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队这两天忙著出去访贫问苦,两三个人一组,到村子里去挨家访问。白天大都只有妇女在家,因此他们白天黑夜都出动,利用谈天的方式,诱导农民吐苦水。工作队员每天一次,聚集在小学校里汇报,把当天采集的材料归纳起来,加以讨论。

“老百姓还是有顾忌!不敢说话,”张励说:“他们怕封建残馀势力的报复。”

大家研究他们究竟是怕地主?怕恶霸?韩家坨的几个地主,只有很少的土地出租,专靠吃租子是不够生活的。他们家里都有人在城市里做小买卖或是教书,经常的往家里带钱,贴补家用。地面上也有几个“混混”,却没有一个够得上称恶霸的。干部里面的李向前,从前就是个“二流子”,但是他现在既然改邪归正了,当上支部书记,自然没有人去翻地的旧账。沦陷时期当甲长

的两个人,都是被逼,乡公所里来了公文,指名派定的。不但没有得到什麽好处,而且送往迎来,供应日伪军队,赔累得非常厉害,卖了田又卖了房子。这些情形,村子里的人也都知道得很

清楚,因此也并没有把怨毒结在他们身上。

访贫问苦的工作继续进行。这些工作队员秉著年轻人的热诚,用出了最大的力量,像施用人工呼吸一样,按揿著肚子把水挤出来;苦水终於陆陆续续吐了些出来。

最普遍的控诉是说去年秋收以後,四乡竞赛提早交粮,村干部只想夺红旗,拚命催著要大家快点缴上去,拿罚修公路作为威胁。後来索性乱打乱捕人。有一个贫农韩得禄被逼得没有办法,哭了四次。又有许多人给催逼得,谷子还没到收割的时候,就把谷种卖掉了交粮。

又有些人诉说干部私心,“做负担”的时候不公平。又有几个人吐露,去年接连的遭了火灾和虫患,损失五成以上,本来已经报荒报了上去,应当可以准许减征公粮,干部又左说右说,逼著他们自动“请求免予减征”。

工作队员们挤苦水的时候非常兴奋卖力,等到汇报的时候又觉得为难起来。都是这一类的琐琐碎碎的怨言,十分严重的话当然也没有人敢说;都是对干部表示不满,而对地主都漠然。

“这里的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不深。”刘荃作了这样的结论。

“什麽地主的仇恨不深?实在是他们的政治觉悟的程度不够,所以对於被地主剥削的事实并不感到愤恨,”张励说:“而你们只看到表面,就武断的认为他们对地主的仇恨不深,这正证明了你们对政策理解的程度不够。”

于是大家又作了详尽的检讨与反省。

李向前向工作队提出一个意见,每天中午用大锅煮“斗争饭”吃,工作队和干部民兵一同吃吃,叫起人来比较方便,省得满处去找。反正粮食是现成的,是春上清匪反霸的斗争果实,由农会保管著。

“那是人民的财产。”刘荃立刻说:“不应当由我们来享受。”

黄绢向来不大说话的,这次也说,“本来我们下乡应当‘三同’,”她是指同吃、同住、同工作。“现在我们不下地工作,已经不对了,再要吃得比别人好,未免太说不过去。我住的那家人家是个赤贫户,就靠吃些豆皮麸皮糠皮过日子,从来没吃过什麽正经粮食。”

被分派在赤贫户家里的,不止她一个,也都是跟著吃糠,自然也有人急于想换换口味,就和她辩驳起来。“不下地工作,那是因为时间上不许可——这次土改是有时限的,要尽早的完成它。其实是经济时间,大家在一起吃‘斗争饭’倒也是一个办法,干部民兵都会齐了,叫人有人。”

一时大家议论纷纭。

“同志们是来帮助老百姓闹斗争的,”李向前说:“就是吃老百姓两顿饭,也是应该的。”

“那麽难道说,不吃,就不斗争了?”黄绢说。

张励是支持她的。他说:“吃得太讲究了也的确是不好,要照顾到影响。”

“斗争饭”的建议就榈浅了。但是不久他们又发现,因为农会的谷仓设备不大好,经过一个炎热的夏季,谷子都发热,变红了,也有的发了芽。这样看起来,也就没有理由反对拿点出来吃吃。于是就在小学校的院子里砌起大灶来,每天给工作人员做一顿午饭。后来一度有谣言说李向前和农会主任串通了,大批的盗卖粮食,都报销在斗争饭上。也是因为别的干部看著眼红,所以才闹到张励跟前,但是李向前把张励敷衍得很好,因此事态并没有扩大。工作队员们也只是恍惚听见有这样的传说。

