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丸案

千古迷离红丸案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七、八、九三个月,是明朝建国以来气氛最沉的三个月。七月中旬,当了四十八年皇帝的朱翊钧驾崩。朝野之间,抑欢禁乐,人人强作愁颜,来为大行皇帝举哀。紫禁城里孝幔低垂,香烟袅袅,一派惨淡景象。依明朝旧例,皇帝殡天后,皇太子朱常洛已于八月初一即了皇位。但万历的丧事尚未办完毕,新登基的皇帝却又突然病倒了,而且病势来得凶猛。太医院几位医术高明的御医同会脉后,连拟了四副重都没有扭转病情。皇帝气得大骂太医无用,而太医院院使亲自进宫去把脉,也没敢说出病因,只开了不少补元气的物,皇帝吃了毫不见起。到了八月十六日,宫传出消息,说皇帝已经起不来床了。

新君刚刚即位半个月就不能再理朝政了,这可急坏了阁的几位阁臣,因为每天由六部及各省督、抚呈上的奏折不下数百件,其中有不少是急待办理的,皇帝病倒,不能进行朱批,只好压着不办。阁首辅方从哲开始时倒还沉得住气,但几天以后也感到坐不住了。方从哲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资格入阁的,他在万历朝担任了七年首辅,很能处理君臣间的关系。万历皇帝三十多年不和臣见面,但方从哲替万历草诏的各项谕旨,几乎没有受到过驳斥,那是由于方从哲设法交结了万历最宠的妃子郑贵妃的缘故。万历驾崩后,方从哲扶持皇太子朱常洛登墓,原以为新君正值四十多岁的盛年,会励图治。亲自披览公文,省却自己不少麻烦。没想到这位新皇帝连万历都不如,万历虽然不理朝政,但总还能在草诏的圣谕上作作朱批,而这位新皇帝病倒后连朱批的能力也没有了。圣旨无法下发,国事无法料理。而六部九卿催促批复的奏折几乎天天摆满一桌子。最近连阁臣们也在背地里埋怨首辅办事不力了,怎不令他心急如焚?

今天:方从哲刚一来到朝房,廷就送来了一道紧急公函。打开一看。原来是皇帝有病乱投医,昨天竟擅自斥退了太医院医官,而请侍崔文升给他看病。崔文升开了一个方子,皇帝吃后大泻不止,一夜之间起厕三四十次,现已昏迷不醒,急请阁处置。方从哲看罢,心中又惊又气。惊得是万岁病危,社稷难以安定,气得是府二十四衙门,那么多官吏,竟不能劝阻皇帝,而让一个不懂医道的侍乱用虎狼。他一面急传太医院御医进宫抢救,一面通知阁阁臣赶到太和门前等候宣召——他估计皇帝如果病危了,一定会宣召阁臣布置后事的。

当方从哲带着阁臣们赶到太和门时,廷已经乱成了一,皇帝昏迷不醒,太医们束手无策,几次派人进宫催问抢救情况,始终未见回旨、而从太和门里不断传出的杂乱脚步声,说明情况危急。方从哲心中十分紧张,急切地等着太医的诊断结果。

天近中午了,几位御医才从宫中出来。由于首辅有话,要及时禀报万岁的病情,所以领班的御医特地来朝房寻找方从哲。这位御医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日与方从哲交往很深。所以说活毫不隐讳,刚—见面就压低了声音说:“上头的病不妙。”方从哲有些疑惑地说:“刚刚四十出头,怎会病成这个样子。”老太医摇了摇头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皇上损过重,常言道‘寿命之本,积自刚’,所以太医们一向使用固建中之类的物,为的是渐复其真之不足。这类物本是慢工,岂能神仙一把抓?皇上埋怨服之无效,而滥用泻,以致我们数月凋治之功毁于一旦。”方从哲从老太医的埋怨中已经感到不妙,不觉脱口问道:“莫非不好办了?”老太医叹了口气说:“如果不再乱用庸医,只以充血生调理,还是有望的,只怕……”方从哲赶紧接过来说:“我当进宫劝谏,请皇上按太医院的医案凋养。”老太医拱拱手说:“多蒙大人信赖。”说罢匆匆告别回太医院去了。

