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的启示

对平民百姓来说,过日子也不是一桩简单的事,有时甚至相当复杂。完全不止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

我刚走出校门的时候,更是混沌,以为只要在机关食堂填饱肚子,就万事大吉了。在做了顶门撑户的一家之主后,也没有足够的长进。

一九六五年底,我已经是工作五年的“老干部”了。母亲那时退休到了北京,马上面临房子问题。幸好我就业在资金雄厚的大机关,没听说过哪位职工为住房问题发愁。再说那时还没有批判马寅初,人们还没有被“人多好办事”的政策鼓动起来,人口过剩的问题,也还没有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社会大问题,包括住房。

向机关反映了一下,机关很快就分给了一间房子。我连问都没问,这间房子有多大,朝南还是朝北,有无厨房、暖气、厕所、自来水……

按理说母亲比我的生活经验多些,应该想到这些过日子的起码需要,没想到也如我一样地傻宽心。

懵里懵懂就搬了进去,我甚至还相当满意。房间是新刷过的,散发着新鲜的石灰水味道。我把我们的一张大床,三个凳子,一个兼做碗柜、书桌、餐桌三项重任于一身的柜子放进去后,一点也不显得拥挤。

只是到了冬天,西北风一刮,我们才对那间房子的地理位置,有了明确的认识。它位于那个大杂院的西北角,坐西向东地窝在山墙和南墙后、两栋大楼的夹缝里。

只是到了冬天,我们才发现在这个没有暖气、自来水、厕所、煤气,而且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里,过日子的诸般无奈。

那时候北京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得多。经常下雪,一下尺深。房檐上挂着晶莹的、长长的冰挂。风也比现在大,一刮就是漫天的黄沙,常常是一天接着一天地刮。街上的行人,睫毛上总是挂着呼气哈成的雾珠,潮红着两个让霜寒搓出来脸蛋。物美价廉的冻柿子五分钱一个,一咬一嘴橙红色的冰碴,现在的冬天,还能冻出这样的柿子吗?

这种时候,坐在暖和的屋子里观景是相当惬意的,可要是在室外的自来水管子下费时、费工地洗涤被子床单,就另当别论了。好在我那时只有二十啷当岁,每当我的两只手让冷水拔得红紫发疼,只要手心对着手心、手背对着手背互相搓搓,也就宽慰了自己。

但经常在室外作业的是母亲,洗菜、洗衣、淘米……也许还要洗被子和床单。母亲不在之后,我才懂得心疼地想,她那两只经常泡在自来水里的手,在朔风凛冽、摄氏零下二十多度的室外,会冻成什么样子!

至于只有两床被褥的我们,在炉火熄灭后的深夜,是如何靠互相偎依来保持身上那点热气的事,就不再赘述了。

幸好我们那时没有闹过肚子,否则半夜起来上厕所,就要穿过相当广阔的院子。我始终觉得,那院子曾经是一个颇为壮观的操场。

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想法。

自小就跟着母亲住她乡村小学的教员宿舍,有那样的日子垫底,对那龟缩在京城一个大杂院西北角的屋子,还能有多少想法?

我又怎能知道,有些房子里是有暖气、有厕所、有厨房,还有自来水的……又怎能知道,暖气、厕所、厨房、自来水,不过是过日子的起码条件?这才叫做“没吃过梨子,就不知道梨子的滋味”。

也不能说不知道,而是知道了也不过心,或是说没心没肺。我有什么办法,母亲就是这样把我养大的,我既得益于此,也受害于此。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这方面有了一些长进,由于一个人物的一个命令,北京城几乎倒腾一空,走在北京街头,真有一种“空城计”的感觉。

从来我都是个没主见的人,不知那次为何那么果断,几个电报从干校发给母亲,让她坚守北京,无论怎样动员、无论谁说什么,也不能带着孩子来干校。那时的想法很简单,我这辈子完了,不能让孩子也跟着完。

母亲为此受尽“革命委员会”留守北京人员的万般刁难,而我更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脑袋一扎,爱怎么批判就怎么批判。

人生能有几回搏!

