八角钱一两的茶叶,还赶不上以前六角的。真是,什么都不如从前了。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掏出装烟丝的铁盒和卷烟纸,卷了一支“大炮”,悠悠地吸着,一面端详着传达室里简单的陈设。

一张条款,用笔字写得工工整整,醒目地贴在大挂钟的下面。大挂钟的钟摆摇来摆去,像个脑袋瓜,歪来歪去地在琢磨那张条款,看得有滋有味儿,没完没够。

条款上这样写着:五罚一元钱的暂行规定一、随地吐痰;二、随处烟;三、乱丢纸片;四、乱放车子;五、家属随便进厂。

凡有上述行为发生,各罚人民币一元。

曙光汽车制造厂

李瑞林把这条款瞧了又瞧,总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家属小孩不能到厂子里乱窜,这还说得过去。可随处吸烟,随地吐痰,乱扔纸片,乱放自行车要罚一元钱,有那个必要吗。寻思大伙钱多了还是怎么的? 新鲜!没见过! 没事儿上街看看去,满大街的烟头、纸屑、黏痰,越是人多,越是热闹的地方就越乱乎。再说,谁能不吐痰呢? 中国人没有不吐痰的。不信,就支着耳朵昕听,别管在戏园子里,报告会上,或是电汽车里,马路上的自行车队里,总能听见打扫嗓子的声音,往外咯痰的声音。吐口痰,又碍着谁什么了呢? 倒是自行车,那是乱放不了的。看车的老们儿,会拿着大喇叭冲着不存车的人使劲儿吆喝,就算不想存车的人有张追击炮也打不透的厚脸皮,也甭想省下那二分钱。一说,还是迫击炮,那是哪个朝代的武器了? 早不是李瑞林在部队当迫击炮手的那个时候了。老喽! 落后喽! 除了迫击炮,还能知道什么呢? 肯定,这是陈咏明的主意。前不久他才从日本考察回来,准是从那儿趸来的洋货。

听说全厂整整停工一天,擦所有车间的窗子。说实话,那窗子打从建厂那天起,二十多年没有擦过。上面腻着一层黑褐的浊物,但是谁也没觉得那有什么不好。工厂嘛,又不是宾馆,它本来就是个脏地方。油泥、铁末子、铸造车间清砂时到处飞扬的黑砂……别说车间的窗子,就是车间外头的树叶,也像刚从铸模里倒出来,上面粘着一层黑砂。你擦呀,有本事连树叶也擦擦。

陈咏明向大家讲文明生产的重要。“挺好的厂房,弄得像个监狱。黑乎乎的,一进厂房就让人昏昏欲睡,打不起神。外国人要是看见这种厂房,准不跟你做买卖。他不相信,用这种态度对待厂房,还能用什么更好的态度对待生产。也就不相信你能生产出好东西来.”

还听说,厂子里盖了暖房,请了花匠。开春以后,还要在空地上植草皮。说是这样可以不往车间里带灰尘,能保证产品质量什么的。好倒是好,顶什么用? 能代替拉闸不给电,还是能代替原材料的不足? 工厂就是工厂,想看花看草上公园去。能跟洋人比吗? 他们是资产阶级,中国人不看花不看草照样过日子,照样出汽车。

莫不是他成心在挑陈咏明的刺儿? 落到看大门的下场,该怪谁呢? 春天,陈咏明在部里开完整顿企业管理会回来,不知得了什么令儿,比刚到厂上任的时候更来劲儿了。什么扩大企业自主权啦:什么市场竞争啦;什么整顿企业领导班子啦;什么自由组阁啦;撤销大庆办、政工组和车问专职支部书记啦……真敢干哪。

别的事,李瑞林不敢说,有几样他可实在接受不了。

取消政工组、大庆办,行吗? 陈咏明在动员报告里讲过:“……政工组、大庆办不过是一种形式。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只要我们把工人众的疾苦真正地放在心上,认真地去解决,只要我们千方百计地把生产搞上去,何必一定要挂那个牌子? 五十年代,我们的经济发展得不错嘛,企业里并没有政工组,大家不是很结吗? 那时的思想政治工作,靠的是各级领导,小组里还有八大员。何必另设一套人马呢? 反而让各级行政干部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政工组的事,自己不用管了。到底是在的领导下,大家做人的工作好,还是少数人抓、别人撒手不管好呢? ”

由组阁,这叫什么词儿? 哪儿写着了,还是哪位首长说过了? 就是部里颁发的整顿企业十二条措里,也没有自由组阁这一条啊。

“千军万马抓班子。”

