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ve Away
女儿的婚礼是一个西式婚礼。照规矩，应该由她父亲把她送上教堂的婚坛，并交给另一个男人，也就是日后作为她丈夫的那个人。英文这叫做Give away。
可是她从小就和她的父亲分开了，或者说，她没有父亲。
谁来送她走上婚坛？我发了愁。
女儿不容置疑地说：“妈，当然是您。”
我想她的意思是，把她养育成人的是我。
其实，她能成长为今天这样一个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相当出色的人，是她姥姥——也就是我的妈妈——养育的结果。挣钱养家靠我妈，遮风挡雨还是我妈……可惜她看不到这一天了。好在她老人家在一九九〇年，就见过这个未过门的外孙女婿，且印象良好。
我问唐棣：“这件事你和神父谈过没有？”
她说：“谈过了，他没意见。现在天主教也改革了，就是他不同意，我也要这么做。”
一位在美国落户几十年的女友却说，由我把女儿送上婚坛，真是破天荒。
我们家的女人，大多做过破天荒的事情。可是不这样，又怎么活下去？很多人并不一定喜欢冒险，或对“破天荒”有所偏爱。庸常是福。一般来说，人们更喜欢安安分分地过日子，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
按照西方的习俗，新郎在婚礼前，是不能看到新娘婚纱的。所以婚礼头一天，我们母女，还有她的伴娘，就带着她的婚纱前往Vermont，住进了女儿预订好的旅馆。这就是全部的娘家人了。当然我还带了母亲的骨灰，让她也高兴高兴，她活着的时候，一直想要看到外孙女儿的结婚大典，可却没有看到。
那是一个讲究、温馨、浪漫的老英格兰风格的旅馆，坐落在起伏的丘陵之间，四周有广阔的园林和草地，室内所有的木质结构，如窗棂、护窗、门、护门、护墙、天花板的房椽上，都装饰着老式浮雕。
在教堂完婚后，他们将在这里举行喜庆和喜宴。
当我们走进女儿预订的房间，她说：“妈，咱们终于能理直气壮地住进这样的旅馆了。Jim好意让咱们住到他家里去，说是可以为我们省点钱。可我觉得宁肯花点钱，也要住到这里来。”
我说：“这个钱，无论如何应该花。”我想，就是妈活着，也会这样说。女儿能做这样的决定，不就是按着姥姥一辈子待人处世的原则行事的吗？
早就想好，她出嫁的那天，我要给她洗个澡，算是当妈的最后给女儿洗的一个澡，也是人生的一种了结。多少不能忘记的日子，不就是从她出生后我给她洗的第一个澡开始的吗？
不想也罢。
为此，我还带了一条新毛巾，希望趁此机会，洗掉我们家上两代人的晦气。
可是第二天一起床，我们激动得什么都忘了。等她洗完澡，我才想起来，这个澡是我早就准备要亲自给她洗的。可又不能让她再跳进澡盆里去，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好在她到现在为止，总是顺利，不像我和母亲。
然后我们和伴娘Jeanie一起去理发店做头发，女儿悄悄对我说：“妈，我觉得我应该给Jeanie付做头发的钱。”
我说：“当然。”这无疑又为她的婚礼增添了一点欣喜。
回到旅馆，我们开始穿礼服，给女儿穿好礼服、化好妆，眼前是那么漂亮的一个新娘！真没想到，我会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儿，那时，我觉得哪个男人也配不上她了。
我不是开玩笑地说：“妈真的舍不得把你嫁出去了。”
她说：“您昨天还说Jim是个好男人，把我嫁给他很放心呢。”
摄影师来到的时候，我还没换衣服，女儿很关心我的穿着，帮我穿好衣服，化好妆，说：“妈，您真好看。”
我想，她的意思是，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们都够体面。我们过去还说，要为母亲参加外孙女儿的婚礼，定做一套织锦缎的中式上衣和长裙，谁知如今梦已成空。
摄影师看到那么漂亮的一个小新娘，也很激动，给她拍了一张又一张。
天气好极了，女儿说：“一切事情通过努力都能办好，就是天气无法控制，现在总算放了心。”
万事顺遂，这是她的福气。
司机是个有经验的人，他说他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去教堂时间最为合适。
我永远不会忘记，女儿拥坐在婚纱中，去教堂参加婚礼那仪态万方的样子。
公元一九九四年九月三号这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把唐棣送上了婚坛，撩起她的面纱，在她面颊上亲过出嫁前母亲最后的一吻。在把她交给Jim之前，我又放心、又不放心地再次向他深望一眼。
