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苦难一点点串起来的
沈寒一陽一
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每天就看大人们在烈日下插秧干活，打水有时候还要走几里山路。后来父亲部队转业，支持大三线建设到了地方的一个企业。我就生在这个地方，那里很荒凉，我们一家挤在一种叫“干打垒”的屋子里。而我两个姐姐还呆在农村，不能过来。
父亲一个月几块钱的工资，母亲没有工作，而我们在这里什么都没有，我们住的是厂里的宿舍，一天有时候只吃两顿饭。三岁的我经常饿得直哭。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很想吃馒头，非缠着父亲给我买，父亲火了，当场就给了我一巴掌，我当时就躺在地上放声大哭，再也不肯起来。
母亲来了，这是我印象中父母第一次吵架，母亲心疼地扶起我，对我父亲说道：“你打他干什么，他只是个孩子，肚子饿了要吃东西，有什么错？”父亲铁青着脸，说道：“拿什么给他买吃的啊？”母亲很生气道：“你怎么这么没用，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心疼。”说完，带着我去找父亲单位的领导，车间主任给我们家做了个箱子，后来母亲就开始卖雪糕了。
母亲天天早出晚归，推着箱子到处卖雪糕，我经常跟在后面，渴的时候母亲就给我根冰棒吃，她自己却从来没有吃过。“一妈一，你怎么不吃啊？”母亲擦了擦额头的汗，笑道：“一妈一不喜欢吃。”
晚上回家的路上，我经常要母亲背我，母亲一边推着车，一边笑着问我：“那你以后怎么感谢我啊？”我想了想，说：“等我长大了，买个小轿车，嘀嘀呜呜带你去北京玩。”在我看来，小轿车和去北京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了。
母亲听了这些，笑了，说：“我儿子的嘴真甜啊，来，我背你。”然后我就幸福地趴在母亲的背上，闭着眼睛，小嘴还嘀咕道：“嘀嘀呜呜，到家了吗？”母亲接道：“没有。”然后我又问，我母亲又这样回答。通常回到家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
在我快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住的屋子被推掉了。我们没有地方住，只好租当地老乡家的屋子住。而我的两个姐姐也先后过来了，一家五口挤在一个屋子里。
我在那个时候学会了洗碗，通常是中午吃完饭，父亲去上班，母亲去卖雪糕，两个姐姐去上学，只剩下我洗碗。我个子很矮，还得找个小凳子，踩在上面才把碗洗干净。有时候，还要把买回的菜分类摘一摘，洗一洗，等母亲晚上回来做。
有一天，父亲和母亲抱回了一台小黑白电视。我高兴地大叫：“我家也有电视了，我以后也可以在家看电视了。”母亲一摸一着我的头，说道：“这可是你爸辛辛苦苦加班干活干出来的。”父亲望了望母亲，笑道：“还是全靠你，天天在外面风吹日晒的。”
在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我们终于住进了平房，有一个厨房，一个客厅，一个卧室。母亲依旧每天卖雪糕，而父亲有空的时候，也自己搬个箱子坐在那里卖雪糕，我们三个孩子作业做完后，也经常帮着卖。
后来，母亲找到一份清洁工的工作，每天扫家属楼。那时，我最讨厌的就是帮一妈一妈一扫家属楼，到了星期天，父亲就对我们三个小孩说道：“你一妈一累了一天了，你们三个明天帮她把地扫了。”我虽然很不情愿，但看着父亲严厉的眼神，又不敢说什么。
早上5点，我们就爬起来，三个人就把范围分好，一人负责15栋楼，我总是被分到最好扫的地方，可我还是经常偷懒，上到7楼，不是每个楼梯都扫，只是挑脏的地方扫。我的两个姐姐勤快得很，扫得很干净、很认真，于是第二天我会提出和她们交换地方扫。
后来父亲知道了，打了我一顿，说我太懒，母亲把我抱在怀里，说道：“一陽一陽一，你要记住，做人一定不要偷懒。”我虽然不明白这些道理，但我知道，我要是扫得不好，父亲就会打我，所以我每次也扫得很认真。那时在我心里，每天能够不扫地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为了更好地卖雪糕，家里买了个冰柜，母亲就用冰柜卖雪糕，也不再到处转了。找个比较繁华的地方，坐在那里卖。我们放学回家的时候，就帮着卖一会，换母亲回家吃饭。
晚上，我们一家人就推着冰柜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有个特别大、特别长的陡坡，这时，非要我们一家人齐心协力将冰柜推上去。于是，父亲在前面拉，而我们四个就在后面推。推上坡以后，我总是把手拍拍，露出胜利的样子。
日子每天这样充实地过着，我并没有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只是经常晚上看见父母在灯下小心地算着每天的账，盘算着以后的日子。要知道，我家可就父亲一个人有这里的户口，所以我们买东西，上学交的学费都要比别人多。
懂事的我们只有拼命地学一习一，我的两个姐姐在学校名次都是前几名，而我小学毕业时，数学考了100分。我们三个都上中学了，我和二姐在一个年级，大姐在初三。父母经常去厂里新盖的楼房转悠，准备也买一套，在夏天搬进去，我憧憬着那个夏天。
