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咖啡馆

明星咖啡馆

“明星”大概是台北最有历史的咖啡馆了。记得二十年前还在大学时代,“明星”便常常是我们聚会的所在。那时候,“明星”的老板是一个白俄,蛋糕做得特别考究,奶油新鲜,又不甜腻,清新可口,颇有从前上海霞飞路上白俄西点店的风味。二楼陈设简朴,带着些许欧洲古风。那个时期,在台北上咖啡馆还是一种小小的奢侈,有点洋派,有点沙龙气息。幸而“明星”的咖啡价钱并不算贵,偶尔为之,大家还去得起。

“明星”在武昌街,靠近重庆南路,门口骑楼下有一个书摊,这个书摊与众不同,不卖通俗杂志,也不卖武侠小说,有不少诗集诗刊,也有《现代文学》,那便是孤独国主周梦蝶的诗之王国。周梦蝶隐于市,在车马喧嚣中,参悟到明年髑髅的眼中,虞美人仍旧抽发茁长。《现代文学》常常剩下许多卖不出去的旧杂志,我们便一包包提到武昌街,让周梦蝶挂在孤独国的宝座上,然后步上“明星”的二楼,喝一杯浓郁的咖啡,度过一个文学的下午。那时节“明星”文风蔚然。《创世纪》常在那里校稿,后来《文学季刊》也在“明星”聚会。记得一次看到黄春明和施叔青便在“明星”二楼。六十年代的文学活动大多是同仁式的,一群文友,一本杂志,大家就这样乐此不疲的做了下去。当时我们写作,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崇高的使命感,没有叫出惊人的口号——就是叫口号,恐怕也无人理睬。写现代诗、现代小说,六十年代初,还在拓荒阶段,一般人眼中,总有点行径怪异,难以理解。写出来的东西,多传阅于同仁之间,朋友们一两句好话,就算是莫大的鼓励了。然而在那片文学的寂天寞地中,默默耕耘,也自有一番不足与外人道的酸甜苦辣。于是台湾六十年的现代诗、现代小说,羼着明星咖啡的浓香,就那样,一朵朵静静的萌芽、开花。

这几年来,台北沧海桑田,面目全非,踟蹰街头,有时竟不知身在何方。东区新建的高楼大厦,巍巍然排山倒海而来,目为之眩。台北饭馆多,其来有自,但是这次回来,我发觉台北的咖啡馆,竟也大街小巷,栉比鳞次起来,犹如雨后春笋,完全取代了早年的“纯吃茶”。而装潢之瑰丽,五光十色,纽约东京瞠乎其后。有些名字取得妙——“梦咖啡”。听说还有一家叫“杜鹃窝”的,不知道什么人去光顾。价钱也不对了,坐下去就是六十块,咖啡味道倒未必佳。或许是我的偏见,这些新兴的咖啡馆,豪华是豪华,但太过炫耀了,有点暴发户。我还是喜欢武昌街上那间灰扑扑的“明星”,“明星”的咖啡,“明星”的蛋糕,二十年来,香醇依旧。

