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重》原文·刘庆邦

我的小弟弟身有残疾,他活着时,我不喜欢他,不愿带他玩。小弟弟病死时,我却哭得浑身抽搐,手脚冰凉,昏厥过去。母亲赶紧喊来一位略通医道的老爷爷,老爷爷给我扎了一针,我才苏醒过来。母亲因此得出了一个看法,说我是一个心重的孩子。母亲临终前,悄悄跟村里好几个婶子交代,说我的心太重,她死后,要婶子们多劝我,多关照我,以免我哭得太厉害,哭得昏死过去。

我对自己并不是很理解,难道我真是一个心重的人吗?回头想想,是有那么一点儿。比如有好几次,妻子下班或外出办事,该回家不能按时回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为妻子的安全担心。我胡想八想,想得越多,心越往下沉,越焦躁不安。直到妻子终于回家了,我仍然心情沉闷,不能马上释怀。妻子说,她回来了,表明她没出什么事儿,我应该高兴才是。我也明白,自己应该高兴,应该以足够的热情欢迎妻子归来。可是,大概因为我的想象沿着不好的方向走得有些远了,一时还不能返回来,我就是管不住自己,不能很快调动起高兴的情绪。等妻子解释了晚回的原因,我们又说了一会儿话,我压抑的情绪才有所缓解,并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我想,这也许就是我心重的表现之一吧。

许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心重,认为心重是小心眼儿,是性格偏执,是对人世间的有些事情看不开、放不下造成的。有人甚至把心重说成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现象,是不健康的心态。对于这样的认识和说法,我实在不敢认同。不是我为自己辩解,以我的人生经验和心理经验来看,我认为心重关乎敏感,关乎善良,关乎对人生的忧患意识,关乎对责任的担当,等等。从这些意义上说,心重不但不是什么负面的心理现象,而正是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心态。

我不揣冒昧,作出一个判断,凡是真正热爱写作的人,都是心重的人,任何有分量的作品都是心重的人写出来的,而非心轻的人所能为。一个人的文学作品,是这个人的生命之光,生命之舞,生命之果,是生命的一种精神形式。生命的质量、力量和分量,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质量、力量和分量,有什么样的生命,只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我个人理解,生命的质量主要是对一个人的人格而言,一个人有着善良的天性,高贵的心灵,高尚的道德,悲悯的情怀,他的生命才称得上有质量的生命。生命的力量主要是对一个人的智性和思想深度而言,这个人勤学,善于独立思考,对世界有着独到的深刻见解,又勇于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见解,这样的生命无疑是有力量的生命。生命的分量主要来自一个人的阅历和经历,它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他奋斗过,挣扎过,痛苦过,甚至被轻视过,被批斗过,被侮辱过,加码再加码,锤炼再锤炼,生命的分量才日趋完美。沈从文在评价司马迁生命的分量时,有过精当的论述。沈从文认为,司马迁的文学态度来源于司马迁一生从各方面所得到的教育总量,司马迁的生命是有分量的生命。这种分量和痛苦忧患有关,不是仅仅靠积学所能成就。

回头再说心重。心重和生命的分量有没有关系呢?我认为是有的。九九归心,其实所谓生命的分量也就是心的分量。一个人的心重,不等于这个人的心就一定有分量。但拥有一颗有分量的心,必定是一个心重的人。一个人的心轻飘飘的,什么都不过心,甚至没心没肺,无论如何都说不上是有分量的心。

目前所流行的一些文化和艺术,因受市场左右,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沉重的现实,一味搞笑、娱乐、放松、解构,差不多都是轻而又轻的东西。这些东西大行其道,久而久之,只能使人心变得更加轻浮、更加委琐、更加庸俗。心轻了就能得到快乐吗?也不见得。米兰·昆德拉的观点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他说过,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

有一年我去埃及,在不止一处神庙中看到墙上内容大致相同的壁画。壁画上画着一种类似秤或天平样的东西,像是衡器。据介绍,那果然是一种衡器。衡器干什么用的呢?是称人的心。每个人死后,都要把心取出来,放在衡器上称一称。如果哪一个人的心超重,就把这个人打入另册,不许变成神,也不许再转世变成人。那么对超了分量的心怎么处理呢?衡器旁边还画着一条巨型犬,犬吐着红舌头,负责称心的人顺手就把不合标准的心扔给犬吃掉了。我不懂埃及文化,不知道壁画背后的典故是什么,但听了对壁画的介绍,我难免联想到自己的心,不由地惊了一下。我承认过自己心重,按照埃及的说法,我死后,理应受到惩罚,既不能变成神,也不能再变成人。从今以后,我是不是也想办法使自己的心变得轻一些呢?想来想去,我想还是算了,我宁可只有一生,宁可死后不变神,也不变人,还是让我的心继续重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