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糟糕的还没来

从中等秘书专科学校毕业后,20岁的我来到上海求职。意料之中却又难以接受的是:在这座繁华而竞争激烈的城市,很多高学历的本地人都在四处寻找工作。每一次,当不会讲上海话的我被对方彬彬有礼而又冷淡地拒绝后,我总是深呼吸,对自己说:“最糟糕的还没来。”就在第43次说完这句话之后,我被一家传媒公司录取了,成了平面部经理的秘书。我带着有些僵硬的微笑,和未来的上司打了个招呼。“最糟糕的还没来”,转过身的刹那,伴着泪水,我又禁不住脱口而出。

每天工作从早晨整理经理办公室的文件开始,为经理冲咖啡、打字、复印、传真,还有接电话。我没有时间抱怨,因为我要为每个月的薪水而努力。晚上,回到自己租的地下室,常常是换下套装就沉沉地睡去。半个月后,我终于惯了格子间里的白领生活,惯了每个人称我为“Halen”,开始微笑着品尝“东方明珠”下的彩,欣赏黄浦江畔的生活。

经理去深圳参加一个品牌时装广告代理竞标会,行前嘱咐我把最近一段时期的广告资料按日期整理好。在他还有三天回来的时候,我提前完成了工作。兴冲冲地把整理好的文件放到经理办公桌上时,那枝倍受经理珍的“派克”笔被文件夹扫到了地板上。我俯身寻觅的时候,该死的高跟鞋一不小心毫不留情地把笔踩断了!全身的血一下涌上来,捧笔在手,大脑竟是一片空白。缓过神儿来后,我还是把断笔从垃圾中翻出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决定依照原样去买支新的。可是,等我赶到“派克”笔专卖店,一看价钱,几乎吓晕过去:3282元啊!那一刻我沮丧到极点,脑海里有两个小人儿不断地在打架,一个让我赶快从公司溜之大吉,另一个却让我坚持下去……最后,还是后者占了上风。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最糟糕的还没来,怎么能当逃兵呢?

于是,我向要好的同事借了3000块钱,赶在经理回来之前把新笔放在了老位置。经理似乎并没发觉他视若珍宝的“派克”笔已被移花接木,而是兴奋地和我说着竞标会上的见闻。“上海还有一家私人工作室参加竞标,是个很强的对手。我们一定得努力争取,如果成功的话,这将是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单。”我嘴上应和着,心里则一直在暗自庆幸躲过了小小的一劫。

半个月后的一天,经理对我说:“Halen,你去图片社把我们上次拍摄的胶片取回来,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是我们这次投票的核心,丢了可是没有办法弥补的!”图片社在浦东开发区,我坐渡轮渡过黄浦江,很顺利地拿到了胶片。回返时,渡轮已经启动了,一位头发花白的阿婆却提着竹篮,踉跄地从船尾小跑过来,用上海话慌张地喊道:“等一下,让阿拉下去。”路过我身边的时候,阿婆一个趔趄,几乎摔倒。船老大不肯停船,怕麻烦。我感觉阿婆一定有什么急事要办,就忍不住替她哀求船老大,船老大还算给面子,尽管不是很情愿,还是把船靠了岸,我搀起阿婆的胳膊,将她送下船。

渡轮重新启动了,阿婆站在岸上挥手道谢之后,匆匆离去。这是我来到上海后第一次有上海人对我说“谢谢”,我不免有些洋洋自得。当我被潮湿的江风吹醒,发现那袋胶片不翼而飞时,船已经是在江中心了。我从船头走到船尾,急得几乎跳江。有人用上海话窃笑:“外地人真是……”

肯定是扶阿婆下船的时候掉的,渡轮靠岸后,我返回对岸去找。我寄希望于阿婆发现了那叠对她来说毫无用处的胶片,等在码头……可是这丝希望很快就被无情地击碎了。“会不会被人扔进垃圾桶?”我顺着码头分别向不同的方向翻了6个垃圾桶,根本没有纸袋的踪影。“不会是掉在江里面了吧?”我终于忍不住,蹲在码头上大哭起来。看来,这次我是真得逃跑了。上次把“派克”笔踩断,我虽然背上了一笔不小的债务,却还可以挽回。这次,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这袋胶片是公司花高价请著名模特、一流摄影师去苏州、周庄拍摄一个礼拜的结晶,一旦丢失,这次竞标就算彻底玩完!

可是,冷静下来后,我觉得还是不能逃跑。最糟糕的还没来!我想起渡轮上那些开口闭口“阿拉”不停的上海人,如果我放弃,就意味着我这位外地打工妹更让“阿拉族”瞧不起。我不能逃避自己该负的责任,必须为自己的尊严找回胶片,就算找不到,我也要给公司一个说法。

我在码头附近问了很多人,也没有得到关于阿婆、关于胶片的任何线索。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手机响了,是经理打来的。“Halen,怎么还不回来?你已经替公司打了一个大胜仗!”

我莫名其妙地赶回公司,看到经理正和阿婆以及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交谈,那袋丢失的胶片就放在经理的办公台上。“你是Halen?”年轻人微笑着说,“这位是我母亲,今天她来看我。我不在,她就为我煮了粥。可是离开的时候,却忘记关火。幸亏你帮她拦住了船老大,不然我的工作室就化为乌有了。”经理也微笑着走过来:“这位是何先生,就是我说过的竞争对手。不过,现在我们已是合作伙伴了。”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说过,最糟糕的还没来吗!你看,只要你善良,只要你坚持,只要你肯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努力地去寻找解决的办法,最糟糕的就永远也不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