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仁德路

仁德路的命名,与一首诗有关,虽然诗中并没有出现“仁德路”三字:

句子治水整三年,一心为民解忧难。三过家门而不入,废寝忘食沥肝胆。滔滔洪水化甘露,万亩田畴皆承欢。河道疏通水患灭,大禹转世在民间。

这是汪居常出示的第一份材料,它是由季宗慈的图书公司的总编段人先生提供的。段先生是《国学辞典》的主要撰稿人,是个残疾人,据说他的是在三十年前被轧断的。应物兄怀疑,段人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的真名。不管从哪方面看,段人都是个奇才: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手表、电唱机、手机,也是手到病除。闲来无事,段人在办公桌面上挖了个槽,装进去一堆零碎玩意,竟是一台收录机。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春熙街旁边那个养生餐厅。季宗慈为了配合《国学辞典》的宣传,搞了一个国学知识竞赛,获得一等奖,拿到五万块钱奖金的,是季宗慈的一个朋友,那天的饭局就是获奖者宴请朋友的。他们正喝着玉米须泡的茶,谈论着玉米须泡茶对治疗高血压的作用,段人来了。段人坐着电动轮骑,由一个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在后面推着,膝盖上搭着藏青的毯子。段人把新修订的《国学辞典》送给了他。封面上印的是汉代画像石,它本身也如画像石一般又厚又重,他必须双手接住。

那个中年妇女提醒段人:“给应先生签上名字啊。”

他就把书又还给了段人。段人没签。段人用大拇指扣着书,哗啦啦地让书页自己翻着,说:“所有跟国学有关的知识都收录进去了,最关键的一个词却没有收进去,那个词就是‘国学’。”

好像带着深深的遗憾,又好像在做自我批评。

菜单递到了段人手上,段人说:“我只点一条黄河鲤鱼。三人行,必有我师。三鱼游,必有我食。”随后段人继续说道,“有一个词条,叫房术,我足足写了几页。应物兄,我有一事不明:‘房术’若算国学,那么印度的‘房术’该算什么学呢?”

“段先生,你问我——”

“还有个词条叫‘月宫’,我也顺手写了三千字,只为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月亮就是比外国的圆。”

哦,原来不是表达遗憾,也不是自我批评,而是刻骨的自嘲与反讽。

现在,听汪居常提到段人,我们的应物兄想起来,段人确曾参加过《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的编撰。全国的古城市、古县名,段人不仅能说出它们的历史沿革,而且能报出它们的主要风物。对于眼下以企业和楼盘名称冠名道路、街道和社区的做法,老段自然是深恶痛绝,认为这割断了历史。但是,段人紧接着又会说道:“他们要不这么胡闹,老段怎么能赚到这笔钱呢?”

汪居常说,根据段人先生提供的资料,仁德路最早只是一条小巷,在元朝时被扩宽了,有了第一个名字:二马胡同,是说它可以并排走过两匹高头大马。一直到明代嘉靖年间,它还叫二马胡同。嘉靖三年,黄河泛滥,死人无数,黄河倒灌济河,济州城也是房倒屋塌。朝廷当时派来治水的人,名叫句号,后人尊称其为句子。句子当时就住在二马胡同。句子在济州待了三年,夜以继日清淤疏导、修堤筑坝,终于治住了水患。前面那首诗,其实就是当年流传于济州的民谣。老百姓将句子比作治水的大禹。

和很多有功之臣一样,句子后来也遭人陷害。当然,这方面句子本人也失之于察。他曾收购了不少胡椒,为的是给下河查看水情者发汗御寒。人们送给他的胡椒,有的装在金罐子里,有的装在银罐子里。胡椒不值钱,但罐子值钱啊。他被告发之后,百口难辩。就有人故意问他,是否后悔?句子说:“求仁得仁,有何怨乎?”句子后来被发配到了宁夏,并死在那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黄河再无泛滥,人们记起了句子的好,给他竖碑立传,并将他当年住过的二马胡同改名为得仁巷。但是老百姓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仁德巷,这个名字当然更好,说的是句子是个仁德之人。它当然就是后来的仁德路。

现在的问题是,仁德路到底在哪里?