访问贫雇农的工作已经告一结束,忙著给区上写汇报,大家帮著抄录。发给黄绢的一份似乎特别长些,一直抄到黄昏后,人都走光了,只剩她一个人在那小学校的教务室里埋头抄写。桌上点著一根红蜡烛,插在泥制的烛台上。在那黄昏的烛光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那白粉剥落的墙上贴著一张石印的孙中山先生像,一张彩印的毛泽东像,每一张画像的两边都贴著两条白纸标语,像对联似的。对面墙上又高挂著两只大红色的腰鼓,那铜匝铜钉微微的闪出金光来。小学生的作文,写在绿丝格的竹纸上,高高下下贴了一墙。

张励走了过来,说:“我们突击一下吧,我来帮你抄,今天晚上抄好它,明天一早派人送去。”

他站在黄绢背后看她抄到那里,手里拿著顶帽子不住的指著,一半也是替她扇著。他虽然是出于好意,但是他一下一下的扇著,那蜡烛的光焰一闪一闪,跳动得很厉害。黄绢只管把眼光注视在纸张上,不由得一阵阵的眩晕起来。她心里觉得十分不耐烦,但是极力忍耐著,搁下笔来,把草稿分了一半给他,又把烛台往那边推了一推。但是他并没有坐到那边去,依旧挨著桌子角站著,不经意的把那一叠稿纸竖起来在桌面上托托的敲著,慢慢的把那一叠子稿纸比齐了。

“你好好的往下干吧,黄同志,”他笑著拍了拍她的肩膀。“我一直在观察你,你表现得非常好,今天在会上发言,思想性也很强。你是候补党员,等我回去反应上去,应当可以提前准许入党。”

他的手就此按在她肩膀上了。黄绢只管继续抄写著,头也没抬,却在挪动纸张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把身子一偏,让了过去。“我是很虚心学习的,可是我觉得我并没有什麽突出的表现。”她微笑著说。

“要求突出,那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看法。”他一面说著,已经把她按在纸上的左手握在手里,但是又被她挣脱了。她只管低垂著眼睛,眼窝里簇拥著那长睫毛的阴影,腮颊上的红晕一阵阵的深起来。

“你瘦了吧?怎麽会刚巧把你派到一个赤贫家裹住著,”他俯身望著她,蜡烛的火光离他的嘴唇很近,现在那火焰是因为他的言语而颤抖著。“给你换一家中农吧,调剂调剂。”

“那又何必呢?我们下乡来又不是为了享受,吃这一点苦算得了什么。”

“吃苦也得一步步的练习著来,自己的健康也不能不注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哪。”他又抚摩著她的手,并且渐渐的顺著胳膊往上溜。

这一次她很突兀的把手一缩了回去,跟著就往上一站。“我去多叫几个人来帮著抄,可以快一点。”她红奢脸,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一面说著,已经向门外走去。

“叫校工去叫去。”他高声喊著:“老韩!老韩!”

没有人答应,只听见一间间的空房里嗡嗡的发出“韩!韩!”的回声,似乎更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不用叫他了,我自己去,反正我也要回去吃饭去。”她匆匆的说,人已经到了院子里。

她回到村子里,动员了好几个人来。她自己先去吃饭,吃完了饭,才邀了一个女同志一同来到庙里,那时候大家七手八脚,也已经抄得差不多了。张励的态度也依旧和平时一样,和她们随便谈笑着,在和悦中带著几分庄严。完工以后,大家一同打著灯笼回到村上去。

但是第二天中午大家聚集在一起吃斗争饭的时候,他忽然捧著碗踱了过来,正著脸色向黄绢说:“黄绢同志,你这种作风不大好,要注意影响。”

黄绢倒呆住了,还以为他是指昨天晚上的事,想不到他竟有脸当众宣布出来?

“把苍蝇捞出来也就算了,你把这一碗粥都糟蹋了,”张励拿筷子指著她搁下来不吃的那碗粥。“这样浪费人民的血汗。我记得你是第一个反对吃斗争饭的,认为太浪费。这正是知识份子好高骛远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张同志,你这话太不科学了,”黄绢红著脸气烘烘的说:“苍蝇是传染病菌的,连小学生都知道。”

“苍蝇在粥里熬奢,早已死了,病菌还能生存著么?你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洁癖。”

“我亲眼看见它掉进粥里,还活著呢,”黄绢又端起碗来用筷子把那苍蝇挑给他看。

“这算什麽,人家农民还不是照样吃,凭什麽你的性命比农民值钱?”

