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所谓良人

后来我果然养了一个儿子,而中国抗战终于也胜利了,鸣斋先生地下有知,又该在鬼伴跟前翘起一只大拇指说:“怎么样?我早知道会……的吧?”

我的丈夫——承德——也有这个习惯,便是欢喜夸说自己本领大。而且他又与他老子不同,他老子所说的话多少总还有些根据,而他却是瞎吹牛,有时简直像在编造一个美丽的故事,因此我常称他为“诗人”,而对于他所说的话认为是“空中楼阁”。

其实他也有他的苦衷。住在鸣斋先生这种家庭里,骨肉之爱是很难得适当表现的。他老子当初过分溺爱他,为的是对他抱着过分的希望,仿佛他在大学毕业后马上就可以做到部长次长似的。后来不幸战争发生了,他老子既不肯让他以“万金之躯”去冒险,而欲富贵从天而降,安可得乎?于是鸣斋先生渐渐失望了,起初总还希望过了冬至交大运之类,后来看看时也不来,运也不至的,而他的积蓄却渐渐将化为乌有了,心里一急,便恨起儿子来,常把难堪的话去絮股他。承德是一向舒服惯,被家人奉承惯的,哪里禁得起这种挫折?因此他便天天往外跑,鸣斋先生想骂而没有对象,只得把气移到太太身上来,说是这种目不识丁的笨女人那里会养出像样的儿子来呢?

承德半夜三更从外面跑回家,他老子还不曾睡哩,听见他进来的声音,便在洗脸间里咳嗽两声,希望儿子会出去招呼他。但是承德却不,他怕见老子的面,一进房门便赶紧脱衣睡了。有时候我问起他在外面活动情形怎样,他总是高高兴兴的答道:“快成功了,你瞧着吧。”我又问他究竟在活动些什么事情呢?他院了一下眼睛说:“这个可不能预先告诉你,总之,你们只要都准备享福好了。”

有时候他也露出些口气来,有个宪兵队里的班长常约他吃饭,“他也许有机密的工作委托我哩。”承德得意洋洋地说。

我心里偷起来了,他,他莫非在准备做汉奸吧?放着好好的书不教,却去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将来的出路不怕要发生问题吗?我终于爆儒者把这个猜想对公公说了,不料他却非常高兴,说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承德自己活落,换个名字,把事情做得缜密一些便了。至于重庆政府回来,好在还有我手里的一批公债哩,我们是一门忠良,怕些什么?”说毕,他又乐观起来,对承德也忽然客气起来了,给他一些钱花,说是在外应酬是俭省不得的,对宪兵队的班长等人要多送礼,钞票原是一切事情的开路先锋呀。

承德见他老子夸奖他,愈加得意起来。他常形容宪兵队里各种刑罚之可怕,仿佛这个执刑的人就是他,多么的威风!他把这个班长形容得天人似的,好像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性命都捏在他的手里,说得鸣斋先生也害怕起来了,便说这种人联络是要同他联络,但是也别太亲近了,岂不问伴君如伴虎乎?千万不可带他到家里来,小眉又是这样的年轻……

承德道:“是呼,我也知道你老人家是怕事的,所以这位平并样三番四次要来,给我三番四次的挡驾住了。他说:“黄样,我同你是弟又一般,我要到你店上去拜访滚滚。’日本人“人家太太为娘娘的,我也知道小眉不会应酬,他们武人又生得胡子满腮怪伯人的……”说到这里,连老实不多开口的婆婆都把脸吓黄了。

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说;承德在有一个晚上同三五酒肉朋友到某小舞厅去,吃了茶坐了台子定规不肯付现款,他们要签字,说是;“俄们都是宪兵队里的翻译。”舞厅大班问他们是那一个宪兵队,他们把眼睛瞪着嚷道:“宪兵队,就是宪兵队,又有什么这个那个的?”人家见他们不是正路道,便一面敷衍着,一面打电话到附近宪兵队去,结果宪兵队派人来了,很凶的样子问了他们一番话,还狠狠的揪着他们的头往壁上撞,舞女们瞧着都吃吃掩嘴笑了,承德见不是事,赶紧鞠躬如也软求,总算给教训了一顿释放出来。那夜里我想起他回来时似乎像一只斗败的公(又鸟),垂头丧气地,良久,这才对我苦笑道:“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我是……我是与重庆方面有联络的,他们知道了,所以翻脸拷问我,亏得我同班长有交情,哼,若是换了个别人呀,恐怕他的脑袋早已要搬家了。”我听着心中不免又惊又喜。

然而承德却始终没有拿进过钱来。鸣斋先生疑心他在外面胡乱花掉了,便叽咕道:“千里做官只为财,你如今一天忙到夜,替他们办的公事也不少了,怎么没有奖赏金呢?”承德笑道:“爸爸你不是常说的长线放远鹞吗?他们是常要给我一些军票,我说现在用不着,我同你们是好朋友,帮你们忙是交情,不是讲钞票的,所以他们更加信任我。将来他们也许要组织一个调查机构,范围大极啦!只要我做一纸报告上去,哼,不管他是什么大亨,也要吃不消哩。”鸣斋先生听了半信半疑的应道:“如此敢情是好。我顶恨那批奸商,发国难财的,他们在大量走私我都知道,那时候我可以供给你资料,把他们财产一个一个都充起公来,看他们还来神气不神气?尤其是宋文卿的儿子,不是我气他不过,这小子实在没良心,哼,这遭也要他看看我的颜色了。但是这机构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成立呢?”

