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顺利地渡过修水,在山地走了三、四天,到了一个纵横五六里的大田坝,田坝中有个大村镇,镇中有好些高大的房屋,其中有个特别高的,顶上耸着十字架。

按照老规矩,北进的罗霄纵队,不仅要执行打仗的任务,还要发动众、组织众、武装众,开展土地革命。每天宿营后要调查土豪。这项工作由各宣传队兼任。陈廉率领的宣传队,对这项工作既熟悉又努力,每次都出完成任务。这天,他们仅用一个多小时就把情况了解清楚了。尔后,陈廉带了一个宣传员到政治部民运科。这时民运科已经来了很多人,他们有的是宣传队员,有的是供给员,管理员。民运科长看到人到齐了,就以兼任没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开会。并叫第一组作调查报告。

陈廉把日记本子拿出来,大声说:“先说教堂,牧师是意大利人,名叫贝尔克。人们叫他贝尔克牧师。他到这里有十年了,来此之前,这里虽然建立教堂二三十年了,但信教的人不多。他来之后,常常接近人,讲他那套道理。看到读书人,就送一本福音书——不管你看不看。他为了教人信教,除了讲他那套耶稣救世主外,还吹捧蒋介石宋美龄,说他们是了不起的人,他们都信耶稣,大家为什么不信耶稣?他还能讲不少中国话,又办了一个福音学校,不收学费,这样好些穷苦的人就送孩子去上学,接受他那套宣传。最近六七年,放了好多高利贷,但自己不出面,都经过教友,可是老百姓都知道是他放的。利息起码三分,最高到七分,他有两匹马,几个羊,吃的穿的用的差不多都是从外面买来。我看贝尔克不是简单的宣传宗教,政治上是同情蒋介石,经济上搞封建剥削的。”

民运科长有点激动,急切地说:“这样的牧师,过去我们调查过。也没收过不少天主堂、福音堂,他们到中国主要是搞文化侵略,但为宣传耶稣教义,有些人还做点好事。我听郭司令说,在满清科举时期,他们在中国办学校,不仅读孔夫子,还要学算术理科。过去中国出版的自然科学,有不少是传教士从国外翻译的。那时候他们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自觉地起了和他们原来目的的相反的作用。象贝尔克这样搞封建剥削,劝人拥护蒋介石的牧师不多!真坏透了,等下讨论如何处理。”

陈廉继续说:“贝尔克两天前听说我们到石霖,就骑马往南昌去了。现在只有两个中国教徒和三四个工人。”

陈廉接着报告了一个大土豪,名张全光,老百姓都叫他张百万,是县里第二个大财主。有水田六百五十亩,有五百五十亩出租,牛五头、马三匹,请了五六个长工,买了三个丫头,放了两万多块钱高利货,他有很大势力,不只老百姓怕他,就是县长到任,也要拜访他。县的事,要他同意才能办。他家里平常象个衙门,经常有四五个人跑,对老百姓,尤其租户债户,有一点不如意,就抓起来,轻的关牛栏猪栏,重的打屁股,罚款,有时候还要送到县衙门去。这一带的老百姓,怕得要死,也恨得要死。前年冬天,有个晚上,不知道什么人,在他后门上贴了一付黄纸写的挽联。上联是“早死一日天有眼”,下联是“迟留半载地无皮”,横批是“当大事”三个宇。对子还落了款,上款是“张全光先生千古”。下款是“江右余生敬挽”。门口外面不远,插了一块木灵牌,写了他的名字。第二天上午,他看到这付对子,气得直咬牙,马上撕了,同时叫长工把木灵牌烧掉,长工去拔灵牌,又发现灵牌背后有张黄纸,送给他看了一下,是他的姓名和生庚八字,他骂道:“哪个王八!我没有挖你的祖坟,你却来埋我的生庚八字!”但又不知道是谁干的,没有地方出气,就指着长工的鼻子大骂起来:“你这个短命鬼!怎么这样的东西也拿给我看!”