汪居常说:“从上次开会到现在,我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因为仁德路遍寻不着,我和在座各位一样,也曾怀疑程先生是不是记错了?但我又提醒自己,可能不大。别人可能记错,程先生怎么可能记错呢。一来,他本人记忆力惊人,二来谁会忘了小时候的事?你们看,济世先生记得多清楚,大院有两道门,正门开在仁德路,后门开在帽儿胡同。仁德路上有个军马场,军马场里堆着草料,也堆着喂马的豆饼。军马场里面有一片烟田,种出来的烟叶,好闻极了。他也记得,穷孩子们经常去偷豆饼。军马场离他家有多远呢?坐在他们家的院子里,不仅可以听见马叫,连马儿打喷嚏的声音都能听到。这些细节,没有亲身经历过,怎么可能记得这么清楚?”

看来课题组已经把程先生关于仁德路的谈话,全都查到了。

葛道宏插话道:“这部分材料我也看了。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程先生任何时候都不忘替中国人说话。比如说到马儿打喷嚏,他说,西方人总是嘲笑我们,擤鼻涕的时候只捏一个鼻孔,猛一使劲,把鼻涕从另一个鼻孔喷出来,喷得到处都是。程先生说,他们倒好,双下,跟大牲口打喷嚏似的。这话讲得多好。所以我说,开会的过程,也是学的过程,温故而知新。汪主任,你接着讲。”

居常兄说:“程先生说,骑马从军马场到济河岸边,只需要一袋烟的工夫,从军马场到他家,还不到一袋烟的工夫。一袋烟工夫是多大工夫?这是个问题。这里我得感谢应物兄。应物兄提到,程先生认为,儒家文化中的时间观念,是与月亮的晴圆缺和农事的周而复始有关,看上去比较模糊。鸡鸣报晓,日上三竿,掌灯时分,一炷香工夫,一袋烟工夫,一泡尿工夫,这说的都是天地人和谐处。孟子说,不违农时。要适时而作。‘适时’二字提醒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既有主观,又有客观。这就提醒我们,所谓的一袋烟工夫,可能不止一袋烟工夫。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程先生当时还年幼,是不烟的。我已经查出来,程先生到了六十年代,才开始烟,的是纸烟,不是烟袋。所以他所说的一袋烟工夫,很可能是他后来的感受,而且是纸烟的感受。这里我们就必须考虑下列几个因素:纸烟的燃烧时间和一袋烟的燃烧时间,有多大差异;童年的时间观念和空间概念与成人之后的时间观念和空间概念,有多大差异。我说这些,只是举个例子,意在说明我们必须让现实语境和历史语境展开对话,在对话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葛校长要求我们沿济河一线,将寻找范围扩大、再扩大,是极有前瞻的。”

董松龄说:“所以,我反复强调,要拉网排查。”

汪居常看着葛道宏,说:“依我对葛校长指示神的理解,这个拉网排查,可以分为两部分:既指实地搜查,也指资料搜索。这不,一查就查出了线索。这里我得感谢《地方志》郜扶先生。在郜扶先生帮助下,我们在济州地名委员会资料库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军马场所在的道路,不叫仁德路,而叫育德路。说到这里,我们得感谢唐风先生。唐先生上次提醒我们,‘育德’二字,出自《易经》:‘君子以果行育德。’唐先生说,育德育德,所育何德?不就是仁德吗?这个解释太重要了。也就是说,程先生所说的仁德路,很可能就是育德路。唐先生,您要补充一下吗?”

唐风随口吟道:“得其所当行,决而不疑,谓之果行。信其所自有,养而不丧,谓之育德。”

出于对知识的敬仰,他对唐风立即刮目相看。对不起,唐风,我以前总觉得你是装神弄鬼。当然,与此同时,一个念头生起:莫非程先生真的记错了?把育德路记成了仁德路?