送走老太医,已经过了午时,方从哲匆匆用了一点午餐,正准备写劝谏皇帝相信太医院的札子,却听到太和门里一叠声的传呼,“皇帝急召首辅入宫。”从这道传唤看,皇帝确实是病危了,方从哲定了走神,待情绪稳定下来后,才随着前来引路的太监向后宫走去。

进了乾清门,后宫的气氛使人感到压抑。万历皇帝的丧事还没办完,后宫各院的门前还悬挂着长长的孝幔,盛夏天气,各殿宇的大门却都紧闭着。偌大一座宫院中,除了偶尔有一两名太监匆匆走过外,阗无人声。由于天热,宫院中那些名贵的花树,也都垂着叶子,好像在想什么心事。

朱常洛的寝宫在乾清宫西南的养心殿,此时殿门紧闭,还垂着一张大竹帘子,所以一进殿就给人一种郁的感觉。方从哲扫视了一下殿,没有发现一个宫娥侍,只看见殿中央龙案上,燃着几根龙涎香,一缕香气扑鼻而来,因而屋里的空气倒不显得污浊。引路太监轻轻走到西暖阁前,撩起了低垂的竹帘,只听新皇帝用微弱的声音传旨:“请方先生进来!”方从哲不敢怠慢,整了整衣冠,面庄重地走进暖阁,双膝跪倒,恭敬地说:“臣方从哲见驾吾皇万岁!”“起来,赐坐!”早有一名侍搬过一只雕龙硬木圆凳来,请方从哲坐下。方从哲这才低垂着头,用眼睛的余光偷觑了朱常洛一眼,只见他面苍白,三络长髯虽在病中,却梳理得十分整齐,头上缠着一块沾湿了的黄绫子,显然是为了降温。从这一切迹象看,皇帝的病虽重,却不象有致命的危险。朱常洛伸出有些颤抖的手握住方从哲,说:“朕这几日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临朝,一切大事都烦先生劳了。”方从哲赶紧接道:“万岁天恩浩荡,从哲敢不竭尽全力报效国家?”朱常洛说:“朝中政事先生可代朕朱批,太子生懦弱,也望先生扶持,后宫妻妾……”说到这里他感到气力不支,喘息了好一阵才接下去:“尚未来得及册封,先生可依旧例拟定名份。”这几句话无异是交待后事了,方从哲恭敬地聆听后安慰说:“万岁春秋正富,偶染小疾,原无大碍,望安心调养,千万不要误信流言,作践龙体。”朱常洛摇了摇头突然问道:“寿宫可曾齐备?”这一问使方从哲感到十分为难,他不知道皇上问的是已经驾崩的万历的寿宫还是他自己的寿宫,一时不好回答,思索了一阵才说:“万岁放心,大行皇帝已安葬完毕,天寿山地宫于前天开始复土……”,没等他说完,朱常洛已经不耐烦了,打断说:“朕问的是朕之寿宫。”方从哲慌忙跪倒在地颤声劝道:“太医院御医已禀报过,万岁目前不过是体质虚弱而已,哪里便有天崩地坼的事?”朱常洛厌烦地说:“太医院一帮庸医,朕信不过。”“万岁若信不过太医院,臣当传檄天下,广召名医。”听到广召名医几个字,朱常洛猛然想起一个人来,就问:“听说鸿胪寺有官员来进,如今为何还不送来?”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曾上本说他有仙方可治万岁病症,但臣与阁诸臣计议,以为不可轻信,所以已将李可灼斥退了。”朱常洛面露嗔,沉默了一阵才说:“太医无用,仙方又不可信,难道叫朕束手待毙?”方从哲吓得连连叩头说:“微臣怎敢?只是李可灼之言实不可信,皇上三思。”朱常洛挥了一下手说:“纵不能医病,也断不会要命吧?你传旨下去,朕要试试这个仙方。”方从哲知道,从万历的爷爷嘉靖皇帝起,就信奉道教,求炼长生不老的仙丹,这股风气由来已久,万历晚年几乎天天都要坐在丹房里与那些老道们一起炼丹,看来新皇帝也深谙此律,迷信“仙方”,这是难以劝阻的。只好推脱道:“待臣与六部九卿商议后,再来禀明皇上。”朱常洛说话太多了,感到底气不足,挥了挥手,示意方从哲不要再说。方从哲赶忙与几名宫娥伏侍皇帝躺好,看着他闭上眼睛,微微喘息,才磕了一个头匆匆退了出来。