长工说:“我没读过书。”

张全光更火了,“你没读过书,难道黄纸也认不得!”

张全光认为长工给他晦气,会招不祥之祸,立即赶出门,并请了十几个道士,做了七天道场,演了三天大戏,以辟邪消灾。

张全光家里除工人外,有二十一口,一个儿子在上海什么大学读书,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南昌读书,他父亲母亲,都七、八十岁了。早不管家了。他一家人都在昨天下午和今天早晨,跑到县城去了,现在看家的是管家。

还有一个土豪叫李福才……

接着是第二组报告。

“关于张百万的情形,要补充一点,就是他还在本街和别人合伙开了一个杂货铺,资本他占一半,约一万元,我刚才走到他店时,铺面很漂亮,店员都在。其他情形,同第一组调查的完全一样,远近的老百姓都知道他——我们在昨天就知道他家里的大概情形了。”

民运科长收集完材料后,叫大家讨论一下,都认为天主堂和张百万李福才家,都要没收。并决定第一组到天主堂,二三两组到张百万家,第四组到李福才家。

大家正要走,第二组组长问民运科长:

“张百万在街上开的商店怎么办?”

“不能没收。”他肯定地说,“只没收他家里。凡地主兼商人,只能没收他封建剥削部分,不能没收他商业资本的部分,我们一路来都是这样。”

“我懂得你的意思,不过张全光和一般地主兼商人不同。他是一个凶恶的地主,是个恶霸。”

民运科长没马上回答,陈廉轻轻摇了两下头,说:“那也不行。”

“怎么不行!”第二组组长提高声音对着陈廉,“难道张全光是一般的地主兼商人?”

陈廉也不让步:

“我看是不行。张全光凶恶,可以把他的封建剥削部分统统没收,如果没收他的商业资本部分,是违反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策的。”

“政策也不能用到张全光这样的恶霸头上。”

“我也讲不出多少道理,总觉得这样不好。同时我们从这里路过,没有多少时间作宣传,所以更不能这样。”

到会的人,有赞成第二组组长的意见的,也有赞成陈廉的意见的,民运科长站起来说:

“我觉得把张全光的商店没收是不好的。这正象小陈说的,违背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策,我们现在干民主革命,主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地主兼商人,只能没收封建的部分。好些年来,我们都是这样办的。去年十月我们到萍乡,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政治部就讨论过这样的问题,黄主任的结论是不能没收。他还讲了个例子,一九三○年春,红四军由闽西进到赣东,有个支队没收了一家地主兼商人的资本部分,纵队委立即给支队长支队政委停职一个月的处分。至于张全光,虽然有些不同于一般的地主兼商人,但他的商店。总是商业资本部分,同时他的商店是同别人合开的,我们从这里路过,没有时间把他那一部分财产清出来,也没有时间讲清道理,所以我不主张没收。等一会我向黄主任报告一下。”

会议结束不久,天主堂及张百万、李福才家的大门外,来了许多人,有没收委员会的,有供给人员,有宣传员,有衣履褴褛的贫民。小孩子突出两只大眼珠,向门探望,但门口有卫兵,一般人不能进去。

首先进大门的人,是没收委员会的,他们进去后,只见屋不是美丽的衣柜,大床,就是巨大的谷仓米桶。不是鸡,就是鸭。有些人好象不知从哪里下手。陈廉忽然想到渡修水前两天的夜行军和急行军来。渡修水后又是在山沟里行军宿营,三四天以来,不是少水就是缺菜。大家没有好好吃顿饭,这一天他虽然不担心没有米和肉吃,但却担心吃饭太慢,于是建议:

“先搬米粮鸡鸭,好早点煮饭。”

民运科长同意了。他几个箭步跑到大门口,叫道:

“供给员进来。”

“来了”

等在门口的人携箩带筐地进去,挑出一石一石的白米、腊肉、干菜来,随即又传出鸡鸭的鸣声,猪的叫声:

“宣传员都进来。”

“好!”门外的宣传员拥进来。

陈廉向他们说:

“把衣服和轻便的用具都搬到戏台上,准备分给老百姓。”陈廉又吩咐几个宣传员,号召老百姓开大会。随即跑到杀猪的地方,见到大块大块的肥肉堆在桌凳上,他问管理员:

“有猪肉分给老百姓吗?”