那一眼直望Jim的心底。虽然我对自己的事情常常看走眼，可这次我知道，唐棣绝对不会遭算计。
周遭的一切对Jim已不复存在，只是怀着一份时刻准备奉献的期待，守候着向他越走越近的那份很重的责任。
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唐棣站在婚坛上回答神父问话的样子，和她回答Yes时的声音。
回到旅馆，是婚宴前的小吃和拍照，摄影师很卖劲。
婚宴前的小吃和婚宴上的菜肴都很丰盛，也很可口。菜单是女儿亲自订的，她也没有忘记为两张主桌安排了特别的服务，让上了年纪的客人，更方便、更舒适一些……她像我的母亲一样，也是个要体面的人，什么事都做得让人挑不出毛病。
婚礼上的万般事体，都是她自己张罗的，她唯一的遗憾是，事前无法检查装饰蛋糕、教堂的鲜花，付了不少钱，但是不够丰满。
只恨我这个当妈的，在女儿这件人生大事上，一点劲也使不上，就连结婚礼服，也没能和她一起挑选，只在她最后试穿的时候看了看。不要说我是在她婚期已近的时候才来到美国，就是我在这里，也做不了什么。
惭愧得不得了。倒不完全是对她，更是对母亲的在天之灵。
不过我也有点害怕，女儿是太好强、太聪明了，太好强、太聪明的人，必定劳累自己。
参加婚礼的每一个人都对我说：“你的女儿真漂亮。”
我趁一个空当儿告诉她：“人人都说你漂亮极了。”
她说：“那是人家的客气话。”
我说：“人家也可以不说这个客气话。”
她笑了。
过了一会儿，她过来对我说：“妈，人家都说您年轻漂亮。”
我说：“人家能不对你那样说吗？”
她回我说：“人家也可以不这样说。”
拍过婚照，吃罢喜宴，又和Jim跳过头场舞后，我陪她上楼换中国礼服。为她脱去婚纱、换上旗袍时，她泪眼婆娑地搂着我说：“妈，咱们俩多好啊！”
那一会儿，我想到很多很多。女儿说这句话时，心里包含的内容，肯定和我心里一样多。就在那一刻，她和我，把我们三代人几十年走过的路，又都走了一遍。
当时我真想痛哭一场，可我不能，楼下还有应酬呢。
倒是她先止住了泪水，安慰我说：“妈，别哭了，咱们还得下去呢。”
我们擦干了眼泪。
她穿上红里泛金的旗袍，又是一番风韵。我又在她头上插上千里迢迢从中国带来的红绒花，看上去很喜兴。这花我没敢放在行李里托运，怕压坏了，一直提在手上。
人们又都惊叹女儿穿旗袍的美丽。
我坐在沙发上紧盯着她，不愿放过一眼。我有责任在身，我不是也要替母亲眼看着这个大喜的日子？
十点钟。喜庆结束，她和Jim走了，他们将到希腊去度蜜月。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用摄像机拍下头天没有时间和机会拍下的一切。这里的一切对我可能比对女儿更有纪念意义，因为她还没有到需要纪念什么的年龄。
我拍下了这旅馆的里里外外，拍下她作为女孩儿时，和母亲度过最后一个夜晚的房间；还有我在女儿婚礼上戴过的花环；她出嫁前，我们俩最后一个早上，一同吃早饭的那个小餐厅和那张小餐桌……
天气很好，空气清新而爽冽，有点像她的性格。
等到伴娘去前台结账时，发现女儿已经替她付过房费。我听了以后很高兴，好像她又回来了，还和我、和母亲紧紧地靠在一起。
但事实上她已离开了我。我开始猜想到母亲晚年不曾表白过的失落，虽然她直到离开人世，也没有离开过我，我却不再像小时那样，须臾不可离地依赖着她，我已走出她的翅窝。虽然我还是她的唯一，但她已不是我的唯一。这真是一代又一代，无穷循环着的、无奈的伤感。
他们的小日子渐渐地过着。Jim工作非常辛苦，不但晚上八九点才回家，就是星期天也常常加班，下得班来，再晚、再累也是先看各式账单，算账、签字、开支票、回答电话里朋友们的留言，做饭、家务、安排出门的日程、机票、准备旅行物品等等。他说，将来他还准备带孩子。
我问他：“你何必这样辛劳？”
他说：“我要努力工作多挣钱，这样，我太太就可以不工作，留在家里干她想干的事，比如写小说。”
Jim对写小说这个行当很尊重，不知到了他太太真当作家那一天，他是不是还这样看。记得我曾说过，公众很尊重的那些知名人士，在他们家人眼里，基本上狗屁不是。
我对唐棣说：“我不过刚刚把你交给他，谁知道以后呢？”
她爱莫能助地看着我，说：“那要看你自己了。妈，您当了一辈子的大傻瓜。”
一个人的命运是没法改变的，你就是教会他做这件事，下一件事他还是不会做。谁也不能事事、时时守在你身边，替你过完这一世。
1995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