接连三天,后宫里不断来人催问:“李可灼的仙丹是否送来了。”方从哲只是推拖,到了第三天下午,皇帝的亲随太监来到体仁阁,说皇上降旨,着李可灼速带仙丹进宫。方从哲无奈,只得与阁臣韩议定,由他二人陪同鸿胪寺丞李可灼带所进之进宫见机行事。

鸿胪寺丞李可灼是个五十开外的老人,他面形清癯,举止飘逸,确有点道骨仙风。所进的“仙丹”盛在一个十分古朴的锦匣,方从哲打开锦厘,立即飘出一股沁人心肺的清香,使人感到五舒畅。再看那仙丹,却是一粒红得如同玛瑙般的丸,光泽晶莹,灼灼夺目,确实不像凡间所有,据李可灼讲:此仙方乃是他年轻时节在峨媚山采时得遇一位仙长所赠,所用料均采自神府仙境,非人间所能得到,能治百病。这么一说连方队哲也不能不信了,急忙带着李可灼来到了养心殿。

朱常洛显得比前几天更削瘦了,体质虚弱,竟连侧身半坐也觉困难,只好平躺在龙床上。但他的神智十分清楚,见方从哲与韩进来,劈头就问:“仙丹可曾带来?”方从哲跪着奏道:“李可灼已携仙进宫,只究竟能否治病,臣尚不敢妄言,请皇上明断。”这时,李可灼也捧着“仙丹”跪在了韩的后面。朱常洛示意把呈上来,方从哲赶紧回身取过匣,膝行到龙床前双手把递了上去。一名贴身宫娥接过匣徐徐打开,立刻全屋都迷漫起淡淡的清香。李可灼见周围大臣疑虑神,先自服一丸。大臣方才放心。而朱常洛一见仙润晶莹,就觉得不同凡响,况且此刻物的清香又使他顿觉舒畅,于是命人取水来,急匆匆地把吞下去了,整个西暖阁从宫娥侍到方从哲、韩都紧张地等着皇帝的反映,只有李可灼似乎有成竹,脸上呈现出一副自信的神。皇帝服下去,就闭上了双眼,有一刻多种—动也不动。守卫在两侧的臣子们有点沉不住气了,方从哲用眼示意传事太监看住李可灼,勿令逃走。就在这时,皇帝却睁开了双眼,呼唤宫娥携扶,想坐起来。方从哲刚要阻拦,朱常洛已经坐了起来,好像一下子健康了许多,脸上露出了笑容,连夸:“果然是仙,仙!”又称赞道:“李可灼是个大忠臣。”皇上的这番举动使方从哲、韩不能不相信仙的灵验了,二人齐声问:“万岁此刻感觉如何?”朱常洛说:“朕只觉遍体清凉,似再无虚弱之感。”说罢探出身来叫道:“李可灼!”李可灼伏地轻应:“微臣在。”朱常洛说:“朕服仙丹果然奏效,请你明天再进一丸来,大概就可痊愈了。”李可灼答道:“臣家中尚有一丸仙丹,但仙长曾指点过,需在第一丸后三天再进第二丸,臣当于三天后再献灵。”朱常洛说:“联病好后,一定给你加官进爵。”李可灼磕着头说:“微臣不求加官进爵,只愿万岁龙体得康复真元,就心满意足了。”朱常洛更是不断地点头称赞“忠臣,忠臣。”方从哲跪着扶住皇帝说:“万岁刚刚复康,还望息心调养。”朱常洛点点头说:“朕知道,你们跪安吧!”方从哲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带着二位外臣退出了养心殿。

农历八月末,是北京的金秋季节,在养心殿的宫院里,有几盆硕大的桂花正在盛开,金黄的花朵簇簇,馥郁的幽香弥漫庭院。大殿里,那紧闭了十几天的殿门已被敞开,任阵阵花香随风飘入西暖阁。朱常洛坐在龙案前,心境很是欢快。自吃了李可灼的“仙丹”后,不知为什么,疾病好似一下子被驱走了一半。两天来,他除了时常坐在龙案前养神外,居然还有两次走出了殿门。看到那生意盎然的桂树,他感叹由于有病竟然没顾上欣赏中秋的月。想想今天就是八月三十日了,李可灼的第二粒仙丹将要送来,心里更是高兴。