汪居常说:“但是,《地方志》上的说法,还只是个孤证。众所周知,历史学研究有一个重要原则:孤证不立。在逻辑学角度看,如果只有孤证,那么这个结论是不可接受的,它在逻辑学上被称为弱命题。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郑重感谢葛校长了。葛校长曾主编了一套书,是历史学家们的回忆录。因为是葛校长写的序,所以我把这套书买了下来,其中有山东大学教授徐凤良的一部回忆录。徐凤良本人已经作古,书是由他口授,由学生执笔,但又经过他的审校的。他在书里提到,小时候曾在育德路上拾过马粪。为什么要跑到育德路上拾粪呢?因为育德路上的马粪最臭,肥效最足。为什么那里的马粪最臭呢?因为路过那里的马都是军马,除了吃青草、干草、麦秸等粗饲料,还吃豆饼、谷子和玉米。他说,育德路上的马粪,历来是人们争抢的对象。运气好,你还能从马粪中拣出没有消化完的豆饼、谷子和玉米。徐凤良教授在书中还写到一个细节,有一次为了抢到一抔马粪,几个小伙伴竟然扭打了起来。这时候从旁边一个大院里出来一个人,骑着马,挥鞭将他们赶散了。鞭梢到他妹妹的脸上,把他妹妹的耳朵都打聋了。徐凤良特意提到,这个挥鞭的人,就是程会贤。”

葛道宏说:“凤良此言,传出去不良,传出去就成了风凉。汪主任跟他的家属联系一下,再版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要去掉。”

汪居常说:“我回去就打电话。好,这是第二个证据。当第三个证据出来,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了:所谓的仁德路就是育德路。这个证据就是程先生老家程楼村人在‘文革’时期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在墙上的《三字经》。这份材料也是郜扶先生提供的。郜扶先生与程楼村的一个民办教师是高中同学,这份《三字经》就出自这个民办教师之手。”

郜扶先生说:“不是他一个人写的,是民办教师的集体创作。”

汪居常说:“大家打开资料袋看一下。现在,资料袋里装了两份《三字经》,一份就是原来贴在墙上的那份,另一份是郜扶先生改写过的《三字经》。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最早的那份我们看完之后就要销毁了。”

它的标题非常刺眼,名为《程贼会贤批判书》,是程楼村“批林批孔”运动的“重要成果”。郜扶已在一些句子下面画了红杠,并且写下了较为详尽的批注。郜扶的笔字不错,学的是舒体:

人之初,本善。说这话,真蛋。

阶级分,胎衣辨。民族恨,父子传。

本草程,晋人后。明万历,大槐树。(本草程氏皆明万历年间山西洪洞县的移民。民间称为大槐树移民。)

拴着手,拉着走。骑着驴,牵着狗。

到本草,兄弟俩。程楼村,老大家。(落户程楼村的是程氏兄弟中的老大。)

代代传,贫与下。迄作辈,整十仨。(“贫与下”指贫下中农。“作”字辈是程楼村程氏的第十三代。“十仨”,本草方言。程会贤的父亲是“作”字辈,名程作庸。)

程作庸,好人缘。会看病,善诊断。(程作庸是济州有名的中医。)

攒俩钱,置家产。育德街,盖大院。(此育德街,当为育德路。)

戊戌年,娶了亲。资本家,老丈人。(程作庸于1898年成亲,夫人即济州灯泡厂某股东的女儿。)

从此后,忘了本。恩义绝,本草根。

冬月里,生狗娃。貌虽憨,还属狼。(程会贤将军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冬月三十日,即1899年,属狗,名就叫小狗。)

七岁上,就打架。不读书,净挨骂。

及弱冠,当了兵。又怕死,又贪生。

谁的话,都不听。只听谁?蒋中正。

走起路,小碎步。见了官,就磕头。

升了官,楼上楼。坐的是,四轱辘。

无廉耻,枉姓程。名会贤,实雄。

气死了,程作庸。捎个枣,算送终。(程作庸死后,程会贤将军没有回家奔丧。只寄回了一些丧葬费。本草方言中,“仨核桃俩枣”形容寄回来的丧葬费数量不多。)