两个人一个大声指责,一个大声抗辩,许多干部和民兵都在旁边看热闹,张励也觉得有些不妥,随即微笑著说:“自己同志,跟你提意见是好意,是要帮助你进步,你这样不接受批评,态度实在不大好,应当提出来在小组上讨论。”

当时刘荃非常替她不平,但同时也稍稍觉得有一点诧异,因为她今天不知为什么火气这么大,一开口就和张励顶撞起来。

她后来也懊悔她太沉不住气,明明知道是斗不过他的,即使大胆暴露他昨天的暧昧态度,也不会得到组织上的支持,徒然毁了她白日己的前途。

那天他们小组开会,把她批评得体无完肤。这些人虽然都是天真的青年,为情势所逼,不能不顾到白曰己的前程,彼此之间本来就竞争得很厉害;既是示意叫他们抨击某人,当然加以无情的围剿,正是一个邀功的好机会。隔了好几天以后,还又有人在会上提出来质问:“那天开完会以後,曾经有人看见黄绢同志跑到野地里去,哭了一场。可见她表面上装作接受批评,心里还是不服。”

有片刻的寂静。然後黄绢微笑著说:“是有这么回事。我是因为大家对我这么关切,这么热心的帮助我进步,不由得感动得哭了。”

这样,总算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了。

这两天工作队员天天参加干部会议,在合作社里秘密开会,酝酿斗争对象。这一天正在开会,忽然有人嚷了起来:“有奸细,有奸细!”

“是韩廷榜!”

“是他!我看见他在门口探头探脑的!”大家嚷成一片。

当下就有几个干部跑出门去,把那地主韩廷榜架了进来,又喝骂那守门的民兵不管事。那韩廷榜是个高个子,黄瘦面庞,高鼻子,细眼睛,头发留得长长的,已经有几茎花白的了,正中挑著头路,两面分披下来。穿著一件白夏布长衫,蓝色帆布鞋。

“韩廷榜,你来干什么?”李向前大声喝问。

“我来见各位主任有话说,看见同志们在这儿开会,没敢进来……没敢进来。”他不住的点著头哈著腰笑著。

“你有什麽话说?”张励说。

“我是来献地的。”他想挣脱一只手,往口袋里掏地契,结果由别人代他掏了出来,把那小布包呈了上去。

张励取出里面的地契来看,一面笑著说:“他们地主献地有三献,献坏、献远、献少。”

李向前也凑上来看,说:“这还不是拣的他最坏最远的几亩旱地,拿来糊弄人。”

“原则上不应当拿他的。这地是应当还给他的佃户的,他不能拿别人的地做人情。”张励把几张地契仍旧用那块白布一裹,掷还给韩廷榜。

“去去去!”李向前吆喝着:“快走!还不是借著献地来打听消息的!”

众人把韩廷榜叉了出去。当下继续开会,张励使问起韩廷榜的出身与历史。这人祖上传下来有四十来亩地,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在城里读过几年中学。後来经亲戚介绍出去,在外面混小差使,因为人太老实,也没捞到什麽油水,而且後来被人排挤,终於还是铩羽回来。但是家里人口多,负担重,所以每隔一两年的工夫,也仍旧要到北京去一趟,托他丈人替他谋事,照例总是在丈人家里住一两个月,就又无可奈何地回来了。这一向看看乡下情形不对,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他半个月前就想溜,预备留下老婆孩子,一个人逃出去投弃他丈人。但是这时候村口上已经查得很紧,他被民兵截留了下来,送到村公所去盘问了一番,依旧放他回去,只是此後就加派了几个人看守着他家前后门。

这时候干部会议里又把他提出来讨论,是否应当早一点把他扣起来。同时又怕他会把地契藏匿起来或是销毁掉,决定提前叫他的佃户去跟他算账,去问他把地契要了来。

一共有五个人种著他家的田,都是老佃户了。农会把他们叫了来,教了他们一番话,叫他们去索取地契。他们只管笑著答应著,一个眼不见,就少了一个人,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剩下的几个说是去找他去,一个个的也都溜了。干部们等来等去,等得焦急起来,再派人去找,原来他们几个人都下地工作去了。

李向前、孙全贵气得直骂:“这些人死落后,真拿他们没有办法!”

“一步一步来嘛,别著急,”张励说:“搞工作总不免有碰钉子的时候。”

又把几个佃户叫了来,反覆晓谕。佃户们终於到韩廷榜家里把地契要了来,但是并没有经过算账的手续,也没有给他难堪。农会事後一调查,非常不满。再开干部会议,孙全贵就在会上发言,说:“咱早就说了——闹不起来的!又没个大地主,贫雇农倒有一百六十多户,一个人才能分多少地?闹个什么劲儿!”