朱常洛和他父亲万历皇帝一样,十分迷信所谓的灵丹妙,这次吃了“仙丹”,病势陡然减轻,更使他对仙丹百般敬服。他清楚地记得十八年前,父皇万历也曾得过一场大病,当时已认为没有恢复的余地了,于是传了遗诏,把太子后妃托孤给首辅沈一贯。但一夜之间,病情突然大愈,据说就是吃了仙丹的结果。想到这里,他更希望快点得到第二粒仙丹,所以从上午他已派了六拨儿太监去催促方从哲,叫他火速传李可灼进宫。但现在天已近申时,李可灼还没到来,他不觉有点焦躁了,嘴里不断地叼念着“首辅误事”。直到申末时刻,太监才报道方大人、韩大人陪着李可灼在宫门前候旨,朱常洛迫不及待地说:“传!”

力从哲今天可为了大难了。三天前在皇上的催下,他引李可灼进宫献,虽然当时就收到了效果,但凭他多年的阅历,总觉得这似乎是心理作用所致,并不一定是的神效。回到府中后,就有几位心腹幕僚前来打听情况,他们与方从哲的看法一致,都劝方从哲不要再引李可灼进宫。尤其是太医院的几位太医,异口同声地否定“仙丹”的作用,他们表示,如果首辅再引入送什么“仙丹”,他们就集体上辞呈了。第二天又有几名给事中上疏,弹劾方从哲以首辅之尊,不能制止侍乱用虎狼,又滥引荒诞之人进宫献荒诞之,弄得方从哲有口难辩,所以他准备再次斥退李可灼。但从后宫传来的消息却是皇上已能下行走,这又使他对仙寄托着一线朦胧的希望。他也曾寻访了太医院院使,院使告诉他皇帝的复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太医院近来所献的医方起了效果,一种竟可能是病入膏盲的“回光返照”,无论怎么说也与仙不相干。这使方从哲一,时难以断定孰是孰非。今天一早,皇帝就派人催仙,方从哲是一压再压,企图拖延,但午时以后,皇帝催促更紧,并发下圣谕,如果阁阻拦进,就以抗旨欺君论处。他才无可奈何地将李可灼召到阁,再四叮问,李可灼力保仙丹有神效,方从哲这才拉上韩一同陪李可灼进宫。

进得宫来,见皇帝居然隐坐在龙案前,神气确比前天好多了。方从哲总算略微踏实了一点,心里又有点相信仙确有奇能了。今天进来的这粒红丸,比前次的略大一点,泽也更加光艳。朱常洛接过来后,仔细端祥了好一阵,脸上露出了一种难言的喜悦。宫女捧上淡人参汤,朱常洛很快地就着参汤把服下了。李可灼看皇帝服罢,跪请他上床休息,朱常洛却不在乎地摆了摆手说:“用不着,朕今天神很好,李卿献有功,来日定当封赏,”说罢,起身在地上踱了几步方步,又笑着对方从哲说:“方先生,你看朕明天是否可以临朝了?”方从哲娓婉地劝道:“万岁且再将养几日,待龙体大康后再临朝不迟。”朱常洛点头应允。为了不再使皇上过分劳累,司礼监随堂太监及时地截断了他们的谈话,把三位外臣直送到隆宗门才挥手言别。

九月初一,是新君登基一个月的喜庆日子。廷诸司见皇帝病势恢复得很快,决定连夜撤掉祭奠大行皇帝的孝幔。挂灯悬彩,祝贺新君亲政。所以紫禁城里八月三十日是一夜未眠,二十四衙门连夜布置装饰宫院的活动。御用监和司设监更是忙碌,把大量红绸、宫灯送到三宫六院。各院太监们来回奔走,挂灯的挂灯,送锦衣的送锦衣,生怕明天寅时二十四衙门总管太监检查时,挑出大病。忙碌到后半夜,乾清宫前突然出了乱子,只见四名年青力壮的太监飞跑着往各宫传旨,着立刻停上张灯结彩,紧接着司礼监掌印太监传谕速召太医院院使率诸太医进宫,不一会儿又传皇帝口谕,着乾清宫李选侍率皇太子及各宫妃嫔到乾清宫听旨,与此同时,宣召阁辅臣、六部九卿掌院官吏进宫……这一连串的召人,说明皇帝已经病危了。等到方从哲率领着各部尚书来到乾清宫前时,太医们已经垂头丧气地从殿走出来,乾清官里六宫女眷‘们哭作一一皇帝在九月初一丑时二刻殡天了。