真孝顺,真日能!睡窑姐,下野种。(“真孝顺,真日能”皆为反话。“日能”系本草方言,意为“有出息”。“睡窑姐”自然是对程会贤将军夫人的污蔑。“野种”则是对程济世先生的污蔑。)

回济州,当大官。百姓们,尽遭难。

该死的,程会贤。枉为人,不要脸。

育德街,养犬马。济河上,弹琵琶。

小日本,打来了。国难财,可劲花。

楼外楼,松外松。镶金牙,吃长生。

大白天,点着灯。炕上睡,狐狸

……

这个“三字经”一直写到程会贤将军败走台湾为止。他草草地又看了几行,越看越觉得荒唐可笑,荒诞不经!他理解了葛道宏的说法,这些资料只能在这里看,不能带出去。他看了一眼资料袋上的拉链,那把锁。拉链是黄的,锁是黑的。他刚才还觉得很难看。而此刻,他对它们满怀感激之情。金圣叹的一句话跳了出来:“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这么想着,他已经掏出了打火机,手指一抖,火苗一下子蹿了起来,差点烧着他的眉。他草草地向后翻着,突然又看到了一段文字。原来,那是郜扶根据上面的“三字经”撰写的程会贤将军小传:

程会贤,1899年1月11日生于济州本草程楼村。1923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1926年应蒋介石之邀赴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1929年回南京,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技正(相当于工程师)。1932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济州行营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1940年任济州市长。1941年10月1日,日军进攻济州,时任市长的程会贤进驻国民第三集军司令部,商量抵抗事宜。1942年任济州市军政长官。1944年4月17日,日军调集六万余人再次入侵济州,因寡不敌众,程会贤不得不率部转移。1945年日军投降后,程会贤回到济州,兼任济州大学校长,为期一年零三个月。1947年首次赴台湾,随台湾省军政长官陈仪从日本人手里接收政权。1947年底回济。1948年解放军接管济州,程会贤率部弃城南下,后栖身于广西桂林明月寺。1949年去台湾,曾出任台湾“中央文化书院”市政系主任。1962年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考察。1970年后,历任华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央文化书院”市政研究所副所长、国民务顾问。1992年病逝于台湾,终年93岁。

这段文字后面,就是郜扶修改过的版本:

人之初,本善。相近,相远。

一方人,水土连。同根生,不相煎。

本草程,晋人后。明万历,大槐树。

拴着手,拉着走。骑着驴,牵着狗。

到本草,兄弟俩。程楼村,长兄家。

代代传,皆友善。迄作辈,整十三。

程作庸,好人缘。会问切,善诊断。

娶娇妻,戊戌年。人贤惠,美名传。

育德街,风尚好。邻里间,皆礼貌。

你让梨,我让桃。父子亲,妯娌孝。

冬月里,会贤生。垂肩耳,印堂明。

过三岁,礼仪行。读四书,读五经。

夫子话,记心中。人道是,小孔融。

二一年,赴金陵。苦攻读,忧国命。

不图官,不图财。图的啥?学艺

走到哪,学到哪。师何在?三人行。

交朋友,义气重。同武,身板硬。

苦口,利于病。逆耳言,方为忠。

二九年,学业就。展宏图,赴广州。

革命军,马前卒。受重用,司令部。

与兵士,同甘苦。不坐轿,不住楼。

走起路,一阵风。讲起话,声如钟。

故乡人,腰杆硬。教子孙,学贤兄。

忽一日,先父崩。闻噩耗,泪水涌。

忠与孝,难两全。家国事,国为先。

忽一日,派人来。道是谁?侍从也。

送米面,送大洋。谢族人,谢乡

转眼间,风云变。归乡路,且漫漫。

重抖擞,领将命。赴国难,至金陵。

一路上,风雨浓。听民意,恤军情。

打起仗,真英雄。天地人,皆动情。

应物兄不由得叫道:“好文章!情真意切,珠玉满盘。怎么不往下写了?”

