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澹乎”与“泛乎”》原文·陈世旭

长沙望城乔口镇至今保存着古老的三贤祠,纪念曾来此寻访的屈原、贾谊和在这里写下到长沙的第一首诗《入乔口》的杜甫。不久前我有机会到长沙,次日就直奔乔口三贤祠。在瞻仰屈原、杜甫的同时,对贾谊给予特别的致意。

一个人对前人的仰慕,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有时候只是被他的一两句话所打动,以至影响了一生的行止。

我对贾谊的仰慕便是如此。

贾谊18岁即有才名,20岁出头被文帝召为博士,不久升太中大夫,23岁遭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被召回长安,33岁郁郁而终。其作名篇颇多,《鵩鸟赋》是他最为著名的辞赋之一。这似乎是一篇感伤的文字,但其中的两句话让我过目不忘:

“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

淡泊宁静如同深渊,神思灵动毫无羁绊。涵养澄明之怀不被世俗牵累,这样的境界令人仰之弥高!

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如此深刻,与我对自己职业的理解有关。

曾经接到一位作家同行的电话,一个经济发达的南方城市诚请他去落户,免费提供市中心的大房子,工资之外另给高补贴,想听听我的意见。朋友所在的省份属于老区,又身处基层,有这么个机会全家连窝端去一个国际大都市,待遇那么诱人,我自然是连声祝贺。但说心里话,事情并非这么简单。朋友的名作即是他潜心写的北方乡土小说,一旦挪窝会如何?或许依凭已有的积累继续写乡土小说,或许开辟新的生活领域写都市小说,或许啥也不写安心当大城市名人,最多是面子上有点不好看,人家还能把你一大家子赶回去?

仅仅祝贺,显然对朋友不够真诚,作为一个被信任的同行,我的确应该操心这选择对他的写作可能产生的影响。

当然,挪了窝是不是就一定写不出大作,不挪窝是不是就一定能写出大作,没发生的事谁也说不准。可以确认的只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美国作家福克纳一辈子都不愿离开他那个“邮票大”的乡镇,偶有一次人家把他请到好莱坞改写电影剧本,他待了没几天竟悄悄溜回了老家。正是这位阿乡哥后来获得了令无数作家垂涎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让他出国领奖,他一百个不情愿,说是“那地方太远了,我是这儿的一个农民,我走不开”,后来为了“十七岁的女儿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见见世面”,才不得不出了远门,却差点弄丢了瑞典国王颁发的金质奖章。

我所在的省主管宣传文化的领导鉴于省中文坛人才匮乏,很着急,责成有关部门倾力引进西北的几位名家。惜无果而终。江南好,那是江南人的自我感觉,西北人未必就不觉得西北好。有一年中国作协组团访问台湾,我有幸与陕西作家陈忠实同行,他说全世界他最喜欢的地方只有陕西,别处的风光再好他也就看看而已;他喝的酒和抽的烟都是不惜负重随身带着的陕西产品,别地的产品说得再天花乱坠他也没兴趣。我的脑子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难怪他写出了《白鹿原》!

民间老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我朋友这样的作家,水土会不会是个问题呢?

其实相反的例子也是有的,当年的鲁迅、茅盾、巴金老家都是小地方,后来都在大地方成了大师——我的直觉告诉我:要么是文化大师,要么是像我这样不成器的俗物,在哪儿大概都没多大关系,大师永远会是大师,俗物终归还是俗物。再看我那位朋友,论才情和成就显然非庸常之辈,而其渐成气象的为乡土题材写作,宜不宜迁徙,怕还真得翻翻老皇历,掂量掂量。

临了想起一个故事。苏东坡作了一首诗偈,偈云“八风吹不动”,叫书童从江北送给江南的佛印。佛印批了“放屁”二字让书童携回。苏东坡火了,立即过江责问佛印。佛印大笑: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就打过了江?所谓“八风”者,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一般人逢此八风,大多不能自已,但非凡的人则处之泰然,如风过疏竹而竹不留声。

这叫定力。

自古大凡成就大事的人总有比常人更强的定力。

这让我不由得想到,所谓“定力”,应该就是贾谊描述的“深渊之静”吧。而这种外在的静,恰是其内在的“不系之舟”的灵动的对照——根基深扎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深厚土地,精神关注着渺远的历史、纷繁的现实和广阔的未来,飞扬的思想正如陆机《文赋》所指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全部身心抱元守一,对表现对象保持极度的审美关注,最充分地激活内在的创造力;神思之翼,上下纵横,跨越时空,无所不至。这正是出大作品好作品的先决条件。

在我看来,“深渊之静”与“不系之舟”乃是一个有抱负的写作者的生动写照,也是一种应有的姿态、必要的修为。我自己做不到,但我相信我那位朋友一定能做到。

他命我写字相赠,我便毫不犹豫地挥毫写下了贾谊的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