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可改变她

相信每个人都有过种种未曾实现的“打算”,尤其像我这种一会儿冒出一个主意的人,好听一点叫做白日梦、富于幻想等等。但像我这种只是打算打算的人,可能不多,大部分人都能致力于“打算”的实现。

多少年前,曾打算为韦君宜先生写一部传记,尽管这不是我的专长。也说服了她的女儿团团做我的“眼线”,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君宜先生那些值得后世记取的事物记录下来……但被先生拒绝。也许她有自己的考虑,我不便勉强,而且她那时还能走动,甚至还可以动手写些什么。

待到她的脑血栓进一步恶化,我更不止一次地想起这个不曾实现的打算。

后来她的病情越发严重,甚至常年卧床不起,在几乎完全丧失自理能力的情况下,顽强地写出了《露沙的路》。与其说那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代人的反思。钦佩之余,禁不住为它的意犹未尽抱憾不已。

这当然不是作者的错。

时过境迁,我再不会生发为先生写一部传记的念头了,即便重新给我一次机会,也不会了。

就像自己曾经觉得欠了很多“债”,偿还的念头,多年来让我耿耿于怀,如今也不了。

对于一个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信仰的破灭,文字又有多少意义?!

团团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曾经写道:“……我当努力延续她的生命,我懂,她不仅是我的母亲,也是一位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人格高尚的人。”

再次大面积脑血栓后,君宜先生连喉结都瘫痪了,她不甘心地奋力发声、叫喊,可是团团只听清楚了两句:“一生事业就此完了!”和“活着为了什么?”

有这两句足够了,还用我来写什么传记!而谈人格,又是多么的奢侈。

不如将过去的日记,摘引几段。

一九八一年: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看望韦君宜同志。

谈起《沉重的翅膀》,她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向前看的作品,但同时也看到现在和过去,不看现在和过去,是无法向前看的。

“有人曾怀疑你能否写这种题材,能不能发挥你的特点,而且工业题材过去有一个套数,看了使人头疼,没兴趣。

“然而你写的每个人物都是人,把高级干部写活了,写得很好。过去很少有人把高级干部当做人来写,不是写得很好,就是写得很坏。看出你着力写了郑子云,他有思想,有主张,但不是完人。”

十月三日 星期五

看望韦君宜同志。她说:“明年要评选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我推荐了《沉重的翅膀》和《将军吟》,不过挑你作品毛病的还有一些人。”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晚上与君宜同志通电话,她说:“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打电话给出版局,命令《沉重的翅膀》停止印刷,如已印刷则不准发行,它有严重错误:反对‘四个坚持’,矛头指向‘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比如书中写道:‘三十年来的基本建设经验,基本是失败的……’我准备挽救局面,宁肯经济上受些损失,缓出、改版,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全部删掉,看他们还能如何。”

我说:“但愿你的良好愿望可以实现,但对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某部已经将我状告中宣部干部局,此位部长一向极左……让他们批吧,我一个字的检查也不写。”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

下午,君宜同志把我召去,问道:“你怎么在会上(中宣部文艺局召开的一个文学会议)说我对你说了什么,弄得人人打电话查询我。你再这样,我们大家都掉进酱缸里,可就没办法了……”

我请她向与会的同志核实,她立刻打电话给荒煤,荒煤说我在会上,连她的名字提都没提。

然后让我把《沉重的翅膀》上那些太尖锐的地方修改修改,我同意了。我说:“照我的脾气就不改,但现在这本书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事,会影响一大批人,甚至我尊敬的一些领导,为了大我只好放弃小我。”

她又说:“这样就可以堵住他们的嘴:已发的是初稿,定稿时改了。这让中央替我们说话时,也好出来说话,不要使他们一点回旋的余地也没有……”

我对出版社因我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因纸型已经制好)、政治上受到的压力而深感不安。

十一月一日 星期日

一早接韦家电话,说我昨天刚离开他们家,就有人查问韦对我说了什么。她说,现在从各个角度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很多,我又在会上“点了火”,成为注意的焦点,叮嘱我说话一定谨慎,小心被人揪住小辫子,对方也很关心,那位部长一向极左,把不让出版书的责任,推给了另一位副部长,并在中宣部对他进行围攻,闹得周扬同志工作不下去。

一定要小心啊。

一九八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

从团团处得知,有人借口美国医生代表团中的那位胸外科专家级别低,仅是旧金山市心血管学会会长,不是全美心脏学会会长,向上海有关方面提出:“这样一位级别的干部,手术出了问题,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实则是使S失去一个求生的机会。S知道这一点后,情绪非常低落。

君宜同志立刻派团团去找卫生部长,恰值部长外出,由副部长接待,但君宜同志与他不熟。据他说,有人打报告给卫生部,卫生部转呈国务院,国务院只好批准,不同意外国人给这样一位级别的干部手术。如果变更计划,还得由国务院重新批准。

君宜同志又打电话给姚依林副总理。她对我说:“解放以后,我从来没有和这位老同学有过联系,这是第一次。”

姚依林副总理,马上请姚办给上海有关部门和S本人打了电话。可以说,君宜同志救了S一命,希望他永远不要忘记这一家人的救命之恩。

…………

正是因为这一手术,为S抢到了十三年的时间。

我是一个疏懒的人,君宜同志为我做过的一切,并没有完全被我记载下来,仅就以上片断,人们便可对她的为人,有个大致的了解。

我并不认为这是她对我情有独钟,她不过认准“公正”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应有标准,并为它的实现尽力而为。即便在大街上碰到一个素不相识、遭受不公正的人,她也会拔刀相助,不计回报。就我所知,这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就不止一次。当然,我(包括S)是否值得她那理想光辉的照耀,可以留待以后讨论。

对于这样一个施大恩于我的人,我的良心却让狗吃了似的没有丝毫回报。

当年与她同为清华大学学潮的风头人物、与国民党谈判小组的数名成员,一九四九年后,有人官至宰辅何论侍郎,而她的官是越做越小。但她志不在此,我从没见过像她这样对论资排辈的“排行榜”如此淡漠的人,而且是一门心思、绝无半点做戏的成分。

让她不断生出烦恼的一切,与这些是太不着边儿了。我常无奈地笑着,不知问谁地问道:她是当今这个世界上的人吗?

这个操蛋的生活,充满多少陷阱和诱惑!它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轨迹,即便英雄豪杰也难逃它的捉弄。眼见得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最后面目全非,和眼看着一个人渐渐地死亡、腐烂有什么区别?她却让这个操蛋的生活,遭遇了“你不可改变我”!

无缘见到许多活生生的革命者,对革命者的理解也只能套用书本上的概念,如果能经得住我这种一板一眼的教条主义的检验,那肯定是个无法注水或缩水的革命者。

大学时代喜欢过一个文字游戏——马克思和女儿的对话。

诸如你喜欢什么颜色、你最喜欢的歌曲等等,我大都忘记,只记住了一句:你最喜欢的格言?马克思回答说:怀疑一切。

这句话,大概道出了革命者的本质。君宜同志从未停止过疑问,从延安起而至现今,哪怕被这样撂倒在病床上。前面说到她即便喉结已经瘫痪,还在不甘心地发问:“活着为了什么?”

春节期间去医院看望她,虽然她已不能说话、不能听,但尚可认字,我在纸上写了“张洁感谢你”。那不仅仅是对她的感谢,也是对一种精神——一种精神的坚持的感谢。

如今,对人、对事,她已没有多少反应,大多闭眼应对。但是看了我写的那几个字,她不停地眨着眼睛,喉咙里发出断续的音节,很久不能平静。

我想,她明白了我的意思。

2000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