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学之死生——在《北京文学》一次会上的发言

作者:李敬泽

在中国三百六十行里,大概没有任何一行像文学这一行,坐在这里大家天天谈死,天天谈我们何时灭亡、怎么灭亡。

我当然同意晓明先生“向死而生”的说法。但我也认为,我们现在是过度地消费了可能性,也过度地消费了不可能性。说明白一点就是,一方面,我们是亢奋过度,变本加厉,另一方面,我们是大惊小怪,神经过敏。我们的生活态度、文化态度都被这两种并存的过度消费所支配。

大家坐在这里研究文学的天会不会塌,都很忧虑,气氛沉重。似乎一个幽灵在徘徊,在我们的会议室里徘徊,这个幽灵就叫“时代”,大家在时代面前有一种莫名的虚弱,说来说去,小说家和诗人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好像是只好坐以待毙或垂死挣扎,因为很不幸,据说这个时代恰好不是文学的时代。

那么,难道曹雪芹、鲁迅的时代是文学的时代?难道卡夫卡的时代是文学的时代?现在的学者们这么看,但恐怕曹雪芹、鲁迅或卡夫卡不那么认为。一个生活在1907年的人,面对他的时代的困惑未必比我们小;同样,一个生活在1807年的人在他的时代里面临的认识和表现的困难,也不会比我们少。

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学思维中,我们可能是被一些虚构的焦虑所缠绕,我们可能因为大惊小怪,制造出我们本不必去处理的问题。这种在时代面前的巨大焦虑和巨大的不知所措,一部分是真实的诚挚的,另一部分是被我们炮制出来的,是我们自己造出来吓唬我们自己。

比如现在很多作家都有个口头禅,都会惊慌地说这个时代不得了,这个时代的生活远远大于我们的虚构、远远大于我们的故事。——这难道是问题吗?难道有什么时代真实的人心和生活会小于虚构、会小于故事?这难道不是大惊小怪吗?有些朋友振振有辞,常举的例子是,小说怎么写都赶不上《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那我说你根本不知道小说是干什么的,别写了算了,就直接反映社会经验的宽广和敏锐而言,小说本来就竞争不过报纸,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本来就是和大众传媒一起成长起来的,小说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确认了本身的力量。你以为十九世纪的大师们不看报纸?他们天天看,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司汤达写《红与黑》,还不都是受了社会新闻的启发?

倒是我们现在,面对生活的时候、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那种六神无主、怨天尤人,我觉得倒是一件比较新鲜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把一切都推给时代,写不出好东西赖时代赖报纸赖电视赖电视赖互联网赖读者,这是取消了我们的主体责任,是怯懦和偷懒,不要忘记鲁迅的告诫,没人给你量身安排出个时代让你成为大师,文学的命运不过是个批评家的话题,说到底每个作家只能面对自己的命运,必须自己选择自己承担,自己去创造。

所以,关于文学之生死,我采取孔夫子的态度,有些事只能是挂起来置而不论。我们与其论证文学怎么死何时死,不如想想文学究竟应该做什么?它可能做什么?一个作家,他在这个时代如何找到他想象和认识世界的独特路径,他如何生活如何表达。

——但这些问题我们很少谈到,我们不感兴趣。那我们对什么有兴趣?出门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