郜扶拱手说道:“草草写了几行,不成敬意。还有待应物兄先生斧正。”

他说:“只字不改,已是好文。”

郜扶说:“不敢。只字不可更改者,经文也。还请应先生教我。”

见众人都将目光投来,应物兄也就不再推辞,说:“最后一词,不妨稍作调整,可将‘动情’改为‘动容’。”

郜扶说:“‘动情’与‘军情’确有重复。尊敬的应先生,这么理解对吗?”

虽然听出郜扶略有嘲讽之意,但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他就说:“郜先生从谏如流,海纳百川,可敬可佩。还有一层意思,请郜先生斟酌。‘动情’常指慕,多用来形容男女之情。‘动容’就庄重多了,也高雅多了。”接下来的话,他就不便直接对郜扶讲了,只能对费鸣说,“鸣儿,‘动容’出自哪里,我一时想不起来了。”费鸣显然知道他的用意,很诚恳地说:“请应老师教我。”他就挠着头,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出自《孟子·尽心下》。‘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意思是说,道德的最高境界,就是举止、仪容都符合礼的要求。”

葛道宏说:“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好!”

汪居常接下来说:“资料弄齐了,接下来就是纲举目张了。这个军马场呢,作为一个地名,是在1950年消失的。原来里面就有一片烟田,现在它整个变成了烟田。同时消失的还有育德路。我们初步认定,育德路是和军马场一起,被翻挖成了烟田。这片烟田沿用了育德路名字中的‘育’字,叫育红烟田。育红烟田面积不大,名气很大。马尿浇出来的,地壮,烟叶也就长得好,人称马尿烟叶。好啊,咖啡有猫屎咖啡,烟叶有马尿烟叶。这里我们还得感谢刘向东教授。育红烟叶的资料,就是刘向东教授提供的。济州卷烟厂最早生产的特制烟卷,使用的就是育红烟田的烟叶。不过,育红烟田在1959年就消失了,原来的烟田上面建起了几座炼钢炉。当时的报纸有点夸张,用的是‘万座钢炉’的说法。哪有那么多?没有。但它由此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钢花村。为了方便运输,通往钢花村的几个胡同也被打通了,打通了的胡同拥有了统一的名字,跃进路。也就是说,济世先生提到的帽儿胡同,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消失的。”

钢花村?这个名字很熟啊!

乔木先生经常拿麦荞先生开玩笑,说麦荞先生也是个大诗人呢。麦荞先生最有名的诗歌名叫《炉火写春秋,钢花舞风流》,曾收入著名的歌谣集《红旗飘扬》。果然,现在的资料中就有麦荞先生这首诗:

呜隆隆,呜隆隆,一阵震耳鼓风声。远听就像机器响,近看是人来带动。牛欢马叫人欢笑,钢花村里钢花红。世界和平有保障,英美气得心口疼。

应物兄在心里顺便将“心口疼”改成了“心口痛”,使它更合韵辙。随即又觉得还是别改了,因为这首诗的韵本来就是乱的。

汪居常说:“大跃进运动偃旗息鼓之后,钢花村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牲畜良种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配种站。济州土话中,牲口配种就叫‘赶苗子’,所以老百姓又称它为苗子铺。郜扶先生编辑的《济州地方志》,采用的就是苗子铺的说法。‘文革’期间,跃进路改成了反修路,但苗子铺还叫苗子铺。苗子铺的消失是在1979年10月,此前苗子铺里最后一匹种马,最后一头种牛,被人赶到肉铺宰杀了。然后呢,在苗子铺的原址上建起了妇幼保健医院,门口的那条路也改称为健康路,同时更名的还有反修路,它改称富民路。各位专家同仁,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地名的每一次更改,都伴随着拆迁和重建,这使得我们的寻找变得异常艰难。”

