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我们的牛死后第三天,也就是1970年5月1日,公社驻地发生了一个惊人的事件:三百多人食物中毒,这些人的共同症状是:发烧、呕吐、拉肚子。中毒的人基本上是公社干部、吃国库粮的职工和这些人的家属。这件事先是惊动了县革委会,随即又惊动了省革委会,据说还惊动了中央。县医院的医生坐着救护车来了,省里的医生坐着火车来了,中央没来医生,但派来了一架直升飞机,送来了急需的药品。小小的公社医院盛不下这么多病人,于是就让中学放假,把课桌拼成病床,把教室当成了病房。正好解放军6037部队在我们这块地拉练,部队的医生也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抢救。据病人说,解放军的医生水平真高,那些打针的小女兵,扎静脉一扎一个准,从来不用第二下。我们公社医院那些医生扎静脉,扎一针,不回血,再扎一针,还不回血,一针一针扎下去,非把病人扎得一手血,自己急出一头汗,才能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当时可没想到是食物中毒,自打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那儿还没听说食物还能中毒。公社革委会往县革委会报告时就说是阶级敌人在井水里投了毒,或是在面粉里投了毒。县革委会往省革委会大概也是这样报告的。所以这事一开始时弄得非常紧张、十分神秘。领导们的主要精力一是放在破案上,二是放在救人上。据分析,下毒的人,一可能是台湾国民党派遣来的特务,二可能是暗藏的阶级敌人。马上就有人向临时组成的指挥部报告,说夜里看到了三颗红色信号弹,还有的人发现敌人扔掉的电台。指挥部的人都是从县里和其它公社临时调来的,我们公社的领导全都中了毒,而且病情都很严重。于是大喇叭里不停地广播,让各村的贫下中农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各个村就把所有的“四类分子”关到一起看守起来,连大小便都有武装民兵跟随。同时各村都开始清查排队,让“四类分子”交待罪行,打得这些冤鬼血肉横飞,叫苦连天。解放军也积极配合,封锁了公社驻地,每条路口,都有英俊威武的战士持枪站岗,夜里还有摩托兵巡逻。有一次他们巡逻到我们村后,可让我们这些土包子开了眼界。大家谁也没看到过能跑这样快的东西。先是看到一溜灯光从西边来了,还没看清楚呢,震耳的摩托车就到了身边,刚想仔细看看,还没来得及呢,人家已经窜得没了影。真是一道电光,绝尘而去。

折腾了几天,既没抓到特务,也没挖出暗藏的阶级敌人。大多数的病人也病愈出院。县卫生防疫部门在省卫生防疫部门的指导下,终于找到了使三百多人中毒的食物,这食物就是我们的双脊,他们说我们双脊的肉和内脏里含着一种沙门菌,这种菌在三千度的高温下还活蹦乱跳,放到锅里煮,煮三年也煮不死它。

找到沙门菌后,阶级斗争就变成了责任事故。公社革委会沙门菌中毒事件调查组的两个干部到我们村里来调查,把我、杜大爷、麻叔全都叫到大队部里,一个问,一个拿着笔记录。我是杀死也不开口,问急了我就咧开大嘴装哭。杜大爷也颠三倒四地装糊涂。于是一切就由着麻叔说。麻叔先是说老董同志给双脊做手术时故意地切断了一根大血管,又说他拖延着不给双脊打针,他和公社孙主任早有预谋,想把我们的双脊搞死,搞死我们的双脊,他们好吃牛肉,过“五·一”。谁知道老天爷开了眼,麻叔说。

调查的人回去怎么样汇报的我们不知道,但这件大事最后的处理结果我们知道。

最后,所有的责任都由杜大爷的四女婿——公社屠宰组组长宋五轮承担,是他不听孙主任的话,把有毒的牛肉卖给了公社的各级领导和机关的各位职工,导致了这次沉痛的事件。尽管宋五轮本人也因为食牛肉中毒,而且是重症患者,但还是受到了撤消组长职务、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

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无私帮助下,在省、地、县、公社各级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308个中毒者,只死了一个人(死于心脏病),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事要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308个人,只怕一个也活不了,我们虽然死了一个人,其实等于一个也没死,他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

发心脏病而死的那个人就是杜大爷在公社食堂做饭的大女婿张五奎。

我们村里的人都说他是吃牛肉撑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