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刚《西行路上左公柳》原文

徐刚(1945~),男,上海人,作家。著有散文集《沧海歌》、《摇篮集》等;诗集《抒情诗一百首》;文论集《诗海泛舟》;长篇小说《走出屏风的时代》等。

一过酒泉,西风更烈。

西行路上的荒漠与废墟,更加浓重地扑面而来,更大的戈壁更多的沙漠似乎一直延伸到了祁连山下,大的荒凉震颤着我。

风化的长城,千百年前废弃的村落,那是现实行进得太匆忙呢?还是历史牵挂着它的残片?哦,真的,沙漠让你无法想像当年跋涉者的脚印,戈壁让你无法细读那谜一样的石头的排列。

晃动着金色叶片的小叶杨,宁可自己蓬首垢面,而屹立在风沙中的红柳,那多少被黄沙侵染得黯淡的红色,都留在身后了。天上没有一丝云絮,真正高远的蓝天,戈壁滩上没有一只鸟,大荒凉大寂静。

我们先祖的脚印始于黄河流域,炎黄二帝尝百草种五谷发明耒耜耕耨,直到极一时之盛的汉唐魏晋文化。汉武帝正是在华夏民族的鼎盛时期决心“凿空”西域的,丝绸之路便应运而生。

丝绸之路的出现,尤其在它的必经之地河西走廊上却留下了无数埋没的、残损的、至今依然壮观的历史、地理、人文的景观,以及重重叠叠的脚印0不妨说,那是人类行进的使命未竟,上苍殷殷的照拂未断。当丝绸之路的相当一部分被沙漠埋没之后,河西走廊尽管历尽战乱、凋敝与风沙的进逼,却不仅至今仍然存在着,且因为三北防护林的崛起,而有了再度辉煌的可能。

在兰州、在酒泉公园,西行路人不断有人告诉我:这是左公柳。

那是苍老的纪念。风雨未及卷走的站立的斑驳。

历时120余年的老杨树老柳树老榆树,粗糙的树皮如同当年西征丁勇的盔甲一样,那横伸枝节的树冠虽然被厚厚的尘沙压着,却有掩不住的苍老的绿色,显示着植物世界生命的强大与韧长。

因为这树,人们就不能不想起左宗棠。

左宗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西安到兰州到新疆开辟了一条3000多里长的大道并且在道路两旁种了3000多里树木、有效地阻挡了风沙线推进的官员。

后人的诗赞实不为过:

上相筹边未肯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后人谈论大西北,不能不说左宗棠。

这是因为从沙俄手中夺回已被占领10年的伊犁地区从而使一个完整的新疆重新划归中国版图者,是左宗棠;趁用兵西进之机,向朝廷报告“西北苦,甲天下”,使贫困真相不被掩盖者,是左宗棠;明确提出在西北“图数十百年之安”,从而修路种树开渠挖井以为民生之利者,仍然是左宗棠。

后人也有称酒泉湖为左湖的。

左宗棠第一次驻节肃州时出酒泉巡视嘉峪关,只见名关为风沙所困,断垣残壁可以驱车直入,有关无关似已不关紧要,便亲令防营修整关防,每日按律开关闭关,并手书“天下第一雄关”置于关斗。再度驻节肃州时,又修整了沙与墙齐的安西城。安西号称世界风库,不知风从何处来,只觉得四面是风,风里夹沙,飞扬混沌,靖边安邦倘不治理风沙,这在中国西北是万万不可能的。

左宗棠亲率兵丁从城头掘下二丈二尺,把东西城墙的积沙铲除干净,再引来疏勒河水,环城挖壕,两岸遍栽杨柳,安西城才有了往昔城关雄峙的真面目,还添了杨柳依依的景色。

我去安西时,左公柳已经寥寥了。代之而起的是西接敦煌东连酒泉的防护林及星星点点的固沙植被。

安西县城里是一个挨一个的摊贩,在午后的炽烈阳光下叫卖声依旧嘹亮。

纵观左宗棠在西北的筑路、植树,起因于军事上西征的需要,诸如兵士的调动、粮草转运等等,却又同时着眼于民生的长治久安。当时的路面也相当开阔,约为三丈至十丈,至少可供两辆大车并行,路旁植树少则一行多则四、五行。路随人修,树跟路立,从潼关开始而西安、而兰州、而六盘山、而会宁、而固原……横贯陕甘两省之路,这路及路边的树继续往西延伸直到新疆的喀什噶尔。

左宗棠号令之下,湖湘子弟兵究竟种了多少树?有史料记载的,陕西长武至会宁县600多里,种活的树为26万4千株。《西笑日觚》上说:“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缘如帷幄。”各县地方志实录可考的尚有:会宁境内2万1千株;安定境内10万6千株;臬兰境内4千5百株;环县境内1万8千株;安化境内1万2千株;狄道境内1万3千株;平番境内7万8千株;大通境内4万5千株。

光绪六年,左宗棠奉召从关外进京,一路见到绿树成阴不觉心生快意,戎马边疆风霜沙积的辛劳似乎有了回报。

也许最使左宗棠感慨的,还是河西路上,左公柳下的一个告示:“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翦勿伐,左侯所植。”

