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作与山西生活
我是1968年到山西的。开始的四年，在山西南部的绛县当农民。之后到晋中的一个工厂当工人，从盖房子搞基建开始，一住就是十几年。
成为作家的二十多年来，我出版了近二十部长篇小说，几乎每部作品都可以看到山西生活的影响。第一部长篇小说《新星》就不用提了，开篇写到年轻的县委书记在晨曦中登临千年古木塔。这座引发李向南下决心一搏的建筑写的就是建于辽代的山西“应县木塔”。之后的同名电视剧，其拍摄场景则大部分取自现今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山西平遥古城。
前几年出版的《龙年档案》，更大量展现晋东南一带的风土人情。
我特别想提的是近几年出版的几本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它们都离不开山西的生活，包括离不开山西的风光。
《蒙昧》写了一个发生在南国的悲情故事，在小说结尾，有这样一段风景描写：
一脉黑色的树林围着一块相当面积的草坡，草坡以极缓和的拱形坡度温柔地向上展开着。当人们踏着半膝多高的绿草往前走时，缓坡在天空中画出的弧形地平线不断向后移动，好像踏在一个巨大的地球仪上往前走，永远没有边际，这种迷人的感觉使得人们越走越兴奋。那弧形的地平线看着很近，却总是走不到，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冲刺，终于看到了草坡的边界。下面是陡峭的悬崖，对面则是无数座耸立的悬崖，白云在这些悬崖间浮荡。
往下看去，是令人头晕目眩的各种深度。
回过头来再看青草梁，它缓缓地铺展下去，在一个看不见边界的模糊处浮现出一脉乌云般的密林，那正是他们来时穿越的。青草梁上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让人们惊喜欢呼的是，草坡上还团团围卧着一群牛，它们在安详地嚼草。
——这片风景取材于山西宁武县的黄草梁。
近年来，虽然长住北京，但只要有可能，每年总要回山西一两次。1998年，我曾在时任山西体改委主任吕日周的陪同下到宁武县采风，正待开发的旅游地黄草梁以其难以置信的奇美震惊了我，不承想在飞沙走石的燕北苍凉之地竟有如此的险峻丰茂处。之后的一年，我在写作《蒙昧》时，将对这方景色的感受献给了故事中蒙冤致死的女主人公白兰。
这片温暖如春的草坡成为她最后的安息地。
我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牺牲》中还写过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
很久以前，有个善良的村姑每日从山下担水上山，婆婆虐待她，怕她中途歇懒，专做了一副尖底的水桶，一路上不能放担休息。一天，她遇到一个老人牵着一头驴子过山来，人和驴都渴得不行了，向她讨水喝，姑娘担着一担水已经快到山顶，却毫不迟疑，不放担子就让老人和毛驴饮。
一桶水喝干了，担子一头重一头轻，另一桶水也洒了，白胡子老头看到她的尖底水桶，问清了缘由，便把手中的鞭子给了姑娘：“你再想要水，拿鞭子在缸中刷一刷，水就来了。水满了以后，你再倒着刷一刷，水就止了。”从此姑娘不再下山了，水缸也总是满的。
婆婆奇怪了，躲在暗处看见姑娘常使水缸满的秘密，趁姑娘不在时拿起鞭子在缸中刷起来。水满了，又源源不断溢出来，她不知道要倒着刷一刷水才能止，大水滔滔淹了小院，淹了整个村庄。
姑娘蹚着大水跑回来，发现鞭子也被冲跑了，情急之中一屁股坐在水缸上。水缸被堵住了，只剩下一股小小的清水从她身下流出来，就成了山上的清泉。姑娘日复一日坐在水缸上不能动，日子久了就变为一尊石像。多少年后，成了方圆几百里供奉的娘娘。
——这个美丽的传说取自于山西名胜晋祠泉。在大自然的祭坛上供奉着这样一个娘娘，特别说明了这方百姓的道德与价值取向。
至于在全景式描写“文革”历史的长篇小说《芙蓉国》中，有关主人公卢小龙在农村当插队知青的描写，更是展现了山西诸多的风土人情。
这些年我游历过中国的许多大山名川。
黄山、泰山、峨眉山、武当山、九华山都曾以其特殊的雄姿征服过我。
然而，万山看遍，最使我感到亲切并且深入其血脉的，无疑是被称为黄土高原的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每年我回山西，车一进娘子关，那连绵不绝的黄土高坡，那世代农民在高坡上辛勤开垦的层层梯田，那梯田上热热闹闹生长着的五谷杂粮，总让我产生一份来自生命的感动。
我在北京长大，北京是我的成长地，也是我的精神资源地。然而，如果以写作而言，山西更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血脉相连之地。二十多年来，它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精神的营养，丰富着我的创作。
我热爱山西，并将以终生的劳动回报这块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