李向前也说:“一家分不到一亩地,眼看著人家富农中农,三十亩地,动都不去动他,怎么不眼红?要分就都拿来分了——不是我说!一家闹上两亩地种种,谁不乐意,不怕老百姓不起来!”

工作队员起初都沉默著,後来就有人吱吱喳喳议论起来,终于由刘荃开口说:“这是违反政策的。”

又有人用比较缓和的口吻说:“斗争对象多了似乎不好。”

“应当缩小打击面,”黄绢说。

“我们不能死抱著条文,”张励考虑了一会之後,这样说了:“各地的人口与耕地的比例非常不一样,所以根据土地多少来划分阶级,也不能有硬性的规定。过去划分的阶级也可能有不正确的,尽可以提出来重新讨论。”

他再向干部们一解释,一时大家都活泼起来了,七嘴八舌发言的人很多,提出许多人名来,认为都可以划入地主阶级。

一向从不开口的支部宣传夏逢春也兴奋的说:“韩长锁那小子,别看他地少——一个青少年,三亩好水地哪!去年还娶了老婆!”夏逢春是个老实人,跟在李向前孙全贵后头转,当了一年多的干部,连一个老婆都没混上,到现在还是打光棍。

妇会主席也开了口:“老婆还穿著新棉袄哪!”

当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拟出一张单子来。前三名里就有唐占魁的名字。唐占魁虽然没有佃户,也雇不起长工,在农忙的时候却雇过短工。村子里有好几个人都给他打过工。农会就把这几个人找了来,发动他们斗争唐占魁。

几个雇工都有点怯寒,内中只有一个冯天佑比较胆子大些,敢说话。

“唐占魁倒是……待人还厚道,”他迟疑的说:“同志们面前,咱不敢瞎扯,咱有一句说一句。替他家干活,他们自己吃什么,咱也吃什么,给起工钱也爽快。”

“你别这么傻,自己给人家剥削了去都不知道,还拿人家当好人,”李向前说:“你不想想,他不剥削穷人,他哪儿来的那些地?”

“那是他们一家子齐心,这几十年来都是不分男女,大人孩子都下地干活,甚至他爹在世的时候,七十多岁还下地去。”

“你别这么死心眼儿,胳膊肘子朝外弯,不帮著自己穷哥儿们,倒去护著那些骑在穷人头上的人。”

“不是这麽说,李同志。人不能没长心,老唐对咱不能算坏,那年咱死了爹,自己家里叔公叔婆都不肯帮忙,还是他借的钱买的棺材。”

“原来是这样,”张励岔进来说:“他这麽一点小恩就买住你的心了!”

“别这么傻了,”李向前说:“这一点小恩小惠算得了什么?你真跟他算起账来,他的地怕不要分一半给你!”

冯天佑听了这话,心里不由得活动起来。

李向前早已看出他脸色动了一动,就又钉上一句:“你仔细想想吧,冯天佑。不要这样死脑筋,死不肯翻身!”

“你翻身就在今天哪!”张励拍著地的肩膀说。

“现在的天下都是穷人的天下,人穷就大三辈,”李向前说:“你尽管去跟他闹,他欠你的工钱你去跟他要回来。放心,有政府给你撑腰,”

冯天佑只管低著头不作声,同来的两个佣工却嗫嚅著,断断续续的说起话来,说唐占魁少算了工钱给他们。

“你听听,你听听!”李向前对冯天佑说:“人家都说出来了,只有你一个人护著他,甘心做他的狗腿子。”

“准是给他收买了,”张励随即追问:“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没有的事!谁要是拿了他什么,左手拿的烂掉左手,右手拿的烂掉右手。”

“那你怎么不说实话?”

磨了半天,最後冯天佑也期期艾文的说,唐占魁借给他的钱,是阎王债,利上滚利,后来几年替他挑水、垫土、修渠、碾麦子,碾黍棒,统统都是白做的。

刘荃在旁边看著,心里像火烧的一样,给张励连递了两张条子,张励约略看了一通之后就揉成一团,往裤袋里一塞,并没有什么表示。刘荃自己心里想著,他是住在唐占魁家里,也许倒不能不避一点嫌疑,要不然,甚至於会有人说他也是被收买了。但是後来实在忍不住,还是说了一句:“张同志,我认为用这种方式发动群众,并不能鼓励群众说实话。”

“你这话是什麽意思?”张励冷静的望著他说:“我们一天到晚说发动老百姓,老百姓真的起来了,难道我们又给他浇冷水?”