说着,又哽咽了。

趁他哽咽的时候,城建局局长张波要说话了。人家先咳嗽了一下。好像还不能算咳嗽,只是清清嗓子而已。但效果相当明显: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张局。葛道宏说:“张局,指导一下?”张局抬着眼皮,说:“说我?”好像自己并不想说话。董松龄说:“张局做点指示嘛。”汪居常迅速停止了哽咽。出乎意料,张局竟然开篇吟诵了两句诗,是顾城的诗,当然经过了改装:“黑暗给了我们黑的眼睛,我们要通过地图,找到光明。”

张局从自己的黑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又从牛皮纸大信封里取出三张地图:两张是影印的,一张是新的。地图摊到了桌上,因为有点翘,葛道宏把铃铛拿过来,当成镇纸压到上面。郜扶先介绍说,一张地图是1953年的地图,是建国之后济州的第一张地图;一张是1997年印制的地图,因为香港回归了,全国各地都印制新的地图。

张局说:“说是寻找光明,可是一看地图,眼就花了。你们可以看一下,别说仁德路难找了,就是省委大院,你一时也找不到。所有的方位都变了,所有的路名都改过了。而且,周围的地形都不一样。1953年,省委大院位于市区西北部,现在刚好调了个角,跑到了东南部。地图上的河道都不见了,现在只剩下了一条济河。省委大院原来是依山而建,所谓易守难攻,最早是程会贤的官邸。现在,那座山早就无影无踪了。那座山当初虽然处于市区西北,名字却叫南山。南山所在地,现在虽然处于东南部,却有一个名字叫北海,这是因为省委大院的北边有个湖。它其实是人工湖。因为这个湖,这一片就成了北海区。”

张局感慨道:“什么叫天翻地覆慨而慷?这就是了。”

郜扶也感慨道:“沧海桑田。”

张局说:“顺便透露一个数字。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以来,济州城消失的街道、地名,就有六千七百多个。其中三千多个是最近三十年消失的。”

郜扶说:“张局说得对。昨天统计出来的最新数字,明清以来,消失了七千一百多个地名、街道、小巷,其实不能说消失,因为很多只是改了地名。”

汪居常说:“好在有些地方没有改动。苍天有眼,最重要的东西,坐标系的东西,总是能躲过历史的暴风骤雨,比如济河,比如皂荚庙。程先生也是多次提到皂荚庙的。”

是啊,程先生说过,皂荚庙那几乎是程家的家庙。

等一等,怎么提到了皂荚庙?难道程家大院,就在皂荚庙?这是不可能的。程先生曾说过,从他们家到皂荚庙,中午要吃一顿饭的。

他正这样想着,汪居常已经开讲了。

汪居常说:“我们都知道,皂荚庙就是智能寺。通过济州师院的宗仁府教授,查到了智能寺与济州基督教会的交往材料。宗仁府的一个学生,就是研究济州佛耶交往史的。根据他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得知,皂荚庙离程家大院并不远,用程先生的话说,就是一袋烟的工夫。皂荚庙自古与慈恩寺面和心不和。佛门也要争宠的,争谁的宠?官家的宠。后来就不争了,因为皂荚庙成了程家的家庙。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本来要请宗仁府教授来讲的,但他外出讲学了。这方面的资料,我随后会发给大家。现在要说的是,根据皂荚庙的位置,现在我们基本可以断定,皂荚庙附近的大杂院里,必有一个院子,就是昔日的程家大院。我的几个弟子、刘向东教授的几个弟子,已在那里进行了拉网式调查。我的意见是,明天上午,我们这些人在这里集中,然后一起驱车到皂荚庙,在那里来个现场办公。我们也到那些胡同里走一走,看一看。礼失求诸野,学问也可以求诸野嘛。那里有个茶楼,茶饺做得相当不错,我请大家在那里吃茶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在那里还可以吃到正宗的套五宝。如果你们觉得可以,我现在就派人去说,将套五宝提前准备了。”

他还是忍不住问道:“居常啊,你是说,仁德路与皂荚庙相邻?”

