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鼎斜影下的文人》原文·蒋蓝

2006年底,央视新闻节目中报道了一则《王三妮铸鼎》的消息,说的是河北一位叫王三妮的中年汉子,自己铸了一个鼎,名曰“告别田赋鼎”,以表达他对取消农业税的喜悦心情。鼎重约五百斤,王三妮匠心独运地把鼎上所铭之龙爪,改成了牛蹄子。在镜头前,王三妮仔细讲述铭文所用的一个词“慈爱”,他用这个词来讲述领导与人民的关系,王三妮说,他曾经反复推敲这个词,最后才落在母亲对孩子才使用的这个“慈爱”上。铁鼎凸显慈爱,估计这样的诗兴思维不是一个农民想得出来的。应该有高人指点才是。但我绝无埋没王三妮才情的意思。看来,他是很懂历史常数的。

班固在《汉书》中,针对九鼎之下落,下了一个大包围,收录了司马迁的说法,也补充了一条史料,说在周显王四十二年,即公元前327年,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泅水之下。后来秦始皇南巡之时,派了数千人在泅水进行打捞,毕竟江水滔滔,无从觅处,只得徒劳而返。

从此事件再往前推,就进入到神话的浪漫流域。《春秋左传》中,谈到九鼎铸造的情况,治水的过程中,禹对各地的风土人情自然也有所了解,禹将天下分为九州,又铸了九只大鼎,一只鼎铭刻一州的情形。九鼎即九州,反映了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集于一鼎,显示夏王已成为君临天下之圣主,是顺应天命的。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为炊事的器具,鼎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权力的宝器。独坐于鼎之上,稳如磐石,一心一意问鼎权力,魁首不能不心花怒放。

不料,妙事鼎顶鼎地鱼贯而来。2007年12月18日,媒体报道了“失传两千余年的中华传国之宝——大禹所铸九鼎,日前复原成功”的消息,并以“中华民族世纪工程”的名义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揭幕。“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动下,以郑光先生为首席专家的九鼎复原委员会,先后查阅资料两千多万字,整理各门类专家手稿五百多万字,历时数年论证,终于使九鼎成功复原。”既然鼎已不存,如何“复原”?这种依靠文字记载激发出来的乌托邦蓝图,就叫“复原”?既然如此,99.9厘米的高度又是“复原”了什么样的价值尺度呢?何况,中国典籍里,有关鼎或九鼎的原始记载有数百万字以上的浩瀚篇幅吗?这类低级问题,对我这样的普通人而言,自然是关心的。

这就让我注意到,鼎的出现,一般有“自铸”和“献礼”两条道路。后一种属于民间通往宫阙的捷径,在这条“献宝”之路上,献鼎没有卞和式的高度危险,也没有清初向帝王“献书”的杀身之虞,更没有后来文人们“献言”的阳谋之术,充其量,是被置之不理。

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中心问题是禹,顾颉刚说“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这是民国十二年的事。至于后来被人附会,又“栽赃”于顾颉刚,说他考证出大禹的出生日等等,众口沸腾,如水泻地。至于顾制造谣言,说鲁迅的小说史抄袭盐谷温、而由陈源散播出来,使鲁迅恨之入骨,这似乎已经是题外话。但九一八事件前后,已有土肥原推行、白鸟库吉参加计划的满洲国运动,所以后来有学者认为,灭亡中国的运动,根本无须劳他们来灭古史了。2007年朱大可先生在《鼎:青铜时代的金属记忆》里认为,九鼎的这种非凡气节,为整个铜鼎家族蒙上了灵性的光环,所以得出了“顾颉刚单手击碎九鼎神话”的结论,乍看起来,多少就有些一厢情愿。