正是因为这一搏,我、我们一家的命运,才会有所改变。再后提起这件事,每每沾沾自喜于自己大事不糊涂。

母亲说:“不过瞎猫碰见了死耗子。”

北京一演“空城计”,房子自然空出许多,这为一些人的住房升级提供了条件,我也趁回家探亲之际,把我们那个“西北角”,换成了有暖气、厕所、自来水的楼房,但我仍然不懂得房间的朝向,也就是太阳的重要性。

我虽然不懂,但是有人懂,而且很懂。正因为有人很懂,那不懂的人就不懂得很是恰当。试想,要是大家都懂,立刻就会面临分配不均的混战,那可怎么得了!

只是到了冬天——又是只是到了冬天——我才发现,我们那间房子的朝向有问题。仅有的一面朝东的窗户,像抽屉把手一样,安在那间窄长的屋子尽头,到了早上十点钟,“万物生长靠太阳”的太阳,就销声匿迹了。

没有太阳问题也不大,因为有些生物没有太阳的照耀照样活着,比如苔藓、黄绿豆芽、蘑菇,以及潮虫、耗子什么的。但是没有太阳,暖气又不烧足就惨了。那正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革命时代,谁抓生产谁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既然没人抓煤的生产,暖气怎么能烧足?

母亲就是把毛衣、毛裤、羽绒衣、羽绒裤、皮大衣都穿上,连口罩、围巾都戴上,还是冻得两腿抽筋、浑身哆嗦。有个朋友,每到我们家一次,就感冒一次。

开始还以为母亲两腿抽筋是缺钙所致,多维钙片吃了不少,还是照旧抽筋。

这间房子一住就是十七年,直住到母亲的风烛残年。人到了风烛残年,年富力强时可以忍耐的一切,这个时候就勉为其难了。更何况她的心脏越来越孱弱,温度过低很容易出问题。

有了稿费收入后,先后买过两台远红外线取暖炉,一左一右地烤着,也不解决问题,它们的供暖范围绝不超过一米。但我能做的不过如此,如此还不行,我就别无他法,更无他想。也不曾怀疑过机器的质量,因为早已久经锻炼,经验不凡地理解了任何事物在初级阶段的虚假性、不成熟性、过渡性。碰见这种初级阶段而又生活其中,就没处躲也没处藏,只好硬着头皮挺。如果运气好,时间上又熬得起,可能还有机会碰上“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像红外线暖炉的供暖范围,现在肯定不止一米了。

本以为只要自己好好听话,努力工作,党会把一切为我安排妥当。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对子女的爱,当然是无与伦比、体贴至微。但我也不由得想,已经十七年过去,在我有生之年,我还能等到那份垂顾吗?而私人买房,不要说那时还没提到日程上来,就在可以自由买房的今天,又有几个知识分子买得起房?

我只好自己先疼自己了。

一九八五年前后,西方一些电视台准备拍摄我的个人专辑,更有一家刊物,准备出版一本北京十位名人的画册,我荣幸地与一些官员同入一册。便搜罗各种理由,趁机提请有关方面解决我的住房问题。我常使用的理由是:如果国外新闻媒介将我的生存环境和盘托出,西方人将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一个进了十大名人画册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情况是否更加令人怀疑?

也可以说我以此为由相当卑鄙,如果没有广大知识分子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垫底,我能拿出这个理由来谋我的私利吗?

在有关方面的关照下,一九八七年,我的住房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母亲几乎对所有来访的朋友说过:“比起过去,真是天上地下。”她深情地抚摸着烧得很暖的暖气,就像抚摸着一段不堪回首、可又让人回味无穷的日子。此后,不但两腿抽筋的毛病不治而愈,连心脏的不适也减轻许多。

回顾为房子奋斗的历史,觉得自己真是“百炼成钢”,也或许是“百炼成渣”,反正就是那么回事,怎么说都行。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堕落。

有时我想,我要求过一栋消夏别墅或是一座宫殿吗?反过来说,那为什么不是对我,以及对人的无视?

难道上帝就是为了让我像潮虫一样在潮湿阴暗的角落里活一回,才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既然上帝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应该给我一份不说至高无上,至少是起码的权利。想当初,马克思不正是为此,才提出一个比天赋人权更高明的共产理论吗?

1993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