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之谜》原文

茱萸在中国诗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屈原在《离骚》里曾说:“椒专佞以慢幍兮,樧又欲充夫佩帏。”显然认为樧是不配盛于香囊佩于君子之身的一种恶草。樧,就是茱萸。千年之后,到了唐人的笔下,茱萸的形象已经大变。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甫的“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都是吟咏重阳的名句。屈原厌憎的恶草,变成了唐人亲近的美饰,其间的过程,是值得追究一下的。

重九,是中国民俗里很富有诗意的一个节日,诸如登高,落帽,菊花,茱萸等等,都是惯于入诗的形象。登高的传统,一般都认为是本于《续齐谐记》所载的这么一段:“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重九的吟诗传统,大概是晋宋之间形成的。二谢戏马台登高赋诗,孟嘉落帽,陶潜咏菊,都是那时传下来的雅事。唯独茱萸一事似乎是例外。《续齐谐记》的作者是梁朝人吴均,而桓景和费长房相传是东汉时人。根据《续齐谐记》的说法,登高,饮菊花酒,带茱萸囊,这些习俗到梁时已颇盛行,但其起源则在东汉。可是《西京杂记》中贾佩兰一段,却说汉高祖宫人“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此说假如可信,则重九的习俗更应从东汉上推以至于汉初了。但无论我们相信《西京杂记》或是《续齐谐记》,最初佩戴茱萸的,似乎只是女人。不但如此,南北朝的诗中,也绝少出现咏茱萸之作。

到了唐朝,情形便改观了。茱萸不但成为男人的美饰,更为诗人所乐道。当时的女人仍佩此花,但似乎渐以酒姬为主,称为茱萸女,张谔诗中便曾见咏。王维所谓“遍插茱萸”,说明男子佩花之盛。杜甫所谓“醉把茱萸”,可能是指茱萸酒。重九二花,菊与茱萸,菊花当然更出风头,因为它和陶渊明缘结不解,而茱萸,在屈原一斥之后,却没有诗人特别来捧场。虽然如此,茱萸在唐诗里面仍然是很受注意的重阳景物。《杜甫全集》里,咏重九的十四首诗中便三次提到茱萸。李白的诗句:

九日茱萸熟,

插鬓伤早白。

说明此树的红实熟于重九,可以插在鬓边。佩戴茱萸的方式,可谓不一而足,或如赵彦伯所谓“簪挂丹萸蕊”,或如陆景初所谓“萸房插缙绅”。至于李峤的“萸房陈宝席”和杜甫的“缀席茱萸好”,则是陈花于席,而李乂的“捧箧萸香遍”该是分传花房或赤果。储光羲的“九日茱萸飨六军”,恐怕是指茱萸酒,而不是指花。

我想佩缀茱萸之风大盛于唐,大概是宫廷倡导所致。当时每逢重阳佳节,皇帝常常率领一班文臣登高赋诗,同时把一枝枝的茱萸分赠群臣作佩饰,算是辟邪消灾,应付桓景的故事。翻开《全唐诗》,多的是《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或者《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一类的诗题。这一类的诗,无非“菊彩扬尧日,萸香绕舜风”,“宠极萸房遍,恩深菊酎馀”的颂词,绝少文学价值。一般说来,应制诗常提到此花,反之则少提及,可见宫廷行重九之令,一定备有此花。杜甫五律《九日》末二句“茱萸赐朝士,难得一枝来”,指的正是这件事。到了陆游的诗句“但忆社醅挼菊蕊,敢希朝士赐萸枝”,恐怕只是偷杜甫之句,不是写实了。

只要看唐代“茱萸赐朝士”之盛,便可以想见汉代宫人佩花之说或非虚构。汉高祖时不可能流行桓景的故事,而《西京杂记》中所言重九种种也并无登高之说。原来茱萸辟邪除害,并非纯由传说,乃有医学根据。我们统称为“茱萸”的植物,其实更分为三类:山茱萸属山茱萸科,吴茱萸和食茱萸则属芸香科,功能杀虫消毒,逐寒去风。李时珍《本草纲目》里说,井边种植此树,叶落井中,人饮其水,得免瘟疫。至于说什么“悬其子于屋,辟鬼魅”,自然是迷信,大概是取其味辛性烈之意,正如西洋人迷信大蒜可以逐魔吧。郭震所谓“辟恶茱萸囊,延年菊花酒”,正是此意。除此之外,吴茱萸还可以“起阳健脾”,山茱萸更能“补肾气,兴阳道,坚阴茎,添精髓,安五脏,通九窍”。不知这些功用和此物大盛于唐有没有关系?据说茱萸之为物,不但花、茎、叶、实均可入药,还可制酒。白居易所谓“浅酌茱萸杯”,恐怕正是这种补酒。

食茱萸的别名,有欓、藙、越椒等多种。古人以椒、欓、姜为“三香”,到了明朝,欓已罕用,现代人则只用椒与姜,不知茱萸为何物了。但在《礼记》里,三牲即已用茱萸来调味去腥。《吴越春秋》更说:“越以甘蜜丸欓报吴赠封之礼”,可见早在屈原之前,茱萸已成国之间相赠的礼品了。然则众人之所贵,何以独独见鄙于屈原呢?可能茱萸味特辛辣,“蜇口惨腹”,不合屈原口味,甚至引起过敏之症,也未可知。曹植诗句:“茱萸自有芳,不若桂与兰”,也许正说中了此意。

一九七六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