刘荃顿了一顿,正要再开口说话,张励又厉声剪断了他:“刘荃同志,你这阶级路线走错了,你自己先去反省一下,你这问题我们过一天再讨论。”

他这两句话分明含有一种恫吓的意味。刘荃默然了,其馀的工作队员看了他的榜样,更加谁也不敢作声。

那天散了会出来,黄绢就赶上来轻轻向刘荃说:“实在太不民主了!”

刘荃起初沉默著,没有说什么,然後他突然愤激的向她说:“你看今天这情形,谁要是有一句异议,简直就是地主的狗腿子!”

“算,算,别说了!”另一个队员走过他们身边,低低说了一声:“让人家听见了,又要说我们‘开小会’。”

黄绢也就悄悄的走开了。

刘荃缓缓的走著,一个人落在後面。他有点怕回家去,他不愿意看见唐占魁家里的人。看见他们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透露一点消息,自己觉得实在太虚伪。但是更不能告诉他们什么。那不但违反纪律的事,而且犯了最严重的‘破坏土改’的罪名,有被处死刑的可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完全与事无补。他们无处可逃,也逃不出去。

他这样想著,心里有点惘惘的,顺著脚走著。不知不觉的就绕了一条远路回去,仿佛多挨一刻也是好的。沿著这条路走过去,远远的就看见那边一个小河沟,沟边生著高高的一棵金色的柳树,夕阳正照在那枯黄的柳枝上。这两天已经不听见蝉声了。

那小河沟上搭著一块石板桥,有人蹲在石板上洗衣服。刘荃起初也没注意,走到近前方才觉得那紫花布衫裤有点眼熟,一看那背影就知道是二妞。他不由得呆住了,但是脚底下一直不停的缓缓往前走著,倒已经走到河沟旁边。

二妞正低著头拿著根棒槌舂著衣裳,时而抬起一只肩膀来擦一擦脸上溅的水沫。她那紫花布袖子卷得高高的,露出那金黄色的圆圆的手臂。刘荃站在水边,离她没有几步远,但是没有朝她那边看去,只望著那沟里的水,那混浊的水夹著草屑,流得很急,又夹著一缕缕厚腻的黄泥,就像鸡蛋清里的一缕缕蛋黄一样。

这水虽然黄浊,究竟人影子倒映在里面映得出的。二妞早就在水里看见了他的影子,故意装作不知道,看他是不是和她打招呼。没想到他老是呆呆的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她起初觉得诧异,渐渐的也不知道怎麽,脸上一阵阵的红晕起来,手里仍旧一下一上的舂著衣裳,也有点心不在焉的。

她突然嗳呀了一声,那棒槌一下子滑到水里去,的溜溜转著,顺著水流走了。她只管望着它发呆,但是她这样嗳呀一声叫了出来,倒把刘荃惊醒了。他立刻跨到水里去,急急的走了两步,俯身去捞。这水虽然很浅,水势却很湍急,他的动作又太急遽,身体一连摇晃了几下,几乎栽了下去。但是总算把那根棒槌捞了回来。

二妞在石板桥上已经立起身来,站在那里一声不响。等到他上了岸,看他裤脚上的水像牵线似的往下流著,她呵哟了一声,直说:“你瞧,你瞧,”她自己手里捧著一团湿衣服,那衣服上的水也是牵线似的往下流,正淋在脚背上,她却没有觉得。

“不要紧的,没关系。”他把棒槌递给她,一面自己弯下腰去拧绞裤脚上的水。湿透了的裤子已经变成了深灰色。

“这怎麽办,”二妞皱著眉说。她也像一切北方乡村里的人,对於雨与水因为生疏,总仿佛怀著一种恐惧。衣服弄湿了似乎是很严重的事。“又没的换,那一套我刚洗了。”

“没关系,没关系,一会儿就乾了。”他向她点了点头。“那我先回去了。”

这一次他倒是走得很快,一半也是因为那潮湿的裤子冰凉的裹在腿上,非常不舒服。太阳下山了,一阵阵的风吹到湿衣服上,很有几分寒意。而且脚上那双橡胶鞋,糊上厚厚的一层淤泥,在地上一走一软,就像云里雾里似的,很不对劲。

进了圩子,在那小巷里遇见两个工作队员,是他的同学。

“你怎麽回事?”他们吃惊的问:“掉了河里去了?”

他含糊的笑著点了点头,假使据实告诉他们,说是帮著一个村子里的姑娘捞棒槌,一定要被他们大大的取笑一番。

“怎麽会掉了河里的?”