管理员指着那一大堆肥肉说:“有,多得是。”

“怎么没有的?”

的,各个伙食单位要吃。”

“也不能只把肥的和皮分给老百姓!”

“我们人多,天天走路,也要多吃点的。”

“我们当然可以多吃点的,但老百姓也要分一点,不然,老百姓一定会说,我们不要的东西才给他们呢。如果我是老百姓,吃了也不领情!”

“哪里?”管理员还是不大同意地说,“老百姓一年吃不上几次,分到肥肉和皮,就是福气了。哪有不领情的。”

“伙计,你的话有点不对头,我们打土豪分肉给老百姓,不仅仅是为了要他们领情,更重要的是同情和体贴穷苦人,为了发动众。我看这样不大好,如果科长知道了,一定不会同意。”

管理员觉得陈廉的话有道理,同时他怕科长知道这件事,就同意他的意见,陈廉带了几个人扛了好多猪肉就去会场了。

会场是个戏台,台前小广场,老老小小,到了几百人,民运科长正在台上大声讲话。他走上去,同他说分给众的猪肉都准备好了。民运科长很快结束讲话。陈廉接着说:“今天要分猪肉,凡是到会的,每家一人,站在戏台前面,等一会跟我走。其他的人,散会回家。”

会场中立即有三四十个人站在戏台前,陈廉带他们到屠案前,叫他们列队。这时管理员已经在那里准备好了,他身旁还站着三二连指导员张洪海,手里拿一把屠刀。

陈廉见到他的模样,问:“老张,你也来,你连里还没有猪肉?”

“我不是为我连分猪肉,我们连已经分到了,”他左手向街道左前方指了一下,“听管理员说,老表要来这里分猪肉,我来帮帮忙。”

“你帮得上吗?会用屠刀吗?”

“你看看罢!”

陈廉转向老表,开始召唤。老表很有次序,叫一个来一个。第一个来了,张洪海问他:

“你家里几口人?”

“老小五个。”

张洪海准备下刀,又同陈廉说:“这里大约有三百多斤肉,一口人能不能分一斤?”

陈廉眉头一皱,说:“可以,可以。”

张洪海高举屠刀,用劲一砍,又割两下,对老表说:

“拿去,不用过秤了。”

陈廉看到了张洪海的刀法,惊奇地对他说:

“你真有两下!”

“会一点而已。”

第二个老表第三个老表按次序来了,每来一人,张洪海先问家里有几口,然后下刀,都不过秤。老表欢欢喜喜地拿走,他们都相信红军手快刀利,不会少斤缺两。

因为不过秤,肉分得快,将近黄昏,老表都走了,陈廉和张洪海准备回队,他俩边走边聊:

“老张,我以前只知道你会打仗,会做支部工作,今天才知道你还有这一手。你可以称得上是‘一刀屠’呀!”

“哪里!”张洪海有点不好意思,“什么‘一刀屠’?我只是估着下刀,多砍一点,反正是土豪的。”

“看你下刀有劲又准,你怎么会的?”

“小学毕业,就跟父亲种田。伯伯是屠户,他有时叫我帮忙,我看他下刀,他有时也让我动手,就慢慢学会,也有劲了。当兵以后,学刺杀,打手榴弹,劲更大了。”

“难怪,你还是家传呀!你把手艺和众工作结台起来了。今天众大会分猪肉,你不请自来,分外光彩。开始我还以为你要捣什幺鬼哩!”