可就在那个夏天，病魔夺走了我的父亲。我们三姐弟匆忙跑到医院时，父亲已经永远地被白布盖住了，母亲在旁边哭得死去活来，我的泪水也像决了堤一样，一家人就坐在医院里使劲地哭，所不同的是，父亲已经和我们属于两个世界了。
我们被别人搀回了家。当厂长问母亲有什么困难时，母亲哭着说：“我会把他们三个带大的，直到他们参加工作。”
那时，我天天像做贼一样，逃避着别人同情或者可怜的目光，我相信我的姐姐也是那种感觉，学一习一很优秀的大姐中考失败了，只好上技校。和她理想中的差得很远，可没有人指责她，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原因。
痛苦主要来自一精一神上和现实中，我不敢听到任何人提起父亲或者爸爸等字眼，同学也有意不在我面前说起，记得有次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庭，写作文很好的我居然无法下笔，坐在座位上一抽一泣起来。同学们都默默地低下了头。老师走到我身边，一摸一着我的头，小声地对我说：“到我办公室里做吧，你可以写别的题目。”
更令我难堪的是每次交学费的时候，我总是把头埋下，不敢看任何人，是啊，母亲那么点工资，还要养活我们，哪里来的钱交啊？啊！爸爸，你在哪里啊？一性一格倔强的我把嘴唇咬着，不让自己流下泪来。
母亲让我们安心上课，她去想办法，她一次次找单位，找厂里，恳求可以减免学费，我是从来不愿意去求别人的，可看见一妈一妈一一次次和别人说好话，有时甚至哭着求别人，我的心像撕一裂般的疼，痛恨自己为什么那样不幸，其实母亲比我们承受的压力和痛苦大得多，可她从来没有气馁。
因为希望工程，我和二姐可以继续上学，可大姐的学费呢，我们的大伯特地从农村过来，说把我二姐带回去，厂里也可以让大姐直接上班。可母亲拒绝了，她用很平静的口气说：“我会让他们过得比别人好的，你们不可以带走任何一个，至于老大，我还是要让她把学上完，这样对于她的以后会有帮助的。”
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养活我们的，她一个月才100多元，还要保证我们吃得不是很差，才可以长身一体，我和二姐当时学一习一特别紧张，也没注意这些。后来大姐哭着告诉我们，母亲经常去卖血。
我上初三的那年，我和二姐还没有户口，不能参加中考。这时，上面下来一个文件，说是可以照顾困难家属，免费解决2个户口，指标是千分之二。而且要去体检，家庭特别困难的才可以享受指标。
母亲去体检前，忽然对我们说：“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你们要好好地活着。”我吓呆了，问：“不就是体检吗？怎么会有意外呢？”母亲从身上拿出个一药一瓶，对我说：“这是我托熟人弄的，体检前一小时吞下，可以让病情看起来更严重，但副作用很大，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挺过去，说不定当时就不行了。”
我哭着跪在母亲面前，说：“一妈一，那你就不要吃啊，我们不要什么户口啊，我们只要你。”母亲笑了，说道：“傻孩子，户口很重要的，一妈一妈一没事的。”
那天我们三个都没有出去，在家里等着，母亲终于被别人搀着回来了，她说检查通过了，我们三个抱着母亲再次痛哭，母亲对我们说：“孩子们，坚强点，没有什么路是走不过去的。”
我上技校那年，厂里住房要继续交费，一次买断。而我们家因为没有人在厂里上班，听别人说可能不让我们住了。我们都很慌张，难道这里真的不属于我们吗？母亲平静地对我们说：“我来想办法。”
那一一夜，我们睡得很香，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却不见母亲，直到中午才见到母亲，看见眼前依稀的泪痕，我们惊慌地问母亲怎么了，母亲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说房子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后来才知道，母亲那天晚上跑到厂长楼前跪了一晚上，哭了一晚上，感动了所有的人，厂里同意我们继续住，钱可以先欠着。
我已经哭不出声了，母亲啊母亲，我无法想象你是怎样在寒冷的风中，把你高傲的双膝跪下，你是那样坚强的一个人，可为了我们。你忍受着一切。我只有一句话：一妈一，我会好好对你的。母亲摇了摇头，说：“我不要你们报答什么，只要你们活得很好，我就满足了。”
姐姐和我陆续参加工作，家里条件逐渐好转。而我，从来没有对我们单位说起家里的困难，有很多同事甚至还以为我家庭不错。
那天晚上我对母亲说：“一妈一，我上班了，可以养活我自己了，也可以养你啦，我再也不需要别人的救济了，我没有和新单位说我们家的情况，我不想再活在别人的同情下，我宁可苦点也不想再拿救济钱。”
母亲高兴地点了点头：“一陽一陽一，你要好好干，给自己争口气。”看着母亲越来越多的白发，我使劲地点了点头。“一妈一，我给你捶会儿背吧。”
母亲幸福地闭上眼睛，说：“好。”我一边捶着背一边问道：“一妈一，你还记得我小的时候说的话吗？”“当然记得，”母亲笑了，说道，“你说要开车带我去北京，我要等到那一天的。”
“是的，一妈一。我会有那么一天的！”母亲忽然说：“嘀嘀呜呜，到家了吗？”我笑了，说：“没到。”母亲又问：“嘀嘀呜呜，到家了吗？”“没有。”“到了吗？”“没有。”
等我说到家的时候，母亲已经很安详地睡在了我的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