“快了,大概不出一个月。”承德欣然回答。于是他们父子俩就去买了一碗酱肉还烫一壶酒,喝得醉醺醺的归寝,各自做着扬眉吐气的好梦。

然而承德所说的机构终于没有成立过,鸣斋先生却沉不住气,早已在老朋友辈跟前露出些口气过了,敏感的人就送东西来,常来探询成立的日期,鸣需先生起初也学承德的口吻说:“快了,快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光景。”后来看看半年也过去了,他比承德老实,却总觉得无辞对付大家,只好索性装病不会客了,心里暗恨承德欺骗他。承德听见冷笑道:“谁又来骗你呢?老实对你说,这种不露面的调查工作我是不愿干,前天我同几个朋友到一座桥上算过命,瞎子先生说我身强杀旺,是个出将人相的命,所以我同班长商量要组织个军队,我做司令兼军长,我那时腰系大刀,足穿长皮靴,走起路来阁,阁,阁……”

鸣斋先生渐渐不相信他了。

直到鸣斋先生死后,承德因为婆婆太老实了,他说一句便相信—句,未免也没趣,所以常常朝着我吹牛。他也了解我的心理,知道我不很信任他说的话,因此他常拿出证据来给我看,有时候是一些样品,说是他托朋友定了这许多货色哩,有时候也拿些日本点心回来,说是班长太太亲手制了送给他的。其实样品可以向经售的商人索妮即不定货也不打紧的,至于日本点心,北四川路一带更加多的是,安知他不是自己出钱买来的呢?但是我当初不明真相,心里还是半信半疑的。

因为他欢喜吹牛,人家不知他的真相,以为他真有什么路道,所以常来找他帮忙,他不问自己能力够不够,只是欣悦地满口答应下来,仿佛在发泄自己幻想的权力欲似的,结果自然是没有一样管人家弄成功的,反而耽误了人家的时间,自己也招惹不少麻烦。譬如说有一次我同他到我的一个朋友家去,朋友托我能否设法代买一张船票,那时候买船票是极困难的,我当然没办法,但是他却接口说了:“这个便当,我叫宪兵队替你出一张证明书,要买头等就是头等。”我知道他的为人,便忙阻止说:“我看这些事麻烦宪兵队也不便当吧。”他偏要说:“便当的,便当的,我在宪兵队里是闲话一句。”我的朋友见他如此豪爽,心里还怪我不肯帮忙,便把票价及市民证都交给他了。后来一两天没下文,我催着他,他便说:“班长到南京去了呀,只要他一到,毫无问题的。”我的朋友天天来催我,又怕我不肯白帮忙,送了许多东西来,我真觉得难受极了。如此约摸过了大半个月,我的朋友心知是绝望的了,只好另找别人,到我这儿来取回市民证去,但是,天呀,连朋友的市民证也不知道给他丢到那里去了。后来我只得模抱歉竖抱歉的把票价还了他(这票价也是我垫出来的,他交给承德的钱,早已给承德用掉了)。朋友为了失去市民证,登报声明后再补领,不知费掉多少气力,又耽搁时日,我想起来多么难为情呢?

他的话想来愈不可靠了,现在我听别人说话,每当人家说完一句话,我总要问一句:“真的吗?你真答应我了吗?”人家不明其故,常怪我太不信任,便说:“我几时又曾骗过你呢?”其实我是给承德上当惯了的,所以心里老不安。就是看一次电影吧,他叫我马上到戏院门口去找他,说是他已经买好票等在那儿了,可是等我赶到戏院时,那里又有他的影子呢?于是我左等右等,直到电影开映了,他还是不来,门口站着的岗卫都瞧着我,我一直等到电影快完毕……唉,多难受呀。

后来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了,他只好去骗孩子。有一次我同小女儿走过一个正在建造的教堂门口时,我的小女儿用手指着它道:“妈妈,我们不久要到这新屋子里来住了。”我说:“这是教堂呀,怎么好住人?”她撅着嘴巴不信道:“不,爸爸告诉过我,这是我们造的新屋子,造好了就给国国住的。”我听着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但是生活却是铁一般的事实,不是空中楼阁可以塔下去的,他不负责任,没有信用,我们不能继续共同生活下去了,还有,他早就勾搭上了那个仇莲华,我不能再忍耐,我们终于分离了,二个女儿跟着我,儿子是传宗接代的,便归他家去抚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