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送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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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早秋,我送一群小学毕业生到杭州来投考中学。这一群小学毕业生中,有我的女儿和我的亲戚、朋友家的儿女,送考的也还有好几个人,父母、亲戚或先生。我名为送考,其实没有什么重要责任,因此我颇有闲散心情,可以旁观他们的投考。

坐船出门的一天,乡间旱象已成。运河两岸,水车同体操队伍一般排列着,咿哑之声不绝于耳。村中农夫全体出席踏水,已种田而未全枯的当然要出席,已种田而已全枯的也要出席,根本没有种田的也要出席;有的车上,连妇人、老太婆和十二三岁的孩子也都出席。这不是平常的灌溉,这是人与自然奋斗!我在船窗中听了这种声音,看了这种情景,不胜感动。但那班投考的孩子们对此如同不闻不见,只管埋头在《升学指导》、《初中入学试题汇观》等书中。我喊他们:“喂!抱佛脚没有用!看这许多人的工作!这是百年来未曾见过的状态,大家看!”但他们的眼向两岸看了一看,就回到书上,依旧埋头在书中。后来却提出种种问题来考我:

“穿山甲喜欢吃什么东西?”

“耶稣生时当中国什么朝代?”

“无烟火药是用什么东西制成的?”

“挪威的海岸线长多少哩?”

我全被他们难倒了,一个问题都答不出来。我装着内行的神气对他们说:“这种题目不会考的!”他们都笑起来,伸出一根手指点着我,说:“你考不出!你考不出!”我恼羞并不成怒,笑着,倚在船窗上吸烟。后来听见他们里面有人在教我:“穿山甲喜欢吃蚂蚁的!……”我管自看踏水,不去听他们的话;他们也管自埋头在书中不来睬我,直到舍船登陆。

乘进火车里,他们又拿出书来看;到了旅馆里,他们又拿出书来看。一直看到考的前晚。在旅馆里我们遇到了另外几个朋友的儿女,大家同去投考。赴考这一天,我五点钟就被他们吵醒,也就起个早来送他们。许多童男童女,各人携了文具,带了一肚皮“穿山甲喜欢吃蚂蚁”之类的知识,坐黄包车去赴考。有几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愁容满面地上车,好像被押赴刑场似的,看了真有些可怜。

到了晚快,许多孩子活泼地回来了。一进房间就凑作一堆讲话:哪个题目难,哪个题目易;你的答案不错,我的答案错,议论纷纷,沸反盈天。讲了半天,结果有的脸上表示满足,有的脸上表示失望。然而嘴上大家准备不取。男的孩子高声地叫:“我横竖不取的!”女的孩子恨恨地说:“我取了要死!”

他们每人投考的不止一个学校,有的考二校,有的考三校。大概省立的学校是大家共同投考的。其次,市立的、公立的、私立的、教会的,则各人各选。然而大多数的投考者和送考者观念中,都把杭州的学校这样地排列着高下等第。明知自己的知识不足,算术做不出;明知省立学校难考取,要十个里头取一个,但宁愿多出一块钱的报名费和一张照片,去碰碰运气看。万一考得取,可以爬得高些。省立学校的“省”字仿佛对他们发散着无限的香气。大家讲起了不胜欣羡的。

从考毕到发表的几天之内,投考者之间空气非常沉闷。有几个女生简直是寝食不安,茶饭无心。他们的胡思梦想在谈话中反反复复地吐露出来,考得得意的人,有时好像很有把握,在那里探听省立学校的制服的形式了;但有时听见人说:“十个人里头取一个,成绩好的不一定统统取”,就忽然心灰意懒,去讨别的学校的招生简章了。考得不得意的人嘴上虽说“取了要死”,但从他们的屈指计算发表日期的态度上,可以窥知他们并不绝望。世间不乏侥幸的例,万一取了,他们便是“死而复生”,岂不更加欢喜?然而有时他们忽然觉得这太近于梦想,问过了“发表还有几天”之后,立刻接一句“不关我的事”。

我除了早晚听他们纷纷谈论之外,白天统在外面跑,或者访友,或者觅画。省立学校录取案发表的一天,奇巧轮到我同去看榜。我觉得看榜这一刻工夫心情太紧张了,不教他们亲自去看。同时我也不愿意代他们去看,便想出一个调剂紧张的方法来:我和一班学生坐在学校附近一所茶店里了,教他们的先生一个人去看,看了回到茶店里来报告。然而这方法缓和得有限。在先生去了约一刻钟之后,大家眼巴巴地望他回来。有的人伸长了脖子向他的去处张望,有的人跨出门槛去等他。等了好久,那去处就变成了十目所视的地方,凡有来人,必牵惹许多小眼睛的注意,其中穿夏布长衫的人尤加触目惊心,几乎可使他们立起身来。久待不来,那位先生竟无辜地成了他们的冤家对头。有的女学生背地里骂他“死掉了”,有的男学生料他“被公共汽车碾死”。但他到底没有死,终于拖了一件夏布长衫,从那去处慢慢地踱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一声叫后,全体肃静,许多眼睛集中在他的嘴唇上,听候发落。这数秒间的空气的紧张,是我这支自来水笔所不能描写的啊!

“谁取的”,“谁不取”,一一从先生的嘴唇上判决下来。他的每一句话好像一个霹雳,我几乎想包耳朵。受到这种霹雳的人有的脸色惨白了,有的脸色通红了,有的茫然若失了,有的手足无措了,有的哭了,但没有笑的人。结果是不取的一半,取的一半。我抽了一口大气,开始想法子来安慰哭的人。我胡乱造出些话来把学校骂了一顿,说它办得怎样不好,所以不取并不可惜。不期说过之后,哭的人果然笑了,而满足的人似乎有些怀疑了。我在心中暗笑,孩子们的心,原来是这么脆弱的啊!教他们吃这种霹雳,真是残酷!

以后在各校录取案发表的时候,我有意回避,不愿再尝那种紧张的滋味。但听说后来的缓和得多,一则因为那些学校被他们认为不好,取不取不足计较;二则小胆儿吓过几回,有些儿麻木了。不久,所有的学生都捞得了一个学校。于是找保人,缴学费,又忙了几天。这时候在旅馆中所听到的谈话,都是“我们的学校长,我们的学校短”的一类话了。但这些“我们”之中,其亲切的程度有差别。大概考取省立学校的人所说的“我们”是亲切的,而且带些骄傲。考不取省立学校而只得进他们所认为不好的学校的人的“我们”,大概说得不亲切些。他们预备下年再去考省立学校。

旱灾比我们来时更进步了,归乡水路不通,下火车后须得步行三十里。考取了学校的人都鼓着勇气,跑回家去取行李,雇人挑了,星夜启程跑到火车站,乘车来杭入学。考取省立学校的人尤加起劲,跑路不嫌劳苦,置备入学的用品也不惜金钱。似乎能够考得进去,便有无穷的后望,可以一辈子荣华富贵,吃用不尽似的。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于西湖招贤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