本来已经复康了的皇帝,服了一粒并非御医进呈的红丸,在夜里猝然死去,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方从哲此刻更为紧张,他已预料到明天早晨就会有无数指劾他的奏本飞进来,弄不好很可能被扣上一顶“弑君”的帽子。所以虽然他表面上还保持着镇静,但心中却在暗暗地思索着为自己解脱的对策。按明朝的旧例,皇帝驾崩,他的遗诏需由阁首辅代拟,方从哲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利用拟遗诏的机会,申明服用红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见,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主意已定,他的神情也安定了下来,以宰相的风度调理后事,居然使一切有条不紊,当夜就安排好了举哀的全部程序。

果不出方从哲所料,皇帝的暴卒引起了整个朝廷的注意。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两天之就达数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经公开指出,给皇帝服泻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朱常洛。崔文升竟敢用泻残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指使。这使方从哲感到吃惊,因为他明白自己与郑贵妃也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如果有人说红丸是由自己引进的,再把它和崔文升联在一起,很自然地会形成一个育计划的弑君谋。朝议一起来就很难平息,自己将成为众矢之的。虽然对这些他已有预料,但绝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得这么快。好在他在皇帝殡天那天起就已想好了对策,他满有把握地认为,臣现在纷纷上本,是由于不了解真相。如今只要把皇帝的遗诏发下去,情自可平息。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的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百般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方从哲以为这对堵住各言官的嘴可能会起极大作用。但他绝不会想到自己走了一招最愚蠢的棋。遗诏一下,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更把方从哲与进红丸紧密地联在一起了。大家把遗诏当成了方从哲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许多言官直言不讳地把方从哲也列入弑君的行列,请求惩办崔文升,李可灼,并严查幕后主使的声愈演愈烈,到这个地步,方从哲也感到有点招架不住了。

在天启初年的阁中,辅臣韩算是威望最高的了。“红丸案”发生以后,尽管臣纷纷上疏追问,韩却始终一言不发。这令方从哲十分恼火。十月四日,在阁里议处政事,方从哲问韩:“李可灼进红丸从始至终你都清楚,为什么不出来说上两句公道话?”谁知韩只是微微一笑,根本没有回答。方从哲真不知这位辅臣葫芦里卖的什么。其实韩一直在注视着臣的动态,他对方从哲的无过受责也寄予很大同情,但是他看问题要比方从哲远得多。依他的主意,对臣要求查清红丸案、追惩幕后人的奏折,本就应采取听之任之不加可否的态度,这样很可能喊一阵就自然的息声敛气了。方从哲过早地跳出来,又是颁遗诏,又是命人申辩,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套锁链。如今方从哲成了众矢之的,而自己也是陪同进的阁臣之一,臣攻击方从哲,未必对自己就没有猜疑,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站出来为方从哲辩护,其结局将会和他一样陷入被动局面,那么要澄清此案就比登天还难了。韩的这番苦心,方从哲怎么会知道呢?

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了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邹元标则厉声切责:“首辅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之典,即谓其无心,何以自解于世。”这孙慎行和邹元标都是朝巾最孚众望的大臣,素以忠正耿介著称。尤其是邹元标,当年曾因反对权倾一时的首辅张居正受过很重的杖刑,被时人誉为“五直臣”之一,声震朝野。他们的奏折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丁基调,方从哲纵有一万张嘴也难以辩驳了。捧着这两道奏本,方从哲双手不断颤抖,他回顾这几天为平息众怒所做的努力,感到自己并没有走错棋,比如在会见臣时,他曾严正地指出:“崔文升、李可灼进,均系先皇所请,如说中有谋,首先要使先帝蒙受一个不得寿终的名声,凡属臣了,于心何忍?”这本是一个理直气壮的回击,足以使那些气势汹汹的言官望而却步。谁知这个回击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如同火上浇油,使追查的声势形成了一股狂流。先前弹劾他的还只是些言官,现在连不少大臣也挺身而出了,先前的奏本还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以隐指为主,现在干脆指名点姓地骂起来了。更有甚者,有的奏本还翻起了老账,把方从哲依附郑贵妃的丑事都抖露出来了,最后终于导致了孙慎行、邹元标的奏本……秋风起了,宫院中落叶满径,寒气从门缝、窗缝中钻进来,使人遍体生凉。方从哲此刻连心里都是凉的,他感到再也无力抵挡这些严厉的切责了,想不到居官一世处处仔细,苦心钻营,竟落了个“弑君”的罪名。事到如今要想保全身家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上疏请求归隐。方从哲思来想去,终于选定了这个退身之计。他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一面仔细为自己辩解,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