“一个不小心栽了下去,幸亏水浅。”他随口回答著。

“真是笑话,人家地主没投河,你这土改工作队员倒投了河!”

大家笑了一会,各自走散了。

他回到唐家,唐占魁的女人一看见了他,也是惊异的问:“怎么了?”

他很可以告诉她实话,但是他一直有这感觉,觉得她对於这女儿防范得很厉害,只要是个穿制服的人,一走近她女儿,她就惊慌起来。当时他也没有仔细思索,就随口答了一句,说是在河边上没站稳,滑到水里去了。

“嗳呀,没摔著吧?”她说:“快到灶跟前烤烤,湿衣裳穿著要生病的。”

唐占魁从田上回来了,放下锄头,就去揭开水缸盖,舀了一瓢水喝了,然後又舀了一瓢,含在嘴里喷在手上,两只手互相搓著。

他女人就告诉他刘荃跌到河里去的事,他只是随口答应著,仿佛并没有听见,只管慢慢的搓洗著两只手。洗完了就在他身上那件白布背心上揩擦著,背心上擦上一条条的黄泥痕子。

他女人也就沉默下来了。刘荃站在灶前烤火,不安地挪动著他的脚。橡胶鞋里汪著的水嗤咕一响。

唐占魁从那土墙上凹进去的一个窟窿里取出他的旱烟袋,伸到灶眼里点著了,抱过一张板凳,坐下来抽烟,身体向前伛偻著,直著一双眼睛,仿佛非常疲倦似的。

今天他和他女人有过一番争论。因为这两天村子里空气很紧张,谣言非常多,许多富农中农纷纷的都去献地。唐占魁的女人也恐慌起来,劝他把地献出一半。他只是不作声。

“有什麽办法,赶上这个时世,”他女人说:“你心疼我难道不心疼,地是一亩一亩置的,倒要整大块的拿出去——”说著,不由得哭了起来。

她又说:“唉,不是我说你,真是何苦阿!一辈子舍不得吃,就想买地。去年春上为买耿家那块地,还拉上那么个大窟窿,欠上二百斤粮食到现在也没还!”

她一面数落著,拿出他们收著地契的那只木头盒子,又伤心起来,说:“早先那时候,这些地契就拿一块破布包著。后来买的多了,拿张桑皮纸包著,再包上个小包袱。后来你做了这么个匣子,我就说:“算了,咱又不是什么财主人家,红木匣子装著地契。”都是这匣子防的,不是我说!”

他只是坐在那里不开口。她再逼著他到合作社去献地,他站起身来,拿起锄头来扛在肩膀上,就下地去了。

这时候天黑了,他回来了。他女人心里想著,趁著刘荃在这里,应当设法向刘荃打听打听消息。因此在一阵沉默之后,她就开口向她丈夫说:“唉,这两天村子上的话是真多,也不知信谁的好。我说二妞他爹,你也不用发愁,反正没咱们的事,咱们苦了这半辈子,就算落下这几亩地,也还没吃三天饱饭哪,哪儿就斗到咱们身上?”她嘴里和她丈夫说著,却把眼睛望著刘荃。

刘荃背著身子站在那里烤火,并没有接这个碴。

那女人又向她丈夫说:“刘同志不是跟你说过吗,叫你放心,没咱们的事。”

她本来想他们夫妇俩一递一声的谈讲著,好引著刘荃说话,但是唐占魁是个实心眼子的人,根本就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她向他使眼色,他也没有看见。他只是默默的坐在那里吸烟。她自己说上一阵子,始终没有人答碴,只好不言语了。

这时候二妞洗完了衣服回来了。唐占魁的女人一面揉著面粉,就又把刘荃失足落水的事当作一件新闻告诉她。二妞听了,不由得噗嗤一声笑了起来,同时就向刘荃看了一眼。刘荃心里正是苦闷得厉害,但是看她这样笑嘻嘻的向他望了过来,也只好勉强报之以微笑,两人的眼光遇到一起,二妞大约觉得他们共同保守著一项秘密,她把脸别了过去,倒越发忍不住嗤嗤的笑了起来。