据《资治通鉴》载,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夏四月铸成九鼎,徙置通天宫。豫州之鼎名曰永昌,髙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兖、青、徐、扬、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髙一丈二尺,受千二百石,各写其州山川物象,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二十一斤。《宋史》记载,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九鼎,翌年鼎成。取九州水土内鼎中,置于九成宫;政和七年(1117年)后又用方士言,铸神霄九鼎。 翌年鼎成。曰太极飞云洞劫之鼐、苍壶祀天贮醇酒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渊之鼎、天地阴阳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灵光晃耀炼神之鼎、苍龟火蛇虫 鱼金轮之鼎,奉安于上清宝篆宫神霄殿,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大举入侵,北宋帝后及宫中之物一并被掳,后再无下文。(参见邸永君《从九鼎到传国玉玺——中华金玉文化考略》)不料近千年之后,接力者终于浮出水面。余世存在《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里,围绕献九鼎事件,刻画了顾颉刚“巧妙却无力的申辩”。

1942年,蒋介石六十大寿,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为讨蒋的欢心,发起寿辰献礼运动。这是仿效历代为皇帝“祝嘏献鼎”的国粹,以“献九鼎”为中心,要求从城市到乡村,由学校到工厂、逐渐酿成全国“献金铸鼎”的高潮。铭文由刘起訏起草,顾颉刚最后定稿:“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此九鼎,宝于万古。”此外,国民党各学校党*部和工矿党部也分别写了献词,称颂蒋介石“天下所顺”、“勋重无疆”。献鼎仪式进行一半时,在现场一旁垂帘静听的蒋*介石却让活动立即停止,大骂朱家骅:“这是无耻!”“太糊涂,是侮辱我!”“这种作法,不仅给我侮辱,也给党侮辱,怎样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个中原委,尽管有诸多猜测,认为蒋是看到或听到美国以及朝野的复辟议论而怒火中烧。但我估计,朱家骅等人固然渴望谄媚获誉,事前蒋肯定是知道大概的,但不一定很清楚“献九鼎”是针对他个人的,一旦知道了,雷霆震怒,立即“心系民生”,也在情理之中。 

顾颉刚刻意从九鼎的阴影下旁逸出走,但往往被一些好事者揪住。近年多有自由知识分子站出来为顾打抱不平,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过”也未必构成,不要老让大学者难堪嘛。在这样的因势利导下,我就对此很感兴趣了。其实,朱家骅与顾颉刚历来友善,私交笃厚,选择顾颉刚来担任铭文之终审一职,无论从学力、名声还是性情而言,顾均是不二人选。

据《顾颉刚年谱》记载,1943年1月28日,有“作《九鼎铭文》”的记载,但顾颉刚却否认九鼎铭文出于己手。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申辩说:“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另订新约废除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抗战以来第一件可喜的事,我们精神都为之一振。全国大学党部和工矿党部议决庆祝,并由民生厂铸铜九座献给蒋氏致敬。因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訏曾作文言 文,我交给他做了。铭文中有‘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的话,也是实在的情形。我把刘君所拟的送去,说明不是我做的,但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仍写了我的名字,这是他们要引我的名为重的意思。”(《顾颉刚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实际情况是,当时顾在中大,中大的学生邀顾亲撰鼎铭,正好,历史系的学生刘起訏曾写过一些文言文,曾得到顾的赞许,于是顾就决定由刘起訏起草,自己最后把关。这很平常,就犹如如今的导师指导学生的作业,他们并没有忘记“共同署名”的研究策略:有了社会贤达的称誉,就拈须微笑;一旦事情不妙,就设法抽身而退。明哲保身的古文化已经烂熟于心,根本无须费力考证。所以,在很多读书人记忆中,顾颉刚不过是个学识打通古今、但不谙世事的呆子,其实,献九鼎风波犹如顾的梦魇,他多次陈述,意味非常,似乎显示出了书呆子学力之外的另一种功力。