方从哲奏本递上去不到十天,天启皇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十一月初,这位执政八年之久的老臣,在萧瑟的秋风中,凄然地离开了京城。卢沟桥的长亭前,芦荻萧萧,落日斜映,断鸿声声,一派肃杀景象。方从哲举起酒杯,对前来送行的几位幕僚发泄了一番感叹。一阵寒风卷来,他那花白的胡须在风中飘洒,越显凄然,以至送行的幕僚都落下了伤心的眼泪。方从哲走了,在荒草侵径的小路上,在乱云与荒草接壤的天尽头,在落叶飘零的秋风中,孤独地走着一个被从统治集中倾轧出来的失败者,但是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就在方从哲离京后不久,又一批严查红丸案幕的奏折送到天启皇帝的案头。这位十六岁的少年皇帝一生也算是充满坎坷了,还在幼年时节,自己的生母就因被人殴打而病死,而父亲一直得不到万历皇祖的信任,几次差点被废掉皇太子的称号。好容易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却又大病缠身,如今又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这使他心中蕴蓄着一股报仇的情感。方从哲恰好成了他发泄仇恨的对象。所以当方从哲乞归的奏本上来后,他一点也不留恋地准了本,而现在臣并没有因为方从哲的被贬而停止对他的攻讦,就更使天启帝觉得方从哲逃不脱弑君的罪名了。但碍于从哲乃是三世老臣,一时不好给予过重的处置,所以天启将这些奏书都留中不发,以观动静。这天上午,天启皇帝正在臣的奏折中寻找指控方从哲的本子,却忽视发现一个非常熟悉的字体,仔细看来,却是方从哲从致仕的老家发来的。奏疏写得很恳切,疏中说:“离京后无时不注目朝廷,知道臣还在先皇考殡天事上纠缠不休,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进,罪不容诛。为表示谢罪,愿乞削去官阶,以老髦之身远流边疆,以平朝臣之怨。”看罢奏折天启又有点同情起这位老臣来了,就把原疏发阁度议。他没有想到,这正是远在江南的方从哲希望他做的。

在处理红丸案的过程中,方从哲是走一步错一步,只有这最后一道奏疏算是走对了。他上这道奏疏的目的一是以恳切的言词,严厉的自责来平息公愤,二是希望唤起一些朝臣的同情,能站出来替他说上几句话。结果两个目的都达到了。臣在议论方从哲的奏折时,已有人为他鸣不平。不久,刑部尚书黄克缵、给事中汪庆百、御史王志道等纷纷上书,要求立即刹住追查大行皇帝暴卒之谜的舆论。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如果纠缠下去,朝廷不宁,且陷先帝以非善终之地,与皇家名声也不好听。这样的理由如果从方从哲嘴里说出,就能引起众怒,而从其他官员嘴里说出,就显得有些道理。但天启认为这种辩解并没有搞清红丸案的真相,一时难以决断。这时,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终于站出来说话了。韩以一个亲历者的资格出现,把当时他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特别是方从哲当时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情景,被描绘得十分具体。最后,韩才提出“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这两个人虽然乱用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可以适当惩处,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

韩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并绝不趋炎附势,很受臣尊仰,而且他和刘一憬都是在进红丸的前几天才入阁的,与原阁中的派之争没有关联,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说出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天启皇帝圣旨颁下,“将李可灼削官流戌边疆,崔文升逐出北京,发往南京安置。”一场轩然大波,到此总算结束。但是朱常洛为什么在一夜之间猝然暴死?李可灼所献的红丸究竟是什么东西?却一直是个谜。三百余年来,尽管史学家见仁见智,设想了种种答案,但没有一种能令人信服,因此红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谜,而围绕着一代皇帝猝死所发生的一场宫廷政治斗争,却深刻地揭示了明朝末年上自后妃、诸王,下至宦官、外戚、阁臣、九卿、言官、外吏之间激烈的门户之争。透过它,我们终于看到封建社会晚期的种种陋政和积弊,所以直到如今还有人把发生在明末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列为理清明代政治斗争脉络的钥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