“笑什麽?”唐占魁伛偻著坐在那里抽烟,猛然抬起头来大声问。

刘荃看见他瞪著眼向二妞望著,倒不由得有点著急起来。

“没什么。”她更加笑不可仰。

“傻孩子,”他皱著眉抡起旱烟袋来,用烟袋锅在她头上卜的敲了一下。

二妞偎在他身边,把头抵在他肩膀上,用力揉搓著。她今天仿佛特别高兴,对於她父亲也突然像是爱恋得无法可想。

“这麽大的人了,也不怕人家笑话。越大越傻了!”唐占魁咕噜著说,一面抚摩著她的头发,同时无缘无故的却叹了口气。

刘荃越是看见他们那融融——的样子,越是心里十分难受。

不久就吃晚饭了。饭後,唐占魁的女人在一只木桶里洗涤碗筷。二妞把桌子擦乾净了之後,便到院子里去,把她今天洗的刘荃那套制服收了进来。晾在外面,虽然还没有干,已经不是那麽水淋淋的了。她把那衣服铺在桌子上、用手抹平它,重重的抹着,使那灰蓝色的布平滑得像烫出来的差不多。

刘荃站起身来,拿起一只灯台,走到灶前去,凑在灶上挂著的一盏灯上点亮了它,影影绰绰走进自己的房间。他想早一点睡觉,可以避免和唐家的人谈话,他坐在炕上,才解了两颗纽子,忽然听见唐占魁的女人在外面喊了一声:“刘同志!有人找你!”

“是谁?”他一面扣著钮子,走了出来,在那昏黄的灯光里,突然觉得眼前一亮,看见黄绢微笑著站在灯前,两只手抄在口袋里,斜斜的站著,更加衬托出她那纤窄的身材,那微尖的圆脸,那幽深的眼睛。在灯影里,她那长长的眼梢也显得特别的深而长,那红嫩的嘴唇上的一道薄棱也非常好看。

“你们吃过饭没有?”她问。

“刚吃过,”刘荃笑著说:“请坐请坐。”

“这位同志贵姓呀?”唐占魁的女人搭讪著说。

“我姓黄。这是你们的姑娘吧?”她把一只手搁在二妞肩上。

二妞把头低得更低一点,继续去抹平那桌上铺著的衣裳,非常专心的样子。

“你叫什麽名字?”黄绢俯下身去望著她。

二妞依旧眼睛向下注视著,只在嘴角泛起一丝微笑,但是脸上红红的,那笑容显得十分勉强。”叫二妞,“她母亲代她回答:”今年都十七了,还是一点也不懂事。“

“这是你客气的话,我一直就看见她顶活泼。”黄绢忽然注意到刘荃的两只糊满了黄泥的鞋子,不禁咦了一声,说:“你上哪儿去的,淌水来著?衣服也湿了。”

“就是刚才回来,在河沟旁边走著,一个不小心,掉了下去。”刘荃嘴里这样回答著,也不知道怎麽,就像是有点心虚似的,那眼光不由得就向二妞睑上瞟过来。二妞这是第二次听见他这样说了。这一次她不但没有笑,而且似乎非常不高兴。她那短而直的头发在面颊上被下来,遮住了半边脸,但是依旧可以看出她那腮帮子鼓绷绷的,眼光也非常沉郁。刘荃看见她这神情,心里想著“你这生气得实在没有理由。怎麽见得我是怕她,不敢说实话。我刚才对你母亲是这样说,现在当著你母亲,不见得能够改口,说是下河帮你捞棒槌,弄湿了衣服鞋子。”他虽然这样想著,但是心里还是有点惭愧,他对二妞总觉得是对不起她。

黄绢走到里间的门口张了一张,笑著问刘荃:“这是你的屋子?”

“对了。你进来瞧瞧。”

她一走了进去,立刻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摺叠著的信纸,打开来递到他手里。“我写了封信,”她轻声说:“你要是同意的话,也把你的名字签上。我希望多找几个人签名。”

刘荃把油灯拨亮了些,匆匆把那封信看了一遍。看了一遍之后,又看第二遍。他唯一觉得安慰的就是信尾只有她一个人的署名,可见她还没有拿去给别人看?br>“我当然同意的,”他说:“不过我认为你这封信不能寄。”

“我也知道随便写信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黄绢微笑著说。她靠著桌子角站著,伸著一只食指在油灯的火焰上划过来划过去,试验烫不烫。

“而且一定没有用的。我们不是党员,我们没有组织关系,说的话不被重视。”

她突然抬起头来。“不过这儿搞得实在太不像话。我想毛主席未必知道。”

刘荃没有作声,半晌才说:“毛主席自己也说过,‘矫枉必须过正’。”

“可是总不能乱斗人,”她因为气愤,声音不由得高了些。

刘荃急忙向她微微摇了摇头,向门外看了一眼,然后轻声说:“我们出去走走吧,还是外头说话方便。”