《“疑古”史家——现代历史学家顾颉刚》一文(见高增德等编《世纪学人自述》(6卷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里,顾说:“想不到解放之后,一般人以‘献九鼎’做成我的罪状……这献鼎的事既不出于我的提议,又不出于我的设计,制成之后我不但未见实物,连照片也没有见。哪知隔了六年,忽然旧事重提,说我献鼎。我哪里来的铸鼎的工料钱?倘使我存心迎合,我岂不是早做了官了?再说,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决裂,共*产党尚喊‘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始不是共*产党该庆幸的事,这鼎铭即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拿这件事来攻击我,并不能使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魏邦良先生在《蒋介石拒收九鼎的另一种说法》里指出,顾颉刚并非因为这一件事而“报之以桃”,事实上,朱家骅对顾颉刚一向都很关照。早在1934年,朱家骅就曾帮过顾颉刚一次大忙,解决了学术经费(《万象》2005第10期)。“我没有办法,就去见朱家骅,请他想法。他说:‘你们学术团体的刊物,照例只有得到教育部请求补助,但这种团体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好在你们讲的是边疆,而中英庚款董事会正要办边疆教育,你们回去备一个正式信来请求补助,我在董事会开会的时候,替你们提出讨论。’我听了他的话就做了,居然于1936年夏天由董事会通过在一年度内给我们一万五千元的补助费。我们学会的工作从此有了正常的发展,有了专 任的研究员,发表的文章自然有更充实的学术贡献。”(《顾颉刚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67页)

魏邦良的结论是:“既然朱家骅多次对顾颉刚援之以手,后者自然感激非常,自然会在别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情况下,欣然同意为九鼎作铭文。设身处地想一想,顾颉刚的‘投之以李,报之以桃’也属情有可原,只是后来不肯承认铭文出自自己的笔下,就缺少一份敢作敢当的勇气了。”(《万象》2005第10期)

那么,“不能使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断语,应该还是有来历的。这让我想起了三个人:钱穆、陈寅恪、胡小石。

顾颉刚是极有个性的人,爱才之心不时从古奥的学识里旁逸斜出,显得颇有人情味。他阅读一篇文章,就发现了当年在图书馆作资料员的童书业,也发现了当时还是小学教员的钱穆。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回忆:“又一日,天一又偕顾颉刚亲来余室,是亦为余与颉刚之第一次见面。颉刚家居苏州,此次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返家小祝见余桌上诸子系年稿,问,可携返舍下一详读否。余 诺之。隔数日,天一又来,告余,颉刚行期在即,我两人能偕往一答否。余曰佳,两人遂同至颉刚家。颉刚言,君之系年稿仅匆匆翻阅,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因云,彼离广州中山大学时,副校长朱家骅骝先,嘱其代为物色新人,今拟推荐君前去。”(该书台湾版128页)

其实,就无须去翻看李敖《蒋介石研究》中《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之类的考据了,钱穆对蒋公自始至终抱有一种“遇明主”的亲和感,和煦春风,感铭五内,热浪翻涌,在所难免。读一读钱穆大作《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蒋公乃“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相比之顾颉刚终审的铭文,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慨。看来,顾颉刚是慧眼识知己的,知人,自然可以论史、论世。其实这些情况,在很多传统知识分子以及一些自由主义分子身上,是伴随着高深的学问而“薪尽火传”的。在他们看来,学术与道德立场是两回事,即使一脑壳扎进了体制的裤裆,吮痈舐痔,深入至盲肠,但这并不妨碍学术的飞黄腾达。于是,靠近权力,将火中取栗和谐为火里添柴,成为了问鼎学术的必要手段。维护现存的道统和制度,宽袍大袖的传统学人与西装革履的自由知识分子,围绕着九鼎跳起了欢快的狐步舞。伴随他们鼎立加盟的身影,就等于为三足或四足之鼎,再增加了又一只脚!

再看看如同歙砚一般沉默的陈寅恪。

在凸显国粹的“献九鼎”事件中,御用文人也曾征求陈寅恪先生的意见,希望他在此“盛典”中有所表示。先生的确表示了,他写了《癸未春日感赋》诗作答——

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时俱新。

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

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是此身。

面对民族危亡,党国政府的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先生感到痛心。诗句沉郁,宛如刀锋从骨殖剔过,展示了先生对党国政府的极度失望以及不屑与阿谀者合污的气节。其实,早在1940年,陈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第一次见到“蒋公”时,便“深觉其人不足为道,有负其职。”(吴宓语)宴席后,陈便作《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七律一首,表达了自己不屑为伍的胸襟。

也许,一个人的遭际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情。寅恪先生的祖陈宝箴在内忧外侮之时,立志惟新,卒振兴湖南。父陈三立“以吏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他受父祖熏陶教育,一门数代忠义是他崇尚气节史学思想的渊源。而“贬斥势力、尊崇气节”也是宋代史学的重要特点,寅恪先生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重气节等也是与宋代史学思想一脉相承的。而这样的节操,可能在很多知识人眼里,不过是个人私见也。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古训,正变得如流云一样遥不可及。

