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两种道德

九、两种道德

安德烈:

给你写信的此刻,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菲利普的化学老师,海啸时,正在泰国潜水,死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我记得这个年轻的老师,是汉堡人,个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利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学生觉得他很“酷”,特别服他。我说,菲利普,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好不好?

他面露难色,说,“我又不认识他们。”“想想看,菲利普,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再过五年他七岁,能认字了,读到你的信,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很服他——对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会不会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利普点点头。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20%的富有国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陽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陽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利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

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鱼翅是怎么来的。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然后就放手让鲨鱼自生自灭。鲨鱼没了“翅膀”,无法游走,巨大的身体沉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饿死。我从此不再吃鱼翅。

菲利普说,唉呀妈妈,那你鸡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大量养鸡的吗?他们让鸡在笼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烂肉,你说人道吗?

我不管。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你一定知道一些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直接汲取胆汁。黑熊的胆汁夜以继日地滴进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经年累月插着管子,就在笼子里渐渐长大,而笼子不变,笼子的铁条就深深“长”进肉里去。

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胆汁、用什么中药,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你穿着名牌衣服,安德烈,你知道我却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什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架到云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驮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什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

放下扁担,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了。

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那已不是人的肩膀。

挑的东西有多重?

90公斤。他笑笑。

一天挣多少钱?

30块。

安德烈,你知道30块钱是三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20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

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

那天和菲利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利普说,“快看!”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前景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刚好一辆rollsroyce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利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抬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进社会中贫富不均出名的地方。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

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觉你的不安,你其实在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我很高兴你能看见自己的处境,也欢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记得你七岁时,我们在北京过夏天。蝈蝈被放进小小的竹笼里出售,人们喜欢它悠悠的声音,好像在歌咏一种天长地久的岁月。我给你和菲利普一人买了一个,挂在脖子里,然后三个人骑车在满城的蝉鸣声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却突然下车,然后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同时坚持菲利普的也要释放。三岁的菲利普紧抱着蝈蝈怎么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蝈蝈是喜欢自由的,不要把它关起来,太可怜……

我想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你的性格特质。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也有七岁的孩子会把蜻蜓撕成两半或者把猫的尾巴打死结。你主动把蝈蝈放走,而且试着说服弟弟也放,就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道德行为。

所以,能不能说,道德的行使消极或积极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在民主体制里,这种决定人们时时在做,只是你没用这个角度去看它。譬如说,你思考投票给哪一个党派时,对于贫穷的道德判断就浮现了。哪一个党的经济政策比较关注穷人的处境,哪一个党在捍卫有钱阶级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时是一种你对于贫富不均的态度的呈现。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社会福利

占了欧陆国家gdp的45%,而美国却只有30%?这和他们对贫穷的价值认知有关。60%的欧洲人认为贫穷是环境所迫的,却只有29%的美国人这样看。只有24%的欧洲人同意贫穷是个人懒惰所造成的,却有60%的美国人认同这种观点。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咎有应得,或者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社会责任,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制度。

海啸的悲惨震动了世界,国家在比赛谁的捐款多,背后还藏着不同的目的。真正的道德态度,其实流露在平常时。我看见2003年各国外援的排名(以外援金额占该国gnp比例计算):

1挪威0.92

2丹麦0.84

3荷兰0.81

4卢森堡0.8

5瑞典0.7

6比利时0.61

7爱尔兰0.41

8法国0.41

9瑞士0.38

10英国0.34

11芬兰0.34

12德国0.28

13加拿大0.26

14西班牙0.25

15澳洲0.25

16纽西兰0.23

17葡萄牙0.21

18希腊0.21

19日本0.2

20奥地利0.2

21意大利0.16

22美国0.14

你看,22个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里,17个是欧洲国家。前12名全部是欧洲国家。为什么?难道不就因为,这些国家里头的人,对于社会公义,对于“人饥己饥”的责任,对于道德,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些国家里的人民,准许,或说要求,他们的政府把大量的钱,花在离他们很遥远但是贫病交迫的人们身上。他们不一定直接去捐款或把一个孤儿带到家中来抚养,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在进行一种消极的道德行为了。你说不是吗?

所以我不认为你是个“混蛋”,安德烈,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你可以具体着力的点。但你才19岁,那个时间会来到,当你必须决定自己行不行动,如何行动,那个时刻会来到。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你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做不到什么。

我不觉得ralphlauren的衣服有什么了不起,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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