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哉王安石》原文·听雨馆主

最早知道王安石,是上中学时老师讲“王安石变法”。按照当时的划分,此人该属于“法家”一类,就想起了商鞅,想起商鞅处决犯人时“渭水尽赤”的恐怖情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里,不由得就感觉这些人都有些恐怖,可能跟罗伯斯庇尔等人相似,动不动就要杀人。

后来,接触到他的第一篇文章,是《答司马谏议书》,感觉此人并非蛮横无理,相反,简直有点忍辱负重了。

再后来,陆续读了他的一些文学作品,才知道这位临川先生原来在文学上那么伟大。他的作品,让我感觉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的一些诗词、游记,都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很能打动人。于是那不苟言笑、动辄要把谁给“办了”的印象就消失了。

然而,对他的事迹知道得越多,看到人们对他的评价越多,这个人的形象反而越变得模糊,——他似乎整个人都充满了矛盾,是个不可思议的“怪人”。

《宋史》里对他的政治行为有较为详细的评述,在性情上,说他:“性强忮,遇事无可否(从不考虑能不能办到),自信所见,执意不回。”

而在个人生活中,则只说他“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看起来,王安石是个不拘小节的人是没错的了。这可以原谅,甚至很好理解,历史上许多名士不是都放荡不羁吗?他们行为的比王安石要怪异得多。(见《宋史·列传第八十六》)

可是,这种生活习惯在苏洵眼里,就不那么简单了。他认为王安石“阴贼险狠”,那不爱干净的外表是装出来的。“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有不为大奸匿、竖刁……”(《辩奸论》)

在苏洵眼睛里,王安石的那些怪异的的行为,是一种奸诈的伪装。一个处心积虑伪装自己的人,必然包藏祸心,有所图谋。

苏洵这个观点是不是有代表性,还值得探讨。不过,王安石的某些怪异行为,也确实有些“出格”,甚至遭到了最高领导——皇帝的猜疑。在《邵氏见闻录》里,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场面:仁宗皇帝摆下“赏花钓鱼宴”,王安石当时的官职是“知制诰”,也参加了。有内侍端上鱼饵放在几上,我们这位王大人,随手拿起来就吃,不大一会儿工夫竟然全吃完了。仁宗皇帝注意到了,当时没说什么,事后断言王安石是个“诈人”。仁宗的理由很简单:你没注意吃了一粒也就罢了,整个一盘全给吃了还没察觉,这可能吗?(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

这样的事情,有些不可思议?然而,王安石在吃饭的时候,确实有心不在焉的毛病。据说在饭桌上他只吃离自己最近的菜,至于吃的是什么,味道如何等等,全不在意。

自己不在意也就算了,可是他对别人的感觉也全不在意,可真的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在另外一个人的叙述中,我们又看到这么一个令人尴尬的场景:王安石当丞相的时候,有个儿媳妇娘家的亲戚,姓萧,到京拜访王安石。事先约好,第二天宴请。那萧郎如期赴宴,可是“日过午”,还不见动静,客人肚子很饿了,又不好说什么,只好等着,又等了好一会儿,这才“命坐”。餐桌上有酒无菜,原来酒是“干喝”的。喝得差不多了,上了俩“胡饼”,然后才拿出几块肉,随后酒就不喝了,上米饭了,还上了点蔬菜。贵家出身的客人哪里吃得惯这些?菜也不吃,只拿着那胡饼吃,吃了饼中心的瓤,饼的四边丢弃在桌上。王安石捡起客人丢弃的饼边就吃。于是客人“愧甚而退。”(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我看孟元老撰的《东京梦华录》,宋代的饮馔其实是异常丰富、繁盛、精美的——超乎我们的想象。且不说士大夫阶层,即便一般的市民阶层,对吃也是相当讲究的,不仅品种多,而且非常注重烹饪工艺。而贵为丞相的王安石,招待不常来的贵客,饮食竟这样简陋,还当着客人的面吃人家丢弃的食品,难怪对方尴尬。