“献九鼎”事件期间,国学大师胡小石恰好也在重庆中央大学。当时有一“民意机构”派人与胡小石商洽,许以重金,请他为蒋介石寿辰书写寿文。据说此举乃一箭双雕,一是因为胡小石已是民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最负盛名的学者(部聘教授)之一,金石书画、诗词曲赋日臻胜境;其二在于胡小石无党无派,毫无扭捏,寿文出自其手,既显风雅,更具“民意”。来人刚说明来意,胡小石即一口回绝。来人情急之下,脱口反问:“前时美军将领史迪威逝世,那次公祭典礼上的祭文,不是由先生写作的么?”胡小石回答:“史迪威将军来中国帮助我们抗战,所以我才为他写祭文。再说,我只会给死人写祭文,不会替活人写寿文。”来人闻之变色。(参见《国学大师胡小石》) 

九一八事变后,与寅恪先生一样,胡小石目睹外患日深、民不聊生,常有愤世嫉俗之语。在《杂诗》中怒斥“狐狸亦当道,安问豺与狼?”,感叹“万哀天地夜,阖眼倘我存”。著名书法家衡阳曾家髯(熙)先生对胡小石曾有一评价:“其为人孤峻绝物,苟非所与必面唾之,虽白刃在前不顾也。及观其事师敬友则循循然,有古人风。”若以此观之陈寅恪先生,不是同样如此么?

对于文人与气节,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讲了一段十分沉重的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此话远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那般飞荡扬厉,但却是飞荡之思的人格基座!如此沉痛之言,连同那铸好的微型九鼎,兴许早已经湮没于历史的尘烟中了。但,有的人没忘。

风云突变的1976年10月份,沈从文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这事,等于是将陈寅恪的话来了一番现实化的理解:“按照近代政治的‘现实’习惯,总是把‘焦头烂额’的人尊为座上客,而不在意‘曲突徙薪’的建议,加以深入分析和考虑。也可说因此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本来特征——长处和弱点的认识,都还缺少应有理解。重视或轻视,都易过分,难得恰到好处。因此比较老实正派的,反而不如长于巧佞逢迎的吃香,受重视,有出路。只担心知识分子捣乱不合作,却乐于知识分子的逢迎捧场,也因之过去在蒋介石时代‘献九鼎’的名流,和在宋美龄身边作‘顾问’的人们,都成为吃得开的‘不倒翁’、‘×××’。而十分本分贴着国家需要默默低头做事的人,反而觉得硬生生的不好对付,不易制伏,别有用心……”(《沈从文自传•自传编零•一张大字报稿》,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读到这样并不遥远的话,我的心情是十分怪异、而又冰结的。其实,改天换日之后,置身九鼎阴影下的人们,并不需要像顾颉刚那样杯弓蛇影,杞人忧天,他们都是历史上的“善鸣”之人, 其赤胆忠心,问鼎者是明察秋毫的,是洞若观火的。被一些学者推为“胸襟开阔、雍雍大度”的清初统治者,也把当初弃暗投明者列入“二臣传”,实为愚蠢之举。看看不少大名鼎鼎的学人,如周作人、冯友兰、周一良、钱穆、胡兰成、舒芜以及所谓的“文革余孽”等等,从来不会因为过往年代的一些“不愉快”而遭到现实的唾弃。这至少说明与时俱进的鼎祚具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气度,如同金子之光一直普照于他们葵花一般学术或面庞。更何况,区区献鼎乎!如果再来一次“献爱心”盛举,鼎鼎鼎鼎顶顶顶顶,鼎力相助,未必是坏事也。

而置身在一个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的时代,遍地都是咋咋呼呼的国学大师、现代大儒、当代碑赋高手、学术明星狼奔豕突的影子,回想起陈寅恪、沈从文的平实之论,冰炭相激,但注定被“复原”的九鼎那激越的铿锵消解于无形了……

所以,我顶。我不能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