九月十五、十六、十七日,《现代文学》与作家们举行了三次的聚会,我和“远景”的沈登恩商量,地点就设在“明星”三楼,也是叙旧的意思。头一天光临的是诗林高手,《创世纪》、《蓝星》、《龙族》、《草根》,各派宗主,一时到齐。难得孤独国主周梦蝶下凡一游。管管有多年没见面了,上一次遇见他是十七年前在陈若曦永康街的家里。张默来了,送了一套《创世纪》给我。《创世纪》是九命猫,比《现代文学》的历史还要古远,这两本杂志,可算历尽沧桑。还有洛夫、商禽、辛郁、蓝星诗侣罗门蓉子。痖弦带来了他的手下大将丘彦明,《台湾时报》的梅新、《中华日报》的蔡文甫、“尔雅”的隐地、难得露面的张健、爱吃西瓜的罗青、喜欢写蝴蝶的景翔,统统围成了一桌,当然还有《现代文学》元老何欣与姚一苇两位先生。高上秦姗姗来迟,晚了半个钟头——这样的集会,真是难得。人生聚散无常,这么多老朋友济济一堂,机会不多。二十年前叶维廉头次带痖弦到我家,记得韩国诗人许世旭先生也来了。我家住在松江路——那一带还是一片稻田,野趣横生——我们一行数人,步小径,谈诗。痖弦刚写了《巴黎》,文坛哗然。(亏他想得出来,把女人的嘴唇比做丝绒鞋!)许世旭初试汉文诗,头几首便发表在《现代文学》。今夏“联副”有一个餐会,设宴在松江路的“金玉满堂”,我去一看,原来这家巍峨堂皇的大饭店竟坐落在从前我家的旧址上。真是巧,那天韩国诗人许世旭赫然在场,一别二十载,旧地相逢,令人感到时空交错。去年许世旭寄了一本韩文版的《台北人》给我,是他译的,我当然很兴奋,只是看不懂韩文,满纸的小圈圈,觉得很好玩。许世旭的汉文修养如此深厚,译笔必是好的。可惜他早返韩国,未克参加这次《现代文学》诗人欢聚。明星的西式午餐很简单,一菜一汤,与“金玉满堂”的华筵不能比,但我看见大家还是满兴高采烈的,故人相聚,何况又在怀有共同回忆的地方。有的白了几根头发,有的添了几条时间的痕迹,然而我讶异诗人们豪情不减当年,意兴飞扬,尤有过之。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尚文精神勇猛如昔?大概还是他们的诗吧!这群拓荒者已经替台湾的现代诗铺下了一条道路,这条路虽然曲折、崎岖,有时惊险重重,而且分歧,但路总是筑成了,后人走起来,至少有条途径可循。

第一天来了一位年轻作者李捷金,他本来属于第二天的聚会,因有事,提前来。前年在“联副”上我读到一篇小说《猫》,笔调沉着老练,老年人的心境写得体贴入微,我原以为作者李捷金一定是个阅世已深的中年人,没料到竟是个在学的青年学生,大为诧异。可惜那篇小说没有得到那年“联合报小说比赛奖”,甚感不平,去年李捷金荣获“中国时报小说奖”第二名,夏志清先生特别推崇他那篇《窄巷》,所见略同。现在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真不得了,又多又好,各有千秋。第二天到了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古蒙仁、陈铭,还有七等生——我和七等生神交已久,这次却是首次见面。他支持《现代文学》,十数年如一日,投在《现代文学》的小说稿,篇数第二多。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今年都得到《联合报》的小说奖,古蒙仁也得到《中国时报》的小说推荐奖,皆大欢喜。台湾文学,现在属于小说时代,年轻小说家,扬眉吐气,比比皆是,真为他们高兴。从前我们写小说,是没有几个人看的,谁还会想到给我们奖金?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给我的感觉是扎扎实实,不飘不浮。到底他们土生土长,跟台湾这块土地完全认同了,台湾文学的旗纛应该由他们扛下去。我跟七等生坐在一起,突然感到我们是同一辈的人,我们的哀乐大概是可以沟通的。难为七等生特地从外埠赶来台北,大概也是为着对《现代文学》多年的那一份情吧。

“明星”对陈映真恐怕回忆更深更浓更悠远,从前《文学季刊》在那里聚会比我们频繁得多。我跟陈映真是真正属于六十年代的。远在大学时期,陈映真他们还在办《笔汇》,我们见过一面,他到我家来玩,我们那时都是学生,台北正在放映《上帝创造女人》,我们笑着谈论BB。三年前在施叔青家重逢,大家都走了好长一段路。我床头有一本陈映真的小说选集,许多年来一直放在那里,是我最喜欢看的书籍之一。十七日晚还有奚淞、姚一苇、沈登恩,五个人一起在“明星”三楼喝了几瓶啤酒。姚先生的结论是:只有文学值得奋斗。廉颇未老,豪兴依旧。沈登恩的勇气也不小,《现代文学》这付重担,“远景”也敢来扛。西谚“人生短暂,艺术长存”,在这个白云苍狗,瞬息万变的人世间里,这句话大概还有几分真理吧。

我跟奚淞离开“明星”,台北已经渐入深夜。我们沿着重庆南路一路徜徉了下去。奚淞与我有许多共同的了解,我们谈起话来,很省力。奚淞建议我回来居留一个时期,我说我很想这样做。我有根深蒂固的怀旧习惯,对台北这份执着,情不能已。台北虽然变得厉害,但总还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说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