不管谁说什么,陈咏明心里有数。没有这一条措施,汽车厂的工作别想打开局面。像保卫处长和董大山那种一味拆台的人+ 能很好地配合工作吗? 生活福利处的处长,一天到晚不干工作,还冒领加班费。谁给他送礼,他就给谁房子。谁不给他送礼,谁就分不到房子。众敢怒不敢言,谁敢得罪他? 他手里攥着房子。

还有那个劳资处的副处长。据说她这个副处长,是不分白天黑夜,一把鼻涕、一把泪从宋克那儿哭来的。陈咏明觉得对于一个人,总应该往前看。干部里女同志又比较少,也该考虑这一方面的代表。没想到他们处的老处长退休,没有马上把她提为正职,她就到处大骂厂委和陈咏明,躺在家里不上班,还到部里找宋克,说厂里打击她,不重用她,直闹到宋克把她调到另一个厂去了事。

临走之前,陈咏明和她谈话:“你给厂委和我造了不少舆论。

今天你要走了,咱们应该谈谈心。我来厂以后,在干部大会上做过安民告示:多换思想少换人,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安定结,才能大干快上。对不对? 当时众对你反映很大,这个情况你也是知道的。但是厂委为你承担了责任。为什么选你当厂委委员? 也是给你造舆论。这步棋,你明白吗? 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时候,又选你当了一个委员,也是给你造舆论。这是不是事实? 你们处长退休了,半年没安排正职。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建议,应该派谁派谁,我们没派。这不是给你留的位子吗? 这是不是事实? 你半年就等不及了? 你到底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当官儿? 没有马上给你这个官,你就大骂大闹,哪点儿还像个员、像个干部的样子? 这是个考验。很遗憾,你没有经受住这个考验。你要求调动工作,可以。但调走也得把这个账算清楚,不能这么稀里糊涂一走了事……“

她走了也好。这种干部,走到哪儿,哪儿倒霉。

宋克怎么净选这样一些人当干部呢? 这样的干部,能扑下心来干工作吗? “四人帮”的干扰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汽车厂的工作上不去,宋克能说没有责任吗? 陈咏明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刀阔斧地调整了各职能处科室的领导班子。其速度之快,调整范围之广,是建厂以来从来未有的。

首先,厂各职能处科室的领导,由厂委在民意测验的基础上委任。不管这位新委任的领导是不是员,责成他组织自己的班子,三天之交出名单。由他自己提出,他那一摊儿谁上谁下,谁需要横调。然后大家坐下来讨论,你这个班子配得怎么样,提拔的、免职的、横调的理由是什么,合适不合适……

要照过去的办法,先提个想法给组织部门、政治部门。让他们去考核、研究,然后再交委开会讨论研究。反反复复、上下,好几个来回。要想对班子做这么大的调整,等到猴年马月去了。

这说明干部管理,是可以走众路线的。

李瑞林说,这不是给拉山头、搞宗派留空子吗。处科长个人能比委正确? 客观? 能比组织部门对干部的了解全面? 资产阶级的办法,怎么能用来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班子? 二车间,那个叫杨小东的刺儿头,当时就顶了他:“什么资产阶级的办法,席批江青的时候就说过,‘……不要由你组阁……,中央发的那几个揭发’四人帮‘罪行的材料,您没仔细看过还是怎么着? ”

只要屁股一挨板凳,坐下来开会或是学,李瑞林马上就会打瞌睡,好像头天晚上凑巧一宿没睡。难得有那么一两回不打瞌睡,他便用两个镍币摞在一起,专心致志地夹腮帮子上的胡须。那胡须挺经拔,二十多年,搞了多少运动,开了多少会,学了多少文件,愣是不见减少。

李瑞林没和杨小东论个长短,文件上到底有没有,他心里没底儿,实在记不准了。现在的年轻人,嘴尖舌快,见多识广.新名词、新理论一套一套的,别管真假,一张嘴就能引经据典地来上几句,把人唬得一愣一愣、张口结舌。谁知道那些话马克思、列宁说过没有? 上哪儿查去? 遇到这种场合,李瑞林只好不搭茬儿。

陈咏明的气儿可粗得很:“有人反映,‘苗卓岭不是员,他有什么资格组班子? 还要不要的领导? 还管不管干部? ’”你让他当总工程师,把生产技术大权交给了他,说明你信任他。不信任他,怎么能让他当总工程师呢? 生产技术让他负责,班子不让他沾边儿,他手下的人提拔、调动,他都不知道,你让他怎么负责,怎么安排工作?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把他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他对班子就应该有发言权。何况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委,怎么叫不要的领导? ‘管干部’! 组织部门那几个人就代表? “再说组阁问题。哪怕有人组了自己的小舅子、大姨子来也行,只要把生产搞上去。有条件卡着嘛,三个月要取得较好的成绩,半年要有新的突破。搞不出成绩,第一把手就自动让贤嘛。