王安石的节俭,在当时是出了名的,这样的习惯,也不可全用“怪异、乖僻”之类的词语来形容。因为,某个人如果故作姿态,可能蒙蔽别人一时,时间长了,必然本性暴露。而节俭这一品性,一般是与其做人的态度相联系的。宋代一位文人曾巩,他与宋神宗的一段对话颇有些意思:神宗问:“你跟王安石是老交情了,这人怎么样?”曾答道:“文学道德上没的说,直追汉朝的杨雄,可是就是吝啬一些,比不上古人。”神宗说:“这人轻富贵,不一定就是吝啬吧?”曾又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此人勇于有所为,可却难以承认错误并改正自己的缺点。”——神宗听了,表示同意。(见宋·陈师道《后山谈丛》)

王安石的为官清廉是一直受到人们肯定的。宋代官场,贪污受贿不是什么新鲜事,王安石品性耿介,厌恶拉拢贿赂,也屡见记述。一些与他相处比较久或对他比较熟悉的人,他们的记述,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比如曾经与他关系密切后来又疏远了的沈括,在他著名的《梦溪笔谈》里,就给我们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王安石患了喘病,要用“紫团山人参”来治疗,可家里没有,又不好买到。恰好有个叫薛师正的人从河东来,有这东西,就赠送王安石几两人参治病。王安石拒绝接受!有人就劝,治病要紧。王安石却不高兴了:没有人参,我不也活到今天了?——到底没收那礼。(见沈括《梦溪笔谈·人事》)

既然曾是皇帝最宠信的大臣,周围有些拍马屁的人也是肯定的。曾有人说过如此肉麻的话:“我恨不能早点死——这样您就会给我写一篇墓志铭——我的名字在您的雄文里出现,也好传之于后世!”(见宋·张师正《倦游杂录》)

然而,我们看到,王安石对此类事情并不感兴趣。他平常为人也不盛气凌人,在有些时候,甚至很恬淡、超脱。比如有一次在金陵,他“幅巾杖屦(麻鞋),独游山寺”,遇见一群人在那里高谈阔论文史,王安石就凑过去听。听着听着,人家就问,你也懂得这些?他说自己多少知道一点。于是人家就问了:你姓什么叫什么?王安石拱拱手,规规矩矩地回答:我姓王,叫安石——那群人“惶恐,惭俯而去。”(见宋·刘斧《青琐高议·后集》)

还有一件事情,更说明了王安石的生活态度:王安石做了高官,其夫人吴氏见别的达官贵人三妻四妾,就给他也买了个妾。王安石见了十分惊诧,问:你是什么人?那妾就回答说:是夫人让我来伺候您的。王安石详细一问方知道,这妇人原来有家,丈夫因要赔偿损失的官款所以把她卖了。王安石问要多少钱才能赔偿那笔损失?答:九十万。王安石就叫来那妇人的丈夫,给他九十万钱,让他把女人带了回去。(见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

九十万是什么概念我不清楚,想来不是太小的数目——否则也不会把老婆都卖了。由此可见,王安石固然节俭,自己舍不得吃好的,甚至招待客人都很简慢。可是,在有些地方,却又并不吝啬。

由于政治见解上的分歧,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等人关系都不好。可是,从散见于各种书籍中司马光等人对王安石的评价看,他们对王安石还是有尊敬的一面的。据《邵氏见闻录》所引司马光的《斋记》记载,王安石:“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式文有美者,读一过则成诵在口,终生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错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月辄无……,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詘。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

能提携后进,友爱兄弟,不急于做大官等等,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是值得赞赏的。

历史上,王安石是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那场变法上。而作为一个人,他的品格行为,相对而言人们注意得比较少。关于他的大部分传闻,又集中在诸如“怪僻”等表象上。而另外一些人,出于对他政治主张的赞许,又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怪异。

我对王安石没有系统的研究,但读过与他相关的一些资料,感觉到此人的“怪”与不近人情,恐怕是真实的。再看人们对他的变法的成败得失的分析、评价,感觉到他的一些政治行为的成功与失败,与他的性格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这个结论本文一开始就已经提到了。(在《宋史》里)

生活中的一些的小事情,可能真的反映了某个人的精神面貌,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里,我们或者可以体味到些什么。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人,一些特立独行的人,一些完全忽略别人怎么看自己的人,很可能遭遇失败——这不一定是因为他的主张、见解是荒谬的,而是他生活在一个群体里,群体对他的认同,关系着他的事业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