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先生的器量》原文·乐朋

背负沉重的“洋场恶少”十字架的施蛰存先生,是我大学时的老师。我就读在教育系,可中文系的施先生教过我们大半年《文选与习作》课。每次到文史楼上课,他踽踽而来、踽踽而去,与学生有些疏远。课堂上,他慢条斯理的讲授,略带些浙江腔的普通话,一副削瘦黝色的脸庞,似也显得沉闷。所以,留在我记忆中的施先生,就是个沉默寡言的小老头。那是专讲阶级立场、唯求“突出政治”的年代;对于曾为鲁迅“论敌”的施先生,我们这些学生不想亲近,也不敢亲近。后来,据说是为不让他“继续放毒”,便剥夺其授课资格,改由中文系的一位青年教师给我们上课了。现在想来,施先生当时的外部压力和内心苦痛,有多么深重!

我无力去弄明白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那桩文坛公案。我只就论争前后施蛰存先生的器量,说点浅见,以为对先师的一缕追念。

施先生的器量,首在其对鲁迅的作品有担当,有器识。1933年2月,鲁迅署名“丰之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被两家杂志拒刊,最后送到他的办公桌上。这是篇悼念柔石、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的文章;两年前,这五位左翼青年作家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于龙华,但沪上媒体三缄其口,不敢披露这件屠杀革命作家的大黑幕。而接稿的施蛰存先生,甘冒风险,在书局老板张静庐的支持下,把它编入《现代》杂志该年第二卷第六期。鲁迅这篇控诉反动派罪恶的杂文,得以昭布天下。2001年施先生回忆时说,编发此文的动机,“主要是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见《笔会文粹·卧听风雨》)不仅如此,施先生还在同期的《现代文艺画报》上配发专版,刊出柔石的照片、手迹,并加上一张“最近之鲁迅”的照片。可以说,为发表《为了忘却的纪念》并扩大其影响,他真是不怕两肋插刀,竭尽所能!由这件事看,施先生于鲁迅杂文、于革命文学,是苦劳、功劳兼而有之。

谈施蛰存先生的器量,不可不谈及他与鲁迅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战。个中曲直,见仁见智,这在三十年代的文坛上,颇为常见。以施先生的态度论,他从来没有把鲁迅视若仇寇。没错,他有些“闹意气”,他也曾对鲁迅“打了几拳”;但不管论战有多激烈,第一,他对鲁迅,“的确还是表示尊敬的”。第二,他又对开罪于鲁迅,存歉疚之心。如其当时所告白的,“这也许会成为我毕生的遗憾”。多次遭受鲁迅嬉笑怒骂的施蛰存先生,他所展现的器量与风度,不是蛮豁达、磊落么?1956年10月,鲁迅迁葬虹口公园。施先生参加鲁迅之墓落成仪式,还写诗遣怀,其诗序云,“余早岁与鲁迅先生偶有龃龉,竟成胡越。盖乐山乐水,识见偶殊。宏道宏文,志趋各别。……秉毅持刚,公或不遗于睚眦。知人论世,余岂敢徇于私曲。三复逡巡,遂怆恨而献吊去。”抛却恩恩怨怨,不胜哀痛之情,溢于言表。

但遗憾归遗憾,施蛰存先生对鲁迅杂文的见解与批评,一以贯之,从未改变。他自称“固执得很”,“三十年代的有些观点与九十年代的观点是一样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施先生说:“鲁迅先生批评我,我也能批评他的。”(同前引)这就逸出论争本身,上升为人的自由批评的权利问题了。批评有对错深浅,但自由批评的权利,不可剥夺。其中,也包括了错误批评和反批评的权利。论谈器量,得有自由、平等的前提。否则,即与机变权术没两样。施先生不把鲁迅当作革命文学“尊神”膜拜,而平视鲁迅,平权争论,并批评鲁迅杂文。我想他的“固执”,其实是对自由、平等权利的固守,是他执着于理性的独立精神。而拥有这样的固守与执着,才能型铸海纳百川的大器量。

生前争讼、劳作不息的施先生,愿你在天堂与鲁迅再碰面的时候,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我担忧,以两位老先生的脾性,说不定又会凌霄起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