两个人谈了几句就分手了,张洪海离驻地只二三十步,一提脚就到了。陈廉要走到街那头,有半里地,快到家,看到左侧铺店房顶后面高高竖起的十字架,就从小巷进去,走到天主堂门前,看到老表出出进进,他兴头又来了,大步进去。

不看则已,看了叫他一惊。玻璃门窗,好多煤气吊灯,通通打破了,能搬的东西搬走了,搬不动的也打破了。虽然快黄昏,还有不少人,更多的是儿童和小青年,从这间房到那间房,从楼上到楼下,翻东倒西,地下满是玻璃碎片,纸张图书,就是耶稣圣像,也被踏脏踩乱。

陈廉看到老表来打“洋土豪”,就说:

“老表,你们为什么不把东西搬回家——却把它砸破?”

老表看着陈廉,中等个子,脸庞稍圆,眼睛清亮,讲一口吉安话,既易懂,又和蔼。他们一拍即合,坦率地说:

“这里搬得动的东西,先来的人早搬走了,现在砸破的是搬不动的。”

“搬不动就搬不动,为什么砸破?”

“红军兄弟,你不知道,我们欠了洋人的钱。”

陈廉早就知道天主堂教主放高利贷,同情地说:

“难怪你们要出口气。”

“出口气是小事,我们还不起洋人的帐。”

“砸了他的玻璃,煤汽灯那些东西,就……”

“就是因为还不起。”老表放低声音说,“砸破他的房子和用具,他知道房子不能住,就不会回来了。他不回来,还他的球!”

“喏!这个道理。”陈廉又提醒一下,“传教士还是可能回来的。”

“回来也找不到我们。”

“我们不怕。”又有些老表说。“如果他真回来,在快到的时候,我们就起阵风。说红军游击队要来了,他就不敢回来了。”

“你们自己斟酌罢!”

陈廉身边的老百姓越来越多,他忘记了疲劳,拉呱好久,有些人还在翻破烂,他本想从天主堂找些自己作宣传有用的工具,天黑了,屋里光线太暗,找不着,便回政治部了。

刚刚到家就开饭了。这一餐是猪肉鸡鸭一锅煮,大家“不亦乐乎!”

饭后,他作了第二天的行军宣传准备,就和衣睡在早已安排的门板上,只盖一床三层布夹被。

正睡得香,隐约昕到起火了的声音,他醒了,揭去被子,爬起来,许多人都起来了,走出门,向卫兵指的方向一看,正是天主堂起了火。他和几个人拿起水桶,有的从大水缸打水,有的到井边汲水,走到天主堂,看着许多老表在火光周围欢呼,陈廉大声向他们请求说:

“老表,救火!救火!”

老表被红军紧张的动作弄得一时茫然,以为得罪了红军,无从回答。他们有些人在黄昏时同陈廉谈过话,对他有一个好印象,现在在火光中更看得清楚,有两个老人走到他面前,不由分说,双膝跪下。陈廉仓皇去扶,连声说:

“老伯起来!起来!有话好商量,好商量。”

他们起来了,带着哀求的口气,连声说:

“老总,救命!救命!”

这时还有许多来救火的红军,看到老表要求红军不要救火,也弄得不知所措,只好观望,陈廉诚恳地说:

“老表,有什么事,你们慢慢说吧。”

老汉还是紧张,要说也说不出,旁边一个青年接上来说:

“我们这里有好多穷苦人借了天主堂的钱,每月要付利钱。我们三餐稀饭。那里付得起。如果现在不平了它,洋人回来了,我们就会死。”

陈廉觉得烧房子是不好的,尤其在他们从这里经过,必然会给敌人以造谣的资料。陈廉读过苏维埃许多法令文件,知道烧房不对。但在情激愤老表面前,也毫无办法。他们既不主张烧房子,也不能再叫救火,于是火越烧越大。

“管它!火是老百姓点的,我们勉强去救,反而不好。”一个红军战士说。

他们一个一个走了,火光依然熊熊,火舌上升,不断着天主堂顶上的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