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王维:中国传统诗学的两个体系

顾随先生说:“欲了解唐诗、盛唐诗,当参考王维、老杜二人,几时参出二人异同,则于中国之旧诗懂过半矣。”王维和杜甫生活的时代差不多,但是他们的风格是那样地不同,而这种分别,在中国传统诗学体系中关系甚大。后世杜甫被称为诗圣、集大成者,王维虽被一些人称作诗佛,但是这个名头也没有能叫响。然而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江湖上的声名正好相反。

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选了唐玄宗开元二年(714),至唐玄宗天宝十二载 753 三十九年间,自常建至阎防24家诗234首 今本实为228首 诗,其中王维的诗选了十五首,但是却没有选一首杜甫的诗。难道这是偶然的遗漏吗?事实并非如此。在盛唐的时候,杜甫的确没有今天这样崇高的地位。相反,王维却是当时很有名望的诗人,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顾城、海子。《河岳英灵集》推崇王维,却遗落杜甫,这是由于盛唐人的审美风尚和后世推崇杜甫的文人颇有不同。殷璠在介绍王维时说了下面这番话:

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至如:“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又“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

他列举了王维的一些佳句,以使读者对王维的整体风格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而这种风格,在杜甫的诗中是很难找到的,两者风格很明显地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王维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享有盛名,而杜甫一直到很多年后,韩愈、元稹的大力提倡,才逐渐为世人所重视。韩愈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元稹则说他“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杜甫是“集大成者”的意思。

那么,杜甫和王维的区别究竟在何处,为什么开元、天宝间的人和后来元和年间的人会对他们有如此不同的看法?钱钟书先生认为这是唐宋诗的分别,在《谈艺录》一著中,他这样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而清华的葛兆光教授延续了这种从宋代严羽以来的看法,不过他认为,这是因为两个时代的诗人们对于诗歌功能——即“为什么写诗”——的理解不同。唐诗重表现,宋诗重表达。

我的看法则是:中国传统诗学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体系,一种体系是“诗言志”,另一种体系则是“诗缘情而绮靡”。

“诗言志”的诗学体系

先说“诗言志”。“诗言志”一词,见于《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序》则这样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从言志的体系来看,诗言志的意义就是:诗是生命的宣泄,是诗人生命体验的高度概括。诗言志体系,有着如下几个重要诗学概念。

第一个是诗为心声。清代叶燮《原诗》里面说:“有第一等之襟抱,斯有第一等之诗词”。根据诗为心声的原则,我们可以分辨出哪些是真诗,哪些是伪诗。我们知道,诗的本质是自由,但是有一类诗,它在本质上是反自由的。这类诗如黄巢的“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宋太祖的“未离海底千峰黑,才到中天万国明”,都曾在历史上获得很高评价,被认为是有“气”的作品。我却认为,这所谓的气,不是自由,而是自由的反面。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说过,自由的本义:不被他人奴役,自由的反义,奴役他人。黄巢、赵匡胤的诗,正反映了他们要奴役他人的心声。

第二个重要概念是风骨、兴寄。诗既然是要言志,这个志就不能是空洞的,浮靡的,而应该是质实的、刚健的。风骨之说,始自刘勰《文心雕龙》。唐初陈子昂重新倡导,并增加了一个相关的概念——兴寄: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存,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

兴寄是诗的内容,风骨是诗的风格。然而两者实在密不可分。风骨单独地看,是一种刚健质朴的美,但是如果作品没有兴寄,是产生不了这样的美的。

诗言志体系的重要审美理想是沉郁,这也是第三个诗学概念。沉郁是什么意思?清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有云:“沉则不浮,郁则不薄。”沉郁就是一种深沉厚重的审美风格。言志的诗是以沉郁为最高审美理想的。尼采说古希腊人用艺术来实现崇高,以克服生命的可怕,中国人则用艺术来实现了沉郁,以克服生命的苦难,杜甫被认为是中国诗史上沉郁顿挫的最高典范。

诗言志体系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温柔敦厚。温柔敦厚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传统诗教。它的提出,最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后世很多人对于温柔敦厚有曲解,认为温柔敦厚就是消极派,就是不敢与恶势力抗争,事实上并非如此。《毛诗序》谈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请注意“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这几个短语,诗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何以就是消极派,就是投降主义呢?所以那些金刚怒目的作品,同样可以是温柔敦厚的。不过温柔敦厚的诗,即使是最具有批判力量,也要以一种深沉曲折的风格表达出来,比如杜甫的《北征》结尾:

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园陵固有神,洒扫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请仔细玩味这诗里的内涵。杜甫的这首诗,一向被认为是杜诗的压卷之作,就是因为它达到了温柔敦厚的极致。诗人的意思是说,当年太宗建立的唐王朝,其国力是多么的强盛,而现在你们这些不肖子孙,竟然把国家祸害成这个样子。这个批判的力量是无比严峻的,然而这样的诗依然是温柔敦厚的。

温柔敦厚的本质,是用爱,而不是怨恨来写诗。下面这首七绝的作者是台静农先生。他是鲁迅的学生,后来做了台湾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这首诗作于抗日战争期间,作者颠沛流离,却依然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而担心:

检点春衣易米薪,穷途枵未解呻吟。君看拾橡山中客,许国长怀稷契心。

这样的诗,就是心中充盈着对人类的爱的诗句,就是温柔敦厚的诗句。不过,温柔敦厚的诗毕竟是含蓄不露的,还有一种诗,情感上更加直率,被称作是变风变雅。《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变风变雅的诗词,就是那些怨以怒、哀以思的作品。怨以怒,如辛弃疾《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哀以思,如南宋刘辰翁在杭州沦陷后所作《柳梢青·春感》。

人们学习古代文学史,从诗经、楚辞到汉魏风骨,再到唐代李白、杜甫,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条诗言志传统的发展脉络。到了中唐,白居易、元稹提倡新乐府运动,又高举诗言志的旗帜。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元白所提倡的新乐府运动不是真正的诗,而是新闻作品。诗言志,这个“志”是诗人对以前生命的整个体验,经过长期酝酿,才迸发出来的一种情感。新乐府却只是最早的报告文学,不是诗。

“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体系

讲完诗言志,再说诗缘情而绮靡。晋代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以浏亮。”赋,是一种唯美的文体,前人评述,赋大抵“劝百讽一”,陆机将诗与赋并列,实际上认为诗和赋在本质上是一类的,只是它们的侧重点和语言风格不一样而已。齐梁间诗,诚如李白所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然而唐代的主流诗风并没有与齐梁间诗存在本质区别。以王维为代表的唐代诗风,也同样注重审美远远超过注重达意,换言之,就是注重绮靡胜过言志。不过唐代诗学相对齐梁,终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唐诗开启的宗风后来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正统。诗言志的体系是属于儒家的,而唐诗所代表的“缘情而绮靡”的正统则是属于老庄的。王维的诗,被苏轼称为“诗中有画”,他的作品,正是缘情而绮靡的典范。

缘情而绮靡,一个集大成的理论是神韵。神韵说是清初王士祯的理论,他是在唐代司空图、宋代严羽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神韵说来。其《真州绝句》: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说它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也好,说它有言外之韵,象外之致也罢,总之它没有明确地要表达一个主题,只是表现了一刹那的感动。这就是缘情而绮靡的实质。

缘情绮靡,其末流往往变成对景物人事的应酬。欧阳修《六一诗话》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记其诗,有云:“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又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其佳句多类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者矣,是可叹也!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

言志有言志的优势,缘情也有缘情的优点。就像唐诗、宋诗各有优缺点一样。于是到了后世,两个体系也有合流的趋向。合流的第一个成果是寄托。屈原《离骚》首开香草美人之思,以后诗人以绮靡之笔,写低回委婉之情,而寄托家国之思,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传统。比如南宋姜夔的《疏影》,这首词表面上咏梅花,而实际表达对靖康之耻遭掠北上的后妃宫女的同情,寄托了他深沉的故国之思;再如清代陈宝琛《感春四首》,以咏落花而感伤甲午中日海战之败,末句云战败时,正是西太后的生辰。这样的诗,真是达到了“主文而谲谏”的高明境界。大家所熟悉的王国维的境界说,也是两个体系合流的产物。《人间词话》有云: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境界说本从神韵说发展而来,但是却强调人内心的修为对于诗词的影响。这与诗为心声是一致的。因此王国维虽然以缘情绮靡为主,也不能不受到诗言志传统的影响。他下面的话则更明显是受到诗言志的影响: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不过王国维的三境界说的是学问境界,就人生境界而言,我认为也有三个境界。“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第一境,就是说,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超越感性,不要去侈谈良知、道德担荷,而应该把追求真理当作唯一的美德;“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是第二境,就是说,一切的苦难都埋藏在心底,以悲剧的情怀去从事入世的事业;“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这是第三境。我们必须要感谢上苍,因为它尽管赋予我们智慧的痛苦,却给了我们高贵的灵魂。

(本文根据作者在韩山师范学院百年校庆日的学术讲座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