怕什么? 何况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人做工作,总要有合得来的帮手,我们要注意合得来这一点,不要怕人家说什么宗派、山头。

人都是有个的嘛,就有个合得来、合不来这一说。唱那个高调干什么? ‘我们是马列主义者,我们是阶级兄弟,有什么合得来、合不来? ’李瑞林和申鸿昭同志,是两位很好的同志,一个是书记.一个是车间主任,却闹得天翻地覆,这怎么工作呢? 有隔阂就分开.两个人都会谢天谢地。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 过去人事部门、组织部门派的班子,互相之间常常搭不上手。还有些人,资格挺老,人也不错,就是任务承担不了。这样的班子,怎么能把工作搞好? 各部门工作松垮,组织部门应当负一大部分责任。现在,很多权力下放到科室、车间了,就是要选拔能承担这么多权力而又不出病的人。通过民意测验,说明我们不是没人,而是有人不懂得使用。“

根据这套办法,李瑞林的专职书记不但撤掉了,组阁时,又扣个“干部”给组掉了。说起来既让人寒心,又让人没法儿相信。谁也说不出他有什么大病,可就是没人要他。就算他李瑞林不行.四车间的主任冯振民怎么样? 老劳模了,也下来了。

陈咏明不是这样说的吗? “为什么当了劳模就一定要当官儿呢? 现在是机械化大生产,需要领导生产的人懂技术,懂生产,还有组织领导这种生产的能力。老冯人是不错,哪儿艰苦往哪儿去.为了抢任务,经常加班加点,饭都顾不上吃,饿昏在地上。可是呢.四车间的生产组织得乱七八糟,生产计划月月完不成。厂里开个调度会,回到车问,他能把一大半要做的事给忘了。记不好,能记在本子上也行,到了现在,还是个半文盲。他呀,还是当劳模好。

按选劳模的标准选车间主任是不够的,有人能当个挺好的劳模,不一定能当个得力的好干部。‘将是将才,帅是帅才,,对不对7 ,,“那也不能怪他,他没文化呀。他自小受苦受穷,哪儿有条件学文化? 您不能拿我们大老粗和知识分子比。”说到“大老粗”这三个字,李瑞林觉得脊梁挺了起来。

“大老粗? 大老粗怎么啦? 既不是光荣榜又不是奖状。就算是光荣榜,它也只能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刚解放那会儿,你还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以前忙着打仗去了。现在,三十年的和平日子过去了,这三十年你忙什么去了? 打扑克去了? ,,打扑克怎么着? 李瑞林不服气。他想:一不烟,二不喝酒,不就是打打扑克吗?算什么原则的问题? 该抓的大事不抓,倒提起打扑克的事来了。

“苗卓岭就行? ”

“他怎么不行? ”

“他家庭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

“你呀,什么时候了,还是这么一脑门官司。这种看法不但把许多好同志整苦了,也把咱们的国家坑苦了。多少人才,就让这种偏见给毁了。结果谁倒霉? 国家倒霉。没有人才,搞什么现代化,搞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咱们只好在原地踏步走,瞅着别人往前跑。

五十年代,我们和日本的经济水平差不多,现在你再看看人家,把戬们落下至少三十年。“

“我用不着看他们,他们那儿贫民窟里的耗子有这么大。”李瑞林两手往外一比划,那耗子大概和猫差不多了。

“你见着啦? ”

“……报纸上登过。”

“哈! 哈! 哈! ”

陈咏明嘴里打着哈哈,心里却往外冒着苦味儿。他的眼前浮现出苗卓岭那老是夹着肩膀、缩着脑袋,以及他在生产会、办公会或技术会上结结巴巴发言的样子。战战兢兢、眼睛绝对不敢离开手里的发言稿,哪怕他要讲到的,不过是同意或是不同意修个厕所这样的问题,他也要照着事先写好的稿子念。那发言稿上的每一个字一定翻过来、覆过去地掂量过、检查过,让人抓不住一点茬儿。

就是这样,散会之后,他还要拉着陈咏明和记录员当场查对记录。

他怕,怕万一记录员把哪个人的错话记在他的账上,或是曲解了他的哪句话。人活在这种心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啊。难道不应该抚平这些心上的皱褶吗? 一阵自行车的铃声惊扰了李瑞林的思绪。吴国栋骑了一辆崭新的二八永久车进厂了。瞅见李瑞林坐在传达室的窗口,他挺热情地凑过去招呼着:“您——上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