左宗棠勒马告示下,沉吟再三。

他知道,“引得春风度玉关”那首诗是老部下杨昌浚奉左宗棠之命到肃州效力时,在河西走廊路上吟得,一时竟也传遍肃州大营。左宗棠闻之,只坦然一笑。是夜,宴请老部下,奏平凉之乐《阳关三叠》,倒是让左宗棠多喝了好几杯酒,那西出阳关之苦,把路修上天山,把树栽上天山,岂是等闲之事?丰功伟业无不艰苦卓绝,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只是在蓦然回首中的酸甜苦辣了。

肃州乐师竟在《阳关三叠》之后,以原曲演唱了杨昌浚的诗,唱到“新栽杨柳三千里”时,左宗棠竟一手掀髯一手击节,已经热泪盈眶了,他想起了什么呢?

出嘉峪关,从哈密到巴里坤,翻过三十二盘天山之脊,那路是凿出来的,“张骞通西域,史家谓之‘凿空’,为不谬也!”左宗棠对属下说。

三间房和十二间房,那风沙能把人马席卷而去,古称黑风井,时称风戈壁,也就是《汉书》所说的“风灾鬼难之国”……

“锤幽凿险,化而为夷。”这是左宗棠给清王朝奏稿上的两句话,可是兵勇艰辛,路途劳顿,路之难筑,树之难栽岂是千言万语说得清的?

左宗棠又吟哦了一番:昆仑之墟,积雪皑皑……便扬鞭策马而去。

左公柳后来的命运如何?

那一块告诫人们“勿翦勿伐”的告示牌,挡得住随后的风雨和贫困吗?

对大西北的人民来说,维持生计所急需的是粮食与柴薪。对于身陷贫困中的人来说,要求他目光远大是天方夜谭。曾经绵延3000里的左公柳的命运仍然免不了被砍伐当作木材与柴薪,真是可悲可叹。

河西走廊:祁连山的树木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无数次地遭受到人为的滥伐,以致河西的沙漠化日甚一日,富庶之地变得穷困潦倒。而在近代惟一一次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以军队为主力的、曾经种植3000里之远的行道树木,实际上是改变中国西北生态环境的一次伟大的实践。左宗棠在西北亲历了光绪三年的百年未遇的大旱,饿尸遍野,焦土满目。开仓放赈,自己捐出俸禄,那种民不聊生的景象,再加上沙渍戈壁的横亘总是终身难忘了。那时左宗棠不可能去全面地治理沙漠,种树开渠虽是权宜之计,却成了一次难能可贵的尝试。

如果说左宗棠筑路、种树,横贯陕甘两省直到新疆,其功厥伟的话,那么这“新栽杨柳三千里”,在左宗棠离任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几乎砍伐殆尽,则是更加惊心动魄的。

我惊心动魄地想起了三北防护林的现在和将来。

左公柳的兴衰,不是恍若眼前吗?

左宗棠之后,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主张“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可惜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要为社会、历史种种条件所限制,孙中山先生的造林如同他热衷的修铁路一样,只能托付后人勉力为之了。

三北地区近8000公里的风沙线上,如今已建设了15年的防护林体系,可以说凝聚着民族的智慧、先人的眼光、历史的重托。其蔚为壮观已经不是左公柳可以同日而语的了。然而,它所面临的困扰却与当年仿佛。西北苦,甲天下,至今犹是。风沙沿线的人民因为三北防护林所奉献的人力与热情还能维持多久?建国45年来汗水浇灌的林场普遍萧条,有的已到了无法维持的程度,那么三北防护林更艰难的三期及以后的工程又如何去完成?

与此同时,局部生态环境的改善并没有改变整体恶化的态势,中国每年沙漠化土地的速度与面积仍然高居世界领先地位。

一个伟大的工程,开头难,坚持下去更难,使之成为真正的绿色长城,庇荫半壁河山之日,那真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节日!

西行路上,能不教人感慨万千?

当我登上嘉峪关,远眺祁连山雪,西望大漠戈壁时,忽然觉得残片似的历史有了空旷感,今日的荒凉既与历史的也和未来的荒凉连接着,人世间兴兴衰衰多少事,惟有这大漠依旧、戈壁依旧;高大的衰朽了,细小的幸存了;人的创造如此艰难,人的破坏力如此巨大;谁来拯救人类呢?

左宗棠的西行之路自然也是百感交集的。在他之前30年,林则徐蒙受不白之冤于1842年被充军伊犁,途经兰州,甘肃布政史程德润设宴为其洗尘。

如今左宗棠正奔走在林则徐的放逐之路上。

大戈壁原本就是大悲怆。

它埋没了多少?它掩盖着什么?哪里是林则徐的脚印?

嘉峪关上,当左宗棠面对祁连山皑皑积雪吟哦林则徐在嘉峪关写的《出嘉峪关感赋》时,左右随从无不为其诗其声而掩泣——

严关百尺界天西,

万里征人驻马蹄。

飞阁遥连秦树直,

缭垣斜压陇云低。

天山峭摩肩立,

瀚海苍茫入望迷。

谁道崤函千古险,

回首只见一丸泥。

吟罢低眉,黄风四起,左宗棠老泪横流:“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