汪居常说:“所以需要实地考察嘛。”

他又问:“是铁槛胡同附近的那个皂荚庙,那个智能寺?”

汪居常笑了,把头朝他这边伸过来,说:“济州应该只有这一个皂荚庙吧?”

他还是把程先生抬了出来:“程先生说过,从他们家到皂荚庙,要走很远的路,途中要吃一顿饭的。”

葛道宏摇了摇铃铛,说:“那要看吃饭的是谁,什么时候吃的饭,吃的是什么饭。如果是婴儿,那吃的就不是一顿饭了。吃嘛,几分钟就要吃一次的。还要看是怎么走过去的,骑马?坐轿?坐车?还是步行?总之,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我历来主张,要历史地看问题。什么叫历史地看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不能盲人象,要有一个整体主义观念;不能刻舟求剑,要有一个发展主义观念;不能削足适履,要有一个现实主义观念。‘三观’统一了,事就好办了。”

听上去很有道理。

但是,他依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不过,就在那一刻,他没有能够再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这是因为另一种感觉突然袭击了他。那感觉,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它是如此迅猛,简直要横扫一切。它来自个人历史的幽暗空间,来自潜意识的最深处。他要阻止它,但已经来不及了。哦,应物兄!几乎与此同时,在我们应物兄的眼前,已经洋洋洒洒地下起了一场大雪。雪的洁白没能把他个人历史的幽暗空间照亮,反而使它更加混沌。那个混沌!不明不白。丑,令人难堪,脏,令人恶心。他的,它还有声音呢。在沙沙沙的雪声中,乔姗姗的娇喘呻吟,刺激着他的耳膜。

他闭上了眼睛。

他两只手同时启动,将耳垂叠向耳孔,并且死死地按住。

随后,他听见葛道宏说:“明天上午,我要与省教委的人见面。下午吧,下午我和大家一起去铁槛胡同。汪主任,你接着讲。”

汪主任没能接着讲,因为突然有人在门外喊了起来。是邬学勤教授。邬学勤教授的话令人费解,因为他说的是:“手表没了,怎么上课?”接下来,竟然冒出来两句英语,语速极慢,看过英语动画片的幼儿园小朋友都应该能听懂的:“I’m angry!angry!”语速极慢,随后是中英文的结合了:“Teacher wu 非常angry!”哦,原来上次跳湖的时候,他把手表掉到湖里了。怕他再闹出乱子,后勤处答应帮他捞出来,他竟然当真了。对了,有一点忘记说了,后勤处有专门负责镜湖的科室,它就在这个近现代历史研究所的隔壁。

在场的人都对邬学勤表示反感,议论纷纷。有人说,这个老邬,百无一用。有人笑着说,直接把这个老邬送到神病院算了。城建局局长张波的话最有爆发力:“嗨,对付这样的人,有时候就需要从顾城先生那里借把斧子。”

只有应物兄对邬学勤的出现心存感激。因为耳孔还被他的耳垂堵着,所以他的自言自语放大了,简直是震耳欲聋:老邬百无一用?不,他刚好把我救了出来。他说得没错,他的思维确实就此从那个混沌中跳出来了。这不,他的眼睛已经睁开了。他的双手搭成一个拱桥,支着半边脸,倾听着门外的动静。

他听见葛道宏说:“送神病院?不,不,不。”

只见葛道宏侧身,从博物架上取下那个铃铛,举起来,看看上面的铜舌,又放回去了。然后又取下那个拨鼓。几十年过去了,声音竟然还很响,很清亮:拨郎噔,拨郎噔,拨郎噔。有一点,是我们的应物兄不知道的,那上面蒙的其实是程先生说过的蚺皮,而且用的是最好的皮,即接近门的皮。

葛道宏说:“这么好的反面教材,你哪里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