她接过那张信纸,仍旧摺叠起来向口袋里一塞,两个人一同走出房去。

二妞正蹲在灶前拨灰。唐占魁夫妇俩隔著一张桌子坐著,一个在吸烟,一个在做活,两人的脸色都很紧张。显然他们以为黄绢今天晚上来也许与他们有关,把刘荃叫到里屋去也不知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又和他一同走了。

刘荃他们走出大门,这天晚上月色很好,那青霜似的月光照在那淡黄色的光秃秃的土墙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凄清的况味,使人不由得想起这是有着三千年的回忆的北中国。那月光十分明亮,远远近近不时的发出一缕缕摇曳的鸡啼,鸡都当是天已经亮了。他们沿著那小巷子走著,有迎大家穷得连扇门都没有,从那门洞子里望进去,小院子里黑漆漆的,土房子里隐隐透出一点暗黄色的微光。一路走过去,有时候也听见小孩的哭声,也渺茫得很,仿佛这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孩子,可能他後来活到很大的年纪,死的时候已经是两千年前了。

在那土巷子里高一脚低一脚走著,也不便说话。后来刘荃在墙根下面站住了。

“我要你答应我不要寄那封信,”他说。

她没有作声。

“真的,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地位,组织不过拿我们当群众看待。我们毁了自己也救不了别人。”

“我知道,”她终于说。

“譬如那天无缘无故的跟你找岔子。实在太没有理由了。我真火极了,可是我觉得跟他正面冲突没有好处的,我们现在只有忍耐。”

黄绢微微叹了口气:“唉!回去吧,让人看见了又说我们闹小圈子主义。”

“我送你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忽然听见一阵皇皇的犬吠声,夹杂著一阵脚步声,是排著队走得齐整的步伐。这时候他转了个弯,是土房子的后身,只看见窗户里的灯一个个都熄灭了,变成一片黑暗与死寂。他们问身在檐下的黑影中,远远看见横巷里走过一队民兵,打著灯笼,前面走的两个拿著枪,身上佩著子弹带、盒子炮,后面的几个就只看见一些白色头巾在黑暗中晃动。

“索性等一会再走吧,”刘荃轻声说。

“看这样子是去逮人的,”黄绢恐怖地说。

“不知道是往谁家去。”

东头的狗吠起来了。他们猜测著是不是到韩廷榜家。

“这些人也都是刚巧陷在时代的夹缝里,”黄绢低声说。

青黝黝的天空里高高挂著大半个冷白的月亮。看著那没有时间性的月亮,刘荃心里想他也愿意生在另一个时代。这时候他毫无理由的忽然想起他一个旧同学的故事。还是中学时代的同学,那人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和他一同参了干;他因为级位低,没有结婚的权利,一方面那女孩子已经被迫嫁给一个老干部了。

即使早生几年也好,刘荃想。不能早生几年,早几年见她也好,不至於这样咫尺天涯。

“你的家在北京?”他问。

“我一直住在北京。”

“那也说不定我们在路」遇见过好些次,大家都不认识。”

她笑了。“那很可能。”她在檐下的一个石舂床上坐了下来,用手抚摸著那上面的扶手,又把下颏搁在手背上。

“这次服从分配,也不知道分配到什麽地方,”刘荃说。

“也许我们又在新疆碰见了。”

“也难说。”

她突然在那舂床上站了起来,把手指了指巷西墙根下的一团黑影,仿佛是个人蹲在那里。

“是谁?”刘荃也吃了一惊,大声问著。

没有回答。

“是什麽人?”他走过去问。

“放哨的,”那民兵短短的回覆了一句,在地下啪的吐了口痰。

“不早了,回去吧。”黄绢说。

他们从横巷里穿过去,一抬头,又看见迎面的屋脊上蹲著一个黑影,想必又是放哨的。他们一路上都没有说话。

到了黄绢寄住的那家人家,她进去了,然后一个人走回去。他忽然又听见那齐整的脚步声,“嗒——嗒——嗒——嗒——”在他后面,渐渐跟上来了。四邻的狗又零零落落叫了起来。在那死寂的村庄里,老远的就可以听见民兵队伍里说话的声音。那隐隐的人语声与寒冷的犬吠声在他耳朵里嗡嗡起伏著,使他怀疑那仅只是他的兴奋的响声,一切都出於他的幻想。

在月光中,那黄士的甬道笔直的在眼前伸展著。转一个弯,还是那月光中的黄土甬道,永远走不完,像在朦胧的梦境中一样。而那“嗒——嗒——嗒——嗒——”的脚步声永远跟在他后面。

他甚至於有一个神经错乱的感觉,觉得他要是不回家去,改走另一条路,他们盲目地跟在他后头走着,就会找不到唐家。