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皮书的文化密码

红皮书的文化密码 

文/蒋蓝

批评家朱大可居于上海,他不但是海派文化的另类,而且也是当代中国文化高分贝的“枭鸣者”和忠诚的守夜人。多年以前,他从诗学评论的象牙之塔出走,在大众文化批评的视域开辟出自己的园地,以其独特的“朱氏话语”高起高打,宛如清风突然与冰雹合谋,在密集的散点式扫射中,暗藏了一剑封喉的杀着。几年前,他以一篇《抹着口红闯荡文坛》的大作,在完成了对余秋雨的文化终极审判之余,不但宣布了他的洋插队生涯的提前结束,也昭示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奥德修斯的归来。

如果说,前两年出版的《话语的闪电》和《流氓的盛宴》更多的显示的还是才气和戾气,那么,新近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随笔选集《记忆的红皮书》则展示了朱大可相对丰满的个人造像。在本书9个板块的组成部分中,从未正式发表过的几篇小说和长诗,无疑会进一步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就像我们非常渴望目睹阿德尔曼穿上姚明的球衣,站在比赛场里,为我们演绎一番神乎其神的普林斯顿打法一样。如此难得一见的场面,竟然被朱大可真实地执行了一回,如果你错过,就很可惜了。但本书的关键词却是“记忆”,是一个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的学人,让自己的经历在解构主义的显影液中完成了一种反讽的定型和创造,其意义自然是多重,甚至显得有些伤感。朱大可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红皮书”不是外交辞令的集合,而是关于毛时代及其后毛时代的意识形态代码。它是个人记忆,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映射。当然,本书里还有一些其他部分跟记忆无关,而是哲思的结果。在我看来,《记忆的红皮书》均与记忆有关,就像我们之所以写作,仰仗的唯一资源就是记忆一样,记忆的符码一直在墨水中蛰伏,并悄然牵引着我们笔端的鲜花或者雷霆,从而勾勒出一个人的价值趋向。

我出生于1960年代,我在本书中《1967年的鸡血传奇》《领与袖的红色风情》《大革命时代的邻人们》等篇章里,不但读到了少年朱大可十分敏感的心灵轨迹,也仿佛看到了幼年的自己,在塞满标语、口号、臂章、拳头、红茶菌、甩手疗法、蜂窝煤、样板戏的弄堂里“茁壮成长”的身影。这就意味着,1960年代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是双重性乃至多重性的,它是狂欢和苦难的复合体,是激情主义与理想主义煮为一锅烂粥的混沌。混沌滔滔,朱大可用瓦片装稀饭的方式,移之于解构的显微镜下,让我们有幸目睹了集体的病变及其哀痛。“我的记忆试图还原这种彼此矛盾的经验。这是今天许多年轻人所难以理解的。在单一思维的教育下,人们只学会了线性的逻辑,而不懂得生活本身是无限多样的,甚至是自我悖反的。”也只有这样,在我们返回往事的河床时,我们不但可以重新凝聚那些垮塌的沙上建筑,也可以得到那些我们从来就没有注意到的河蚌。

朱大可的解构方式是独特的,他没有像一些斗士那样横眉竖目,剑拔弩张,只是针对一些所谓的“元问题”发射空空导弹。很多人为他“百家错拳”式的言路所迷惑或倾心,却忽略了他的演绎言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剥茧抽丝之法,即在还原、凸显往事的同时,他使用理性主义的罗盘,一直在矫正着我们熟视无睹的价值逻辑。这样的叙述策略,在本书另外的章节里比比皆是。

朱大可的自我厘定是很清楚的:“我的文化守望主要分为两个向度:一方面是当代文化的价值辨伪,一方面是古典文化的传承和复苏。这是一个钱币的不可剥离的两面。”所以,一味的“骂”显然不是真正批评家所为,矫正之余的工作,恰恰是像文化守夜人那样的恪尽职守,方才是一个文化批评家的本色。所以,那些指责朱大可的人,实际上都是些脑残者之流的“好评家”。

在一个充斥着媚俗和相互乱吹的文化批评界,在一个几乎丧失了批评标准的当下,朱大可就是安徒生笔下的那个喊出“他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这也进一步凸显了朱大可对于中国文化领域